一篇相当精彩的经济学

《谜团重重》：从这里，三个人拉开了论辩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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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鲁 迅

　　　　闻过则喜

　　　　　　　   　　　　　　———— 中国成语


从这里，三个人拉开了论辩帷幕…… 


时间：2004年春夏。
地点：北京，副教授家中。
人物：副教授，60年代后期大学毕业，“文革”结束后方始读研。
　　　王博士，90年代研究生，温文儒雅，矜持，踌躇满志。
　　　李硕士，90年代研究生，热情、冒失、有同情心。



副教授： 二位好！来吧，请坐。
王博士： 谢谢。
李硕士： 谢谢。
副教授： 你们面前有茶杯，请尽量坐得舒服些，这样头脑可以放松。今天天气不错，有利我们打开思路，讨论难题。
　　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讨论题目，简而言之，就是老百姓关心的“中国经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来出讨论题，可能要讨论十几天。当然，我们可不是《十日谈》，不是讲故事，而是讨论和辩难。对于学术，互相辩难很重要，辩难是拿到真理的钥匙。
　　小李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还有很多令人迷惑的地方，甚至是谜团重重，而且有不少逻辑矛盾，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谜一般”的中国经济。
王博士： 副教授，为什么您说“谜一般”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很清楚，稳定、健康而持续地发展着，没有谜，起码没有解不开的谜。虽不能说一切都很完美，但是改革的思路是清楚的，改革的成就世所公认，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也是明确的、大有希望的。
李硕士： 对不起，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同时，我还希望人们能更多地考虑一下“经济改良”四个字。其实很多中国经济情事，正是需要“改良”，而不是常常会“矫枉过正”的“革故鼎新”。这不由使人想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箴言，很多人喜欢这样。
　　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我们不能平稳前行，而总在不停地跳动。不知是为什么，我们似乎总也不能在一个“合适”位置停下来，进行微调，进行改良，好像钟摆一样，一直要达到某个“极端”方能暂时停下喘一口气，然后再跑向另一个极端。也可能，咱们中国人的脾气就是：不干就不干，一干就走极端，只有天翻地覆的改革才叫过瘾，才能使国人心满意足。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很好的“改革”之后，也应当有个改良和微调的阶段，才合乎逻辑。改革，须完全打乱旧秩序，怎么就能一下子“改”得那么合适呢？
　　何况，近年有些改革，我认为还应当重新审视一番。
王博士： 你指的是什么？
李硕士： 我认为医改、教改、房改什么的……需要变换思路。甚至可以说，需要对这些改革再“改革”一下。
王博士： 什么？改革必须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取向，若偏离这个大方向，把好不容易“市场化”了的医疗和教育再改回成“非市场化”的东西，那就是倒退了！
李硕士： 你知道在教改和医改中，中国出现了两个令人震惊的百分比吗？就是：我国正在用占世界1%的教育资源，来应对占世界25%的学生；我国正在用占世界2%的医疗资源来应对占世界20%的病人。可以说，这正是我们某种“改”的结果。　　那么，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成就到底表现在哪里呢？可能，在你们经济学者们看来，这正是我们经济改革“低成本”的优越性。但是我认为，这是代价。　25年以来，我们不仅支付了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的代价，还支付了沉重的人文代价和道德代价。这是人民为此支付的，难道就为了什么政绩工程、豪华大厦、少数人暴富、甚至是贪官污吏的“需要”而支付吗？所以我认为，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也并非那么容易断定的……
王博士： 我认为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而且非常情绪化。你的毛病是：总不能从事情的“光明面”来看问题。不充分肯定成绩，只看到缺点，这也是不对的。
李硕士： 与您相反，在我看来，批评，对于一个民族，才是最宝贵的。不管批评来自哪个方面，也不管批评者的态度和目的如何，不管是善意恶意，只要是批评，就比“赞美”要宝贵得多。看来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明白这个真理。
　　在我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很多年来，在经济学界和各种报刊杂志上，最常见的形容词就是：健康、稳定、持续、高速发展……等等，没完没了的漂亮话。老实说，听得我心烦。实际上，在我看来，我们中国当代经济最需要审视的，就是“健康”二字！
　　健康，才是经济得以“持续”下去的关键。
王博士： 难道你认为中国经济不健康吗？
李硕士： 显然，中国经济还有许多需要“诊治”的地方。
　　但我感到，2004年伊始，国内“宣传”上已有些变化，已经开始说经济发展的“困难”了，开始说到中国经济的“低效”，也开始说到资源的紧缺和节约问题了。就是说，开始正视经济困难了。这样就有希望。盲目乐观，常常是扼死民族的绳索。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面，的确有困难，这是事实，回避不得，硬要回避最终也是没有用的。
王博士： 其实，我们也并没有回避经济困难，问题是，困难并没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李硕士： 不，事实上，我们的报刊曾经长期回避谈论经济困难，经济学界也几乎从不讨论我国经济发展中是否还有不利因素。不过最近，报刊上似乎是有些变化。
例如《人民日报》在2004年5月10的报道中已提出，对资源国情要“警钟长鸣”，还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拼资源换来的”、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我想，这个因素，将给民族未来和子孙后代带来无穷的痛苦，是不能轻视的。尽管2003年中国GDP比头年增长9.1%，但是每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再说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国是日本的11.5倍，是美国的4.3倍，是法国的7.7倍，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每万美元GDP的水消耗，美国是514立方米，日本仅208立方米，而中国高达5045立方米（另据公布，2003年中国每万元人民币GDP用水为465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8-20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还有，我国前几年认为已经充分发展了的、无需再进口大型设备的电力，2003-2004年间发生了绝大多数省市拉闸限电现象，显然证明了我们的智慧不够。不仅政治文化方面智慧不够，而且经济建设上也智慧不够。承认智慧不够，才表明了真正的智慧。据2004年5月间消息，用电高峰时缺电省份已达24个，1-4月份全国用电6493亿千瓦小时，比2003年同期增长15.5%。再有，中国的钢铁、水泥、建材、电解铝等“高能耗”（我估计，同时也是“低质量”）产业用电增长仍在20%以上。又如，中国的粮食问题目前也出现了“情况”。2003年全国粮食消耗的“赤字”已经高达约800亿斤，占了全年总产量1成，已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粮食情况显然已经不像当年所发愁的那样“粮食太多了”、似乎是全国受灾3年也没有什么关系。
　　假象，往往蒙住人们的双眼。但我想，现在既然看到了“困难”，可能就有希望了。能够容忍和鼓励对自己的“批评”，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其实，所谓“民族自豪感”害苦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才是最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其实阻碍了民族进步。事情往往与愿望相反，北京故宫墙上到处是“万寿无疆赋”，但腐败的清朝很快就没有了寿。歌功颂德，渲染到处莺歌燕舞，有些高高在上的各级干部，听着到处一片颂扬声，心里可能也着实舒坦，但这和“玉树后庭花”一样，其实是败亡之音。
王博士： 你看，我刚讲了一句话，你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讲上了一车话。我看，你也要学会“让别人把话讲完”。
副教授： 嗯，OK，Stop，我知道，你俩是论辩对手，思想活跃、唇枪舌剑，这些都是好东西，不然要你们这些学者干什么！在今后的讨论中，也请你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也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不过现在，还是请让我这老头子把话说完。
　　我们此次讨论，我想了一下，应当有十来个题目，有多少算多少吧，不必弄成“十大论题”，好像患我们此次讨论，我想了一下，应当有十来个题目，有多少算多少吧，不必弄成“十大论题”，好像患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十景病”。首先，我们从广大人群最关心的、身边的事谈起，例如消费和储蓄；然后，进入产业和企业方面，问题也不少，例如所谓“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技术经济”等等。再下一步，讨论一下人们最关心的几个大问题，也就是小李刚才说的房改、医改、教改，还有养老金改革、机构改革、政府改革等与“政府行为”有关的问题。后面，是宏观经济的若干问题，例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假冒伪劣问题；价格竞争问题；股市问题等。最后，我们来谈谈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这说起来，是事关我们社会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实际上也将是“经济学的未来”。
　　总而言之，凡有关中国经济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是我们这次所要探讨的对象。问题将探讨得如何？主要要仰仗你们的伶牙俐齿，以及牙齿上方的脑袋。啊，我说得不对。实际上，讨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在你们的头脑中，和牙齿没有关系。
　　下面，请看一下你们手中的讨论题。我们可以进入第一个题目了。谁先说？

　　两个学生都低头去看手中的纸片，那是副教授提出的讨论题，共有16个，也就是我们的《目录》———――――
“居民储蓄”之 迷团


中国的老百姓究竟存了多少钱？
25年来“居民储蓄”增长了400多倍吗？
“居民储蓄”为什么居高不下？
人民的“储蓄”是不是真的很高？
现今人们储蓄的用途，与改革前是否一样？
中国的穷人能存多少钱？
储蓄、消费和投资，都是完全相排斥的事物吗？
“储蓄新增额”高于“工资总额”是否太奇怪？
什么是“居民储蓄”的来源之谜？
2002-2003年居民储蓄的狂涨说明了什么？
“居民储蓄”是否会猛然冲进市场？
“居民储蓄”能被学者逗引出来“扩大内需”吗？
个人收入，就肯定是“隐私”吗？
中国究竟有没有遏制“洗钱”的真功夫？

 


副教授： 按照计划，我们从身边的事情谈起。对于老百姓来说，消费和储蓄几乎是贴身之物。储蓄问题，学术的味道更浓些，我们先讨论“居民储蓄”吧。
王博士： 世上有不少神秘之物，不过“居民储蓄”可不是，因为各种数据经常被报刊公布，储蓄问题上似乎也并没什么难解之谜。
李硕士： 但凡事就怕仔细想想，司空见惯的东西，也会有怪异之处。“居民储蓄”中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我看还是不少的呢。
副教授：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究竟存了多少钱？
王博士： 据公布，时至2003年的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1万亿元。这是包括本币和外币。另据公布，人民币储蓄总额也于9月末超过了10万亿元，达到10.1万亿元。11月份已达到近11万亿元。因此可以说，已两次突破了“10亿元大关”。2004年的“居民储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至4月末已达11.9万亿元。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号称“12万亿元”的储蓄规模了。
　　2003年前７个月，居民储蓄就累计增加11697亿元，比头年同比多增2411亿元，说明储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了。情况令人兴奋。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3年中的逾10万亿元，增长400多倍。这说明，的确，如今的老百姓手里有钱了，这不能不说是改革的伟大成就之一。人民手上的这些钱，与我国2002年的GDP相当，它可以买下我国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能够维持全国人民两年的消费，已占金融机构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这消息和分析，都已经登在报纸上了。
副教授： 什么？25年来“居民储蓄”增长了400多倍吗？
李硕士： 对不起，我对博士说的“增长倍数”有疑问。你说25年居民储蓄增长了400多倍，这个算法有问题。我核对了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面1978年那年储蓄就是210.6亿元，显然这是“当年价格”。
王博士： 嗷？是吗，是当年价格？啊呀，400多倍的数据不是我算的。这是报纸的消息，有问题是吧？我当时没有注意，就这么照猫画虎地记下来了。
李硕士： 我一听这个倍数，就知道是有学者或记者，为了夸耀现在人们是多么有钱，他们拿起计算器，把两个数字一除，脸上一乐，文章就来了。所以，博士先生，我们永远不要被“大好形势”四个字挡住了双眼，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沉痛的经验。
王博士： 你别扯那么远，我知道出错了。这下被你抓住了。但这并不是个大问题，It’s not a big deal。我只是没注意罢了。再说，我们报纸论说储蓄问题，大方向并没有错。
李硕士： “当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不能简单作除法，这是常识。但现在许多写经济分析文章的先生们，却是很随意，令人吃惊。整个80-90年代，我国币值可不是一般地贬。而是成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贬值。就比如我现在挣1500元，可能还不如咱们副教授先生60年代的50元钱“富有”，对吧？但已经是30“倍”了。
副教授： 开始是46元，到饭菜飘香的小饭馆，5毛钱就吃得很棒了。但通常也舍不得花钱。文革中我被打成“反动学生”，毕业后一年没有得到工资。不过我一拿到工资后，就很有“可挣到钱了”的感觉，心里真是很高兴。
王博士： 但我们不能否认，改革以来的人民生活是大大提高了，存的钱也多得多了。12万亿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粗略算算，人均能达到9200余元。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国家“扩大内需”的希望所在，也表明扩大内需有现实可能性。如果每人能花掉3000元，还不到居民储蓄的1/3，就可以把全国的4万亿元“库存积压”商品购买一空。使得小李成天价叨念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起来。
李硕士： 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鼓励人们花钱，对吧？
王博士： 没错。
李硕士： 上面的账我不怀疑，但绝不可能成为现实。为什么？我曾写过好几篇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
副教授： 对不起，打断一下。小李，这样好吗？让博士先把他的意见表达完毕，我们得到一个整体的论说。然后小李再系统地予以辩驳，我便也可以“完整准确”地弄清二位的研究了。
　　我想，请小王继续谈老百姓的储蓄问题。特别是说明一下我国的“居民储蓄”为什么居高不下？
李硕士： 好，请吧。
王博士： 谢谢。作为经济学家，应当探讨事物的原因。我认为，目前的居民储蓄额是比较高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4个原因：1、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是储蓄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如果老百姓没有稳步增长的收入，怎么能储蓄呢？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间，排除物价因素，我国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18%，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68%。这是很了不起的。2、目前我国个人投资渠道仍狭窄不畅，使得人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大都集中在“居民储蓄”上，而不是流到投资上。股市缩水后，投资基金、还有期货之类的好形式，都不大为广大百姓所熟悉。你看“国债”就卖得较好，因老百姓了解，这说明学者们的“宣传”性质的文章还是写得太少了，不是太多了。所以，我认为，不要一味地指责“宣传性文章”，不要把它们都说成是御用文章，这样的文章有时是很必要的，对经济发展有好处。3、现在不少的人为了应付所谓“未来的风险”，可能觉得还是存钱最保险。未来的风险，我主要是指养老、生病、及子女教育等支出，现在这几项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也就是我们所谓“改革的成本”，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是要把一些原来由国家来负担的“成本”，改由人民自己负担，实际上是由“市场”来负担，这也是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很多事情出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政府做错了什么，而是老百姓常常具有把“公共安全的经济责任全部委之于政府的不良预期。”这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2003年7月9日《经济参考报》上说的，我同意他的说法。
李硕士： 对你所讲的第一点，我有个问题。您说的改革以来的人民收入增长，已是“很了不起”，也不过是6-7%。我看好像没有太了不起，并没有24年来的“经济增长率”高，这是为什么？
王博士： 那当然，钱不能都让老百姓花掉，还要建设呢。
李硕士： 有数据分析吗？没有？那么好，暂且存疑。让我也再想一想，我总觉得这里边应当有蹊跷。即使人民每年收入增长6-7%，也应当是生活更好一点才对。虽说是不可能有增长400倍的笑话，但人民生活起码应当提高5到6倍吧？到底有没有呢？人们应当能感觉出来。这里总好像有个什么怪东西，我没想通……
副教授 就我个人来说，增长6倍是没有的。比如说，我1978年读研时的工资62元，当时可以买81斤猪肉，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增长6倍，我现在的工资应当能买到486斤猪肉吧？那起码得要将近4000元，甚至近5000元。可是我现在的月工资能达到2000元就不错了，我很快就要退休了，退休后可能还要少一半吧，就1000来块钱了，但能对付着过日子。若是生病，就会有些麻烦。人能够不生病吗？
李硕士： 不能。我想接着谈一点和博士完全不同的意见。
副教授： 对，闲话少说，现在请硕士先生继续谈居民储蓄问题。你有不同观点，对吧？你是不是怀疑我们人民的“储蓄”是不是真的很高？
李硕士： 中国人的储蓄，真的并不很高，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人均9000元，人民可以说处在经济危险之中！香港只有700万人口，一国两制，他们还是个有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的社会。据报道，其2003年的全部存款高达3万亿港元，那就是说，人均应当是约40多万港元吧。现在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
王博士： 1.07吧，好像黑市是1.13。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事事去跟发达地区或国家相比。
李硕士： 无论如何，香港人均43万港币储蓄，我们大陆人均9000元人民币储蓄，是人都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至于说世界上居民存款最多的日本，2002年银行居民存款总额约为7.75万亿美元，相当于64万亿元人民币，这里还不包括人们其他的“金融资产”，如保险、邮政储蓄、产业集资等。而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10呀！就是说，其“人均”水平得有60多万元银行储蓄。
　　如果我们大陆达到香港的人均储蓄水平，我国大陆的储蓄总额应达到560万亿元的水平。如果达到日本的水平，得有将近800万亿元的银行储蓄！
　　而我国现在，居民储蓄不过区区12万亿元，每年的GDP也不过是1万亿美元多一点的规模，中国若要增长到香港和日本的水平，还将有漫长的岁月。
　　所以，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一个“贫困的大陆”还老是要把别人的困难背起来。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援外比偿还“苏修债务”还要多多了，那时支援国外的“军火”都是不要钱的，国际主义么！现在呢？时间已过，脾气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就表示要做个“负责任的大国”，把东南亚的困难背起来。不久前，又表示要把香港的经济困难背起来。但是最终，这些困难并不是国家官员来背的，都将落在“中国人民”贫穷的脊背上。人民有什么办法？也只能把褐色的脊背任由风吹雨打。
王博士： 你扯太远了，你的态度也是不对的。香港是我们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支持香港经济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副教授： 对，小李一讨论问题，就容易离题万里。当然，对于某些官员，形象是最重要的，而不大容易首先考虑到国内或本地区的人民大众，这可能是“制度的产物”。这不能怪官员，对上面负责，对脸面负责，眼下他们也只能有这个出发点。这是存在决定意识。所以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小李，请继续讲储蓄问题。
李硕士： 好的，我想讲三个问题，对不起，与王博士完全相反。第一，我认为目前“居民储蓄”的超增长是不正常的，收入稳步增长，所导致的，应当是储蓄“稳步增长”，而不是博士所说的什么“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居民储蓄的增长，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国家公布的“人民收入”的增长额。这里边的问题太大了。博士刚才不是说，人民收入增长只有6-7%吗？网上有人计算，说“1990-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同期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 我不敢说这个数据就一定反映了真实，但是可作参考。另据报道，2002年居民储蓄的同比增长达到17.8%，也不低了，储蓄总额从7.4万亿元猛增到8.7万亿元，达到1.33万亿元，钱的量很大，远远超过2002年的1.18万亿元的“全国工资总额”。
　　因此，这里的居民储蓄增长，并不是些合理的数字，因为“经济增长率”没有这么高，而人民收入增长的比率也远没有它高。
　　人民收入的增长率到底是多少，我手头没有90年代以来现成的12年综合数字。但显而易见，在最近3年里，人民收入的增长，比储蓄要低得多了。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长”来说，2001年，城市8.5%，农村4.4%；2002年，城市13.4%，农村4.8%；而2003年的1季度，城市8.4%，农村7.5%。这是不是些夸大了的数字，我们且不管它，单单看这些，就知道“居民储蓄”的增长比率那要高得多。而这是不正常的。
副教授： 你不是说要论证居民储蓄“不是真的很高”吗？但你实际说的，似乎是它们“真的很高”。
李硕士： 我下面就要说到，居民储蓄尽管很高，但是“人民”的储蓄并不很高、甚至很低。 
　　我上面所说的现象，居民储蓄高于人民收入，难道不奇怪吗？在宏观经济上，这真可以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所谓“居民”储蓄的钱，竟然游离于“人民”收入增长之外！难道那些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天上从来不会像下雨一样落钱。因而，原因只能是一个：是极少数富人、而不是人民多数，存起了大量的钱。
　　目前，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好，经济官员们也好，都在起劲地分析为什么钱会流向储蓄，而不流向投资？他们很热衷于泛泛地解析居民的“心理偏好”什么的，完全没有打中要害！其实，原因简单得出奇：穷人手上没什么钱，他们无法按照经济学家们分析和期待的那样去投资；富人手上抓着大把的钱，他们消费不了这么多，所以“总供给”也就只好过剩，又因他们的钱大都有些“黑”，所以他们在“投资”前总得掂量掂量，不敢贸然行事。他们宁愿先把黑钱用别人名义存起来，或者塞在沙发洞里、床头柜里，一旦东窗事发，成捆的钞票从洞中涌流出来，使检察人员在旁边都看傻了眼，这个现象，已快成了中国破经济案件的一种“时尚”现象了。
副教授： 我看，很多中国经济的难解之谜，是否也都可以循着这个“路径”找到答案的呢？
王博士： 对不起，我不能同意，多种经济现象的成因复杂。
李硕士：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恰恰不愿意走这条“路径”，咱们的王博士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副教授： 不要人身攻击。
王博士： 小李就是这么个人，永远冲动，我不在乎他。
李硕士： 您瞧，对于穷人来说，或者说从穷人的眼睛看世界，储蓄并不算高。全国的人均储蓄仅9000多元，还没有摆脱家庭经济危险线，够住医院吗？够孩子上学吗？够买个好电脑吗？何况中国10亿农民人均存款还不到2000元，请注意，那是“人均”呀！据说80%的农民的储蓄在“人均”之下，只有20%的农人储蓄在“人均”之上，那么，我们穷困的农民弟兄中的“多数”究竟能有几个钱！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说的。
　　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现在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储蓄根本不是什么“投资”的问题，而是“保命”的问题。情况与文革之前已经大不一样。
副教授： 现今人们储蓄的用途，与改革前是否一样？
李硕士： 我正要说这个问题。那时的储蓄，有也好，没有也好，对于人们的生存，没有致命的意义。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我稍微仔细地讲一下。
　　当然，今天比起周恩来的年代，人民生活显然提高了，这也是历史的正常现象，学者们不必老挂在嘴角上。试想，我们在和平时期和“工业化”条件下发展了25年，既没有大跃进、没有不准私养鸡鸭的人民公社，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再没有一点提高，那还成什么话说？实际上，按照公布的统计，我国25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四小龙”要快不少，但现在“四小龙”的居民平均收入大约比我国要高10倍以上，这是说不过去的。好像，我们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应当提得更高得多才对头。
　　改革之前人们工资很低，如经济形势很好的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35亿元（未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农民），在当年的“国民收入”（相似于现今的GDP）1387亿元中占16.9%；而我国在1978-1980年得3年里，全国“工资总额”（这时已包括了各种所有制）在GDP中的比例，仍为15.7%，16.0%和17.1%，保持了周恩来时期的惯性。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到1997-1999年的3年间，竟然降到12.6%，11.7%和12.1%。
　　这个统计说明，今天，我国大多数劳动者拿的是依旧不变的“低工资”，但是周恩来时期实施的公费医疗、低学费（大学甚至不要钱）、低房租这些属于“社会保障”的内容，这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今天已经没有了。人们拼命奋斗得到的“革命果实”已经又得而复失。现在人们得拿工资和存款来应付对自己的“保障”。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若没什么存款，能够生存；现在如果完全没有存款，可以说生存很难，特别是在城市里。要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还算有一定“刚性”，孩子什么时候上学？要缴纳多少钱？虽然穷人要凑起钱非常艰难，但大致上还能有个数。在我国，特别是医疗费用的支出，我感到，完全是个难以预测的“无底洞”。除了算命先生，谁能知道：人将会何时生病？将会生什么病？要花多少钱？要存多少钱才能保住一条性命？而现在在我国不少医院，没有钱？急症病人就是死在挂号室，也没有人抢救，这样的事情已经一再发生，令人胆寒。
王博士：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这样理解：医院要自负盈亏，要产业化，要走向市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而当将来人民在“市场经济”中都富起来时、都有了钱时，问题就会自然解决。硬要不顾“改革成本”地去解决，就会延缓改革，反而延长改革的阵痛。
李硕士： 这个问题，我现在暂不驳你，反正后面还要讨论的。我只想说，中国的“白衣天使”竟显出一副冷面杀手形象，会使外部世界都害怕我们这个制度的。当然，王博士您是喜欢的了，你们都是些“冷面经济学家”么。
王博士： 你这个家伙真够讨厌的。
副教授： 小李，不要总是进犯别人。说话不要伤人，你和小王观点不同，可以讨论，两人在生活上还是好朋友，要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才会有学术繁荣。小李，请你谈一下，中国的穷人能存多少钱？
李硕士： 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正是储蓄的“成份”究竟如何？这才是决定“居民储蓄”能否演化为“民间投资”的关键。我的意思是，如前所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存多少钱，他们即使想投资也投资不了。而极少数人确实存起了大笔的钱，但又可能大都是“黑钱”、或者比较黑的钱，他们可能自己就是贪官污吏及其家属子女，或者是和贪官勾结并拧成一股绳的劣商，他们若是要成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地投资，怕总要想想，是否把钱先“洗洗”为好。当然，中国的洗钱和外国比起来，要简便多了。
副教授： 我插问一句，现在银行里存钱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李硕士： 确切的材料，一直没有见到。几年前就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谓“80%的人存了20%的钱”。到底如何？好多年都不太清楚。如果这种说法错了，也应当有银行人士出来驳斥或指正，但一直未见，不知端的为何。
　　不过我看到，有人从事情的背面来说此事，倒也蛮有意思。2003年春天网上有人写道：“中国居民存款已达到8万亿元。媒体常见的说法是，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居民存款总额80%的比例。……不过，有人算了这么一笔账：80%的存款是6.4万亿元，20%的富人是2.6亿人，平均每个富人的存款不到2.5万元，难道这也算富人？显然，这个推测是有误的。”但我看，这位先生的算法并不太高明，20%的人显然是仅指存户，不是全国人口。因为全国农村的储蓄只占17.7%，只1.4万亿元，难道9亿农民每人都存款1500元吗？再说，谁也没说中国的富人有20%！这是不可能的。依我看，能有个2%就很不错了。可过去的地主富农还有8%呢。
　　再说，如果家里人均存到2.5万元，在中国也就算够“意思”的了，百分之几的人家能达到？
正如王博刚才所说，据公布，2003年7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9万亿元，其中：7月末，居民储蓄余额为10.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这个增长，在2003年，仍然远超过了所谓经济增长率。而2003年1-7月份，仅仅7个月，居民储蓄的累计增加，居然高达11697亿元。这就是说：
　　2002年9个月（3个季度）里增加了1万亿元。
　　2003年上半年近6个多月，就增加了1万亿元。
　　而2003年10-11月，仅2个月就增加了近1万亿元。
　　了不得了，速度越来越快，但这是“腐败的速度”！请记住这个可怕的增长数。这是用人民的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但只极少数人占有。（不过，2004年增速已有所减缓，至2004年4月底，达到11.9万亿元，其原因，我感到还有待研究分析）
　　这么多钱，显然不都是普通老百姓存的，甚至多数不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说，我已经多年没有“定期储蓄”了。可是2002年正是“定期存款”猛增的年头，其在“居民储蓄”中所占的比重，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月的56.1%！2003年的秋天，可能已经占到70%以上了。因为各单位所发职工“工资”在银行中都只能表现为“活期储蓄”，所以，有这么高的定期储蓄，那是不得了啊！定期存款，它不仅是“剩米余钱”，而且现在应是由比较“容易”得到、并比较“集中”得来的钱转化而成。我为什么没有定期储蓄？就因为我只有一点点工资、有时还有一点点稿费，不值得去存“定期”的。如果连我都是这副样子，那一般穷老百姓应当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即使多数穷人有点定期存单，也是多年前攒下来的。而近两年“定期存款”的猛增，我认为，并不说明为子女留学、为老人看病而攒钱的人数多了，而只能是说明极少数暴发户的钱太多了。情况说明，在我国“不义之财”的数量正在猛增。
　　所以，居民储蓄，可以说分成各种颜色，不都是清白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必须分析“哪一部分”储蓄能向消费和投资转化。据说，由于中国妓女太多，她们的收入大部分都存在银行，这一部分“储蓄额”颇为不小。还有江洋大盗和小偷们的收入，也会有一部分进入“居民储蓄”。显然，这笔钱是可能进入消费领域的，但进入“投资领域”的可能性则很小。官员们的腐败赃款，其数量和名目都会比较多。这一部分钱可能主要将会流向外国，据报载，自1997-1999两年多时间，中国以“携款潜逃”为主要标志的“外逃资金”高达520亿美元，算一算，合4300亿人民币。我国财政2001年为4500万人涨工资，拿出700亿元，国家就很吃力了。而几千个携款潜逃分子3年里竟搞掉了7倍于此的钱！所以说，对“居民储蓄”中的黑钱，主要是防止“潜逃”，而不是吸引到“投资领域”。否则，我们的国家银行就成了黑手们的“洗钱单位”了。所以，经济学家们显然搞错了。
　　不过，中国主流经济学对于钱财“义不义”是无所谓的，对吧？博士。
王博士： 你别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并不主张偷窃。但我认为，多数富人还是正当收入，当然我一时也没有数据。
李硕士： 没有数据就是无法证明。说起来，现在的“居民储蓄分布”也实在令人气愤。据2003年公布材料：城市据有82.3%的储蓄；农村仅只占17.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竟分别为14241元和1969元，差距之大着实令人吃惊，读着这样的数字，令人可以想见我国老农那爬满皱纹的脸上痛苦无助、饱经风霜而无奈的眼神。还有，据报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财产的“户均总值”已高达23万元，户均家庭金融资产达8万元。对此我很怀疑。因为这样，算下来，仅只是不到4亿人口的中国城市老百姓的财产即高达32万亿元以上，超过国企资产总额的2倍以上。者是否有可能？需要真的专家们来算算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认为这样的估算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副教授： 因为“户均财产”里包括富豪的，对吧？
李硕士： 对，很对。把富豪的资产和穷人的破烂，统统相加在一起，拉平，算出个城市财产“平均数”，这很有意义吗？
王博士： 但是你得承认我们国家有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就是经济成就。怎么没有意义？
李硕士： 就总量来说，前两年美国计算其居民财产，发现居民现有财产总额，大约是全年GDP的5倍。因为每年还要消耗掉大量GDP。这样说起来，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如若也大致如此，当也在50万亿元人民币上下，大概差不多。但如果其中的22万亿元在1%的富人手中，其余28万亿元在99%的人们手中，而10亿劳动农民的财产也不过3-5万亿元，人均财产只有三五千元，这个“经济成就”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副教授： 小李，对你的“平民思路”我已经摸清楚了。不过，请接着说吧。
李硕士： 在我国，其他事情也一样，泛泛地估算什么人均、户均，意义不一定很大，因为，亿万富豪在中国已经不罕见。我们假设：在1000人中养出了1个亿元富豪，但同时，大致上又出现20多个饿殍，200多人生活贫寒，还有600多人为生活而辛苦辗转、疲于奔命，当然也出现了50-100个生活还算体面的人。据此，你显然可以说：这1000人的收入是“人均”100多万元。但是，这时的所谓“人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据专家们说，近年来，城市储蓄存款出现了向富翁们集中的趋势。据2003年报道，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的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8%和89.1%。究竟真情如何，我想只有在国家财经彻底透明化之后才能知道。此外，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惊人，据公布，2003年，储蓄存款最多的粤苏鲁浙京5省市，就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仅广东就占14.2%；而储蓄最少的藏青宁琼黔5省，则仅占全国储蓄的2%。当然，现在不管在哪里，无论天南地北，只要是神州大地，就有“富豪和饿殍”的问题。即使在贫穷的贵州省，也有暴富的贪官污吏；而在富有的广东，也会有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王博士： 我感觉，小李作研究，总是有点情绪化，有点过激。我认为这不利于研究。研究者应当理性和冷静。
李硕士： 那位马克思先生在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年轻也挺激动，他自称是激情的理性，而不是理性的激情。我是个无名小辈，研究水平又低，当然不好和他去比。但人非草木，怎么能没有情感？愤怒出诗人。
王博士： 行，行，你整日里悲天悯人，就可以做好研究了吗？好，不说了。你去作个经济诗人吧。日本有“经济小说”这个题材，70年代有一本《油断》曾经很多年是畅销书；古希腊哲学家卢克莱修写的《物性论》，也是数百页的长篇哲学诗；你也可以写一个《中国经济长恨歌》。
副教授： 好了，别逗了。我想再问问，你们认为，储蓄、消费和投资，都是完全相排斥的事物吗？博士，你来说说。
王博士： 好，那么我乘机再讲一下储蓄和投资问题吧。
　　现在，与我国的投资、出口和储蓄的强劲增长相比较，消费需求增长仍很不足。小李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大量钱非法地流向了少数富人手中所引起，我不同意这种分析，这不符合我的经济学理念。我认为，财富向少数社会精英手中集中，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最终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包括对穷人。但小李别急，咱们后面还要讨论“消费”和“贫富鸿沟”的问题，到时候再说。这里我想就“储蓄”和“投资”的情况再简单说一说。
　　目前让经济学人感到别扭的是，近年来，尽管居民的收入增长较快也较大，但没有能相应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城乡的居民储蓄却在继续大幅增加，2003年前7个月居民新增储蓄额就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充分表明“广大居民”、而不仅是穷人的储蓄意愿依然偏强、消费愿意不足。但是，对经济形势，对消费形势，我基本是乐观的。因为即使在2003年“非典”期间，我国消费情况也并不特别叫人悲观。当时我国汽车市场不是没有萎缩吗？在该年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一些新型消费热点增势强劲，汽车、住房、通信等消费，仍保持了快速增长，对前三季度消费平稳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并有力地带动了工业的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2003年前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1-6月份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5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若分季度来看，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109亿元，同比增长9.2%；第二季度可以说是“非典”的旺季，但是消费品零售总额还是高达10447亿元，同比增长仍然达到6.7%。不过，总体上讲，这表示出消费结构还正在加速转型，但是转型要完成，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总之，我认为，储蓄与消费和投资，本来并不应当是完全相互排斥的事物。但是，在钱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此多彼少，此少彼多，难以避免。凯恩斯主义认为，社会的“总需求”小于社会的“总供给”，理由就是有一部分总需求变成了“储蓄”。储蓄也是可以转化为投资的，况且哪个银行不投资？所以，我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
李硕士： 凯恩斯已经不时髦了。世上风水总是轮流转，现在是“萨伊定律”在中国又抖起来了。
副教授： 那要看中国应该是什么情况。
李硕士： 还有，您刚才还说什么“万亿元大关”？请以后别说什么“大关”不“大关”的。就经济增长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关”可言。
王博士： 这只是一种语言习惯，显得铿锵有力。李硕士： 零售总额仅仅是“增幅”下降，博士先生就受不了。但商品零售额还是增加了，并没减少，你们还急个什么？再说，2003年头两个季度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加，高达2.15万亿元，已经很不少，大大超过全国全年“工资总额”。 已经有点神鬼莫测、奇异诡谲了。当然，这里“总需求”离“总供给”还远，也是事实。不过这个题目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是吧？先不说了。关于消费热点的问题，我想，也还是到下一个章节中讨论吧。
王博士： 你不要总说些神呀鬼呀的，你不是对“工资总额”有研究吗？你可以讲讲“居民储蓄”和“工资总额”的关系。我也想听一听。
李硕士： 我认为“工资总额”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恕我直言，国内的大经济学家们却很少注意到它。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经济专家谈它。《统计年鉴》上倒有这么一拦，好像其主要的意义，就为让人们感觉到，人们的工资在增长！生活在提高！
　　可经我计算后发现，改革以来，工资的总量是在增长，但它在GDP中的比重却几乎一直在下降。1980年最高，达17.1%，1998年降到11.7%，到达谷底。直到2002年，仍不过是12.5%。
　　这是就“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来讲的，其实若要更贴近现实生活，我想应当计算“工资总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更合适一些，因为人们的工资收入中有“再分配”，有重复计算。我是这样认识的，不一定对头。但由于公布的统计资料不足以计算，我曾经只算过某个行业或某所有制的企业情况，我发现，后者的比例之低，出乎人们想象，约在5-8%之间。而若是按照GDP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比例仅仅只占3%左右！中国人的工资，可以说，那实在是真叫一个低呀！
　　就普遍的感觉，人们也都会知道，自己的工资很低，但全国的“工资总额”低到了如此的程度，也是我原来万万没有料到的。
王博士： “工资总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你是怎么计算的？我觉得算起来颇不容易，主要是资料不全。
李硕士： 有人认为取GDP来计算，并不能精确地说明问题。我同意，这只是说明了一种趋势，一种低工资状况。为了更精确一点，我想应当以“工业总产值”来算，但在公布的统计材料中60年代的材料是很难找到的。我取1999年的国有及国家控股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这部分来试着算了算，其数额为35571亿元。《统计年鉴》中将“工业”划分为3块，即“采掘业”、“制造业”和“电水煤气的制造供给”，这三项的“职工人数”分别为：525万人、1648万人和239万人。这三项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7521元、7794元和11513元。因此三个行业“工资总额”为：3948525万元、12844512万元和2751607万元。因此，国有及国控企业1999年“工资总额”为1954.46亿元。这样一算，令人惊讶的是，国有工业部门“工资总额”占“总产值”的比重仅只有5.49％。
　　就说这个5.49％，是不是真实的呢？是否还会更低呢？我们无法验证，只能姑妄言之。由此说明一简单事实：我国工资水平之低，是世界罕见的。
副教授： 你不是正在说储蓄吗？
李硕士： 正是由于“工资”特别低，所以“工薪”阶层的工资转化为“居民储蓄”是很微小的。多年来的事实也正如此。经济专家会说，人们生活提高了，人民收入提高了，你看“工资总额”不是年年百分之几地增长着吗？他们同时又说，你看“居民储蓄”上涨的这么多！人民生活又提高了！人民收入又提高了！但他们没有指出，中国的“居民储蓄”绝大部分并非来源于“工资总额”，特别是“定期储蓄”这一块。所以未必就能因此证明整个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而活期储蓄，由于大量单位的“职工工资”都是通过银行来发的，所以“活期”储蓄与工资总额多少有些关系。前不久，有一位普通职工，看到我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愤愤地说：你说什么储蓄，但我的工资并不是储蓄，我可能在月底没从银行取出工资，但月初就取出来用啦！我说，那没有好办法，因为银行只能看每个“月末”的存款数，总得有个“日子口”来结算吧。我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很少有老百姓把自己的“工资卡”看成是存钱储蓄。他们挣的钱不多，因此在他们看来，银行的柜台和他们家五斗柜放钱的抽屉也差不多。
副教授： 怎么，居民储蓄和工资总额基本无关？这我没想到。“储蓄新增额”高于“工资总额”是否太奇怪？因为，在改革前，我们都是把工资的“剩余”部分存到银行。那时，很多挣钱不多的城市老百姓，可以说，基本上不存什么钱。现在看来，我国改革之后的“居民储蓄”的来源成了一个谜团，主要不是来自工资了，是吗？你能够证明这一点吗？
李硕士： 确乎如此。我可以证明我国“工资总额”中绝大部分不会转化为“居民储蓄”。90年代中期，每年新增的居民储蓄额，大都与当年的“工资总额”旗鼓相当，例如1994年差341.6亿元，1996年只差221.5亿元，奇异的1995年甚至比工资总额还要高44亿元。在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工资总额”基本保持在八九千亿元左右。情况很清楚：“工资总额”支持不了这么高的“居民储蓄”。到了90年代末期，由于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降低储蓄，希图提高投资，因此1997-1999年的新增储蓄额比工资总额低些了，从1000多亿元到3000多亿元。但是在股市大幅度“缩水”后，新增储蓄额的固有弹性又弹回来了。惊人的是2002年和2003年，堂皇的“新增居民储蓄额”比起那寒酸的“工资总额”，超出额竟然高达1500-3000亿元！使1995年那44亿元的超出额活像是一小碟咸菜、一个小小巫，而现在大巫真的来了。我当时向杂志投稿过几篇文章，我认为“腐败在加速”，希望引起人们警惕，但杂志没有登，我的反腐的目的，也就没有达到。
　　显然，新增储蓄的大头不可能来自“工资”。因为据经济专家们计算，前几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在50%左右。这计算是否夸张，我就不知道了。就算如此，这就意味着工资总额的一半要用来购买进到嘴里并滑向胃部的东西。剩下一半，我匡算一下，工薪家庭每人每月人均只有100来元用来零花，买衣服、鞋子、书报和乘公共汽车……。所以说，所谓“居民储蓄”，特别是“定期储蓄”，肯定应当有别的、更神秘的来处。
副教授： 这是否正常呢？
李硕士：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概对此毫不生疑。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在国外，所谓居民储蓄，当然大都来自人们的工资，因为工资是“分配”的大头，是人民（工作者）赖以为生的主要来源。在西方，及其他任何有一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除少数资本家和黑社会，通常，人们都是“用工资”来买房子、买汽车、出国旅游等。只有在中国，靠工资？什么房子汽车，想都别想！人们的“工资”这部分，仅用来“衣食住行”都不宽裕。但是，奇异的事情是，在中国，尽管人们的“工资单”上的数目，距离买房、买汽车这样的美事还有“万里之遥”，但实际上，在中国有财力买房、同时又有财力买轿车的，大有人在。不过，我敢斗胆断定，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中国公务员或国企职工能用他的工资来买汽车，因为就是国务院总理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辆中档小轿车！所以，以前我在一次发言中曾经说过：在中国，如果每个买汽车的人，都要申报其买车款的来源的话，那将给中国的汽车工业以致命的打击！当时，听者们都笑了。但是，中国的汽车工业一定要有某种“腐败”的分配制度来支撑，这是不是很可笑呢？而且，能否一直撑到最后、撑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呢？
王博士： 小李，你不要总是用挖苦别人来表现自己。
副教授： 小李所说的，提出了什么是“居民储蓄”的来源之谜？很有意思。你特别提到了2002年和2003年，我很感兴趣，这两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它离我们这么近。
李硕士： 不是有多么特别，而是存在有相当的危险。它表明了腐败正在加速的情势。因为，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居民储蓄的“新增额”这么大，如果它不是从“工资总额”来，那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不大可能从劳动农民那里来，这一点我们三人都没有异议吧？现在10亿农民总收入到底有多少？不是很清楚。按统计局的数据，农民的收入与城市相比，人均仅为后者的1/3。但有报纸消息说：实际上城乡收入差距还要大一倍，仅有1/6，只是没有公布。所以我们真应当为我们的农民兄弟痛哭。在痛苦的亿万农民面前，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但是，另外据统计局或农业部的数据：却是大好消息。据统计，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4.8%。照此计算，全国10亿农民的总收入就将达到2.5万亿元，占了GDP的1/4。据农业部公布：2002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者达1.33亿人，其工资总额为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得到850元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4.4%。若照此推算，农民人  靠，后面的被删掉了，努力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