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第一部分 初战告捷的欢歌（九）

九、为“一月革命”高歌

掀起新的革命风暴的活力终于来了，这就是上海1967年的“一月革命”。

严格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不是党中央所在地的北京，而是有数百万产业工人的大上海。

毛主席早就说过，北京是出官僚的地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强调“秩序”、“纪律”，强调“一级领导一级”，“内外有别”等等，就是反对“乱”，怕乱了他们的阵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毛主席置于“宝塔尖上”，名曰尊重，实为架空。毛主席不能和群众直接见面，毛主席的指示不能和群众直接见面的恶果就是“篡改”。见面也可以，需一级一级地传达，一级一级地布置，使一切都符合官僚体系的要求之后才行，须知这样一来，一切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修正主义货色就可以从中大售其奸。人所共知的，1959年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给生产小队等写的信遭到邓小平等人的封锁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由于写这封信，也成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一个把柄——说毛主席“擅自给基层写信”，是“独断专行”。可见官僚体系多么森严。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要用马列主义，要用巴黎公社的精神，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样，毛主席就和共产党的新的官僚体系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做过多次努力，但成效甚微。这次他下决心冲破束缚他的牢笼，依靠他的战友和夫人，到上海开辟阵地。这样就出现了上海的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拒不转载，影响到全国也不转载的尴尬局面。

毛主席是一位认准目标百折不回的英雄。他既然选定上海作为发起进攻的阵地，就决不会退缩和妥协。不论是利用党的主席的权力和个人威望，让周恩来出面支持，还是下令印小册子向全国发行，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

选择上海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进攻阵地，当然还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张春桥是自己的得力部下。

果然，阵地没有选错。“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彭真的北京独立王国被攻破了；縻集了共产党内官僚体系的刘、邓老巢也吃了败仗。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仍然是这个坚强阵地首先发起冲锋：1967年1月4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向上海旧市委、旧市人委中的走资派展开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1月5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随后，1月9日，毛主席对上海的夺权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月16日，《红旗》杂志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一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进行夺权斗争。毛主席不只一次说过：“过去革命是靠军队解放的，机关这一套机构，我们只派了少数人去，大部分是留用人员、新招的人员。这样的机构不是工人、农民闹革命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容易保留封建主义，容易出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在1964年10月2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也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夺权问题的思想，只不过由于自上而下地进行，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所以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 ，毛主席在批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说：“这是20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第一次显示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思想。8月8日毛主席主持通过的“十六条”，虽然用的“接管政权”四个字，也有夺权的意思。到了1967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发生对夺权的不同意见时，毛主席说：“不要分了，仔细分马上也分不清楚，把权夺过来再说。”“对待干部应该有五种办法：一种是全部改组，第二种是监督留用，第三种是停职留用，第四种是撤职留用，第五种是撤职查办。这些办法到运动后期再去分。现在先把权夺过来。”所以，毛主席一直教导大家，要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必然要有夺权斗争。

这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春风吹到济宁地区时，济宁的自然天气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革命造反派虽然扬眉吐气，但对于夺权还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喊喊冲冲惯了，真正坐下来研究政权问题，还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个时间。而当权派的威风已被打下去了，地委书记、专员、市委书记、市长们，如今见了红卫兵或造反派头头，都是毕恭毕敬，不但半点架子也没有，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党中央毛主席是群众运动的靠山，如果再和群众作对，这些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派，会顷刻间吞噬了他们。所以这些当权派已不把权看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目前难关，以后再说。

在这种形势下，满脑子都是全国各地夺权消息的济宁地委驻地的十几个革命造反派头头，有工人，有贫下中农，有剧团的，更多的是各学校的学生，主要包括济宁一中，济宁二中，“鲁南红卫兵联络站”等，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于1967年1月23日至2月5日，分头行动，把地委、专署两大院的权夺了过来——其实只不过拿了十几枚公章而已。济宁地区所辖12县市的革命造反派，也进行了类似的夺权行动。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

所以，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中参加的夺权行动，是怎么赞誉也不为过的。正因为如此，党内走资派对这次革命行动的敌视，对革命造反派百倍增长的仇恨，对文化大革命百倍疯狂的反扑，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啊！政权可是命根子啊！可惜，革命造反派还没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此时的济宁大地，多么需要春风化为细雨，把火热焦渴的心田滋润，给这些不谙事世、不懂政治斗争险恶的革命造反派出注意想办法，把权夺好掌好用好，把济宁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推进一步。

然而，一场早春的寒流正向他们迎面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