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何时着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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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何时着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
中国有句俗谚：一山难容二虎。对于中共这种集权体制的政党来说，正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争论并不仅仅是政见之争，同时也是一场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较量。双方对此都心照不宣。尽管毛在欢迎词中把王明的回国称作“喜从天降”，实际上却是忧上心头，担心自己刚刚确立起来的领袖地位会被王明夺去。王明则自恃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对中共的领袖地位志在必得。不过，真正令毛感到不安的，倒还不是王明咄咄逼人的架势，而是他的主张竟然在党内大有市场，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人在政治上都跟着他跑。这是最令毛忧虑之处。在毛泽东看来，只会夸夸其谈的王明手上虽然持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实际上在党内缺乏根基和磨练，只是像山间的竹笋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因而不足为虑。不过，一旦有周恩来这批人入股，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本人虽无意在党内争雄，但却是一个可以影响党内力量对比的人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说，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在党内占上风。这次就让毛泽东再次品尝了陷入孤立的苦头，深感“中央已名存实亡”。为此，他曾向李维汉慨叹道：“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然而，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他深谙权谋，懂得政治上的攻守之道。面对王明咄咄逼人的攻势，毛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斯大林的疑虑。自己则暂时退居一旁，而把虚骄自负的王明放在炉火上烤。这一点，从目前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的集体合影中就可看出：毛总是不露声色地站在最边上，而让王明坐在正中。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着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让他那一套“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去国民党那里碰钉子。
王明不知底里，欣然前往。结果造成了毛泽东坐镇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以中央号令地方的局面。与此同时，毛又故伎重施，分化党内国际派，在继续拉拢张闻天、王稼祥的同时，又挖王明的墙脚，将一同回国的康生争取过来，还做了老国际派任弼时等人的工作，逐步扭转了在党内孤立的局面。
在毛泽东和王明的争雄之中，使攻守局面从根本上逆转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在看到中共的政策有所转变之后，出于维护中共内部团结的考虑，并不鼓励王明继续在党内与毛争夺领导权，以免两败俱伤，削弱抗日营垒的力量。对王明更加不利的是，这时他在共产国际中的靠山，当年一手扶植他上台的米夫在联共党内斗争中遭到整肃，而现任主管中共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则对他印象不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季氏专门托王稼祥传话，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对一心想当中共领袖的王明来说，不啻是当头一瓢冷水，失望之余，不得不开始收敛。
武汉失守后，国内外时局出现的变化，更是让毛泽东在这场争斗中占了上风。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失守，标志着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短暂合作蜜月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之间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装冲突，最终爆发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在奉命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歼。这一严重的挫败，不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军政委项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在中共党内破产。
与此同时，毛泽东所强调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则逐渐被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对毛来说，更天助人意的是国际形势的剧变。一九四一年六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战争初期，德军长驱直入，苏军则节节败退，大半国土沦陷，局势岌岌可危。苏联本身自顾不暇，再也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插手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了。共产国际随后不得不宣布解散。政治对手王明的后台老板无疾而终，这令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在与他争夺中共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较量中不必再投鼠忌器了。于是，毛开始用心思盘算在党内彻底斗倒王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