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亚平：浅谈杨殿珣先生的《石刻题跋索引》

冀亚平：浅谈杨殿珣先生的《石刻题跋索引》2008-09-17 09:28 国家图书馆杨殿珣先生编辑的《石刻题跋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是我们整理、研究和利用我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必备工具书。三十年来，我在整理馆藏石刻拓片资料过程中，此书始终放在案头，经常翻检，深感其重要。
    杨殿珣先生，河北省无极县人，生于1910年。早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1935年毕业。1931年在上学期间便到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从事图书馆事业。他先后担任过采访部及参考部主任、研究馆员。几十年里，杨殿珣先生做了大量的具体书目工作，编辑出版了深受欢迎的大型工具书《索引》、《中国历代年谱总录》等目录著作，为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主要保存在以纸张为书写材料的书籍上，也有相当数量是镌刻在石头上。众多的石刻资料使得有关石刻资料的目录、辑录的书籍竞相出现，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为了解决在数百种金石书籍中查找数万种石刻资料的困难，杨殿珣先生集四年之辛劳，编辑成这部《索引》，并于194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发行。该版《索引》共选择收集了《集古录跋尾》等考释石刻的金石书籍134种中的石刻条目4万余条，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为其作序于端，本人书后记于末。1957年11月发行的重印第1版（增订本），所收书目增添了清叶奕苞撰《金石录赓跋六卷》、清段嘉谟撰《金石一隅录一卷》、容庚撰《古石刻零拾一卷》、赵万里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十二卷》等4书，共计收书目138种，为了便于查检，重印第1版增附了四角号码检字索引。重印第1版删去了袁同礼之序及编者之后记。
    这部《索引》为我们创造了利用古代石刻资料的便利条件。例如，想查韩世忠的碑文以及有关该碑的考证材料，可先通过四角号码4445查得韩碑在《索引》的115页。据此，我们可以得知韩世忠碑建于宋淳熙4年，并在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等3种金石书籍中有有关其考证材料。这大大地减少了查找的时间，便利了读者。因此，不论是新从事石刻整理者，还是有数十年工作实践者，包括外地来查询资料者都深感这部《索引》的重要，齐声赞誉这部《索引》的巨大作用。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辑影印的《石刻史料新编》第一集亦将该《索引》收入出版。
《索引》重印第1版共收录了138种金石书籍，包括各省通志、金石志和重要的府县志、金石志中的条目四万余条，18371种，并将其分为墓碑、墓志、刻经（包括石经、释道经幢）、造像（附画像）题名题字、诗词、杂刻（附砖瓦、法帖）共七大类编排，各大类下再以刻立石年代为序排列。其中墓碑2423种、墓志2325种、石经28种、释道经幢708种、造像2041种、题名题字3794种、诗词1088种、杂刻5291种、砖瓦432种、法帖169种。现就其简要情况介绍如下：
    1、著述年代：一般认为，辑录石刻文字之始为晋代陈勰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因是书久佚，故金石书籍之鼻祖当推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十卷》一书。《索引》所收书中宋代9种、明代5种、清代92种、民国年间32种，统计表明对石刻资料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研究始于宋，极盛于清和民国。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乾嘉学派讲究训诂，考证之风大盛，由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大量地下资料发掘对补证史籍之不足起了重大的作用，清末民国初年的复古运动和人们习碑书法风气大盛，进而迫使众多的文人学士需要了解和利用丰富的石刻资料，从而促使有关石刻资料的辑录、考订的书籍大量涌现。这也说明，社会的需求决定书籍的命运。
    2、著述内容：据馆藏的134种书籍统计，仅有录文者11种，仅有考订者64种，两项兼有者59种。其中宋代9中，仅有考订者7种，两项兼有者2种，明代5种中，仅有录文者1种，仅有考订者2种，两项兼有者2种。从中可以看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金石书籍向着录文和详细考订的方向发展。
容媛在其民国十八年编辑的《金石书录目》一书中，将石刻资料书籍分为目录之属、图象之属、文字之属、通考之属、题跋之属、义例之属、字书之属和杂著之属八类。叶昌炽谓：“著录之书传于世者，约而言之，厥例有六：一曰存目、一曰录文、一曰跋尾、一曰分代、一曰分人、一曰分地。”（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59页）。在这些书籍中，多系题跋之属，亦有目录之属者，如《集古录目十卷》；有为录文之属者，如《芒洛冢墓遗文》等；有为分地之属者，如《江苏金石志》；有为分人之属者，如端方之《陶斋藏石记》等等。在这批书籍中，考订详尽者有之，简易者亦有之；据实物考订者有之，摘录他人者亦有之，我们在利用时要择其佳者而用之。
该《索引》已有四十多年未再版了，只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影印出版过。在此，根据我二十多年来使用《索引》的实践，谈谈自己对《索引》再版的一些设想。
    1、关于祠庙碑刻的归类问题。祠庙碑刻在《索引》中被归入杂刻类，在以后的再版中是否可将其单独立类，就其原因有二：
文献价值独具一格。祠庙是记载庙、观、寺、庵、祠堂等建筑始末和捐资题名的碑刻。涉及到山川河流、历史、政治、宗教、经济、建筑诸方面，是我们研究各门学科不可或缺的材料，此其一。
数量巨大。据粗略估计，《索引》所收杂刻5291种中，有近一半为祠庙碑刻。从金石组编辑的《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地区石刻拓片目录》中可见一斑。该书共收石刻拓片6341种，其中祠庙碑刻就达2096种，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可见祠庙碑刻数量之巨大。此其二。
综上所述，在分类中，当为其单独立类，以示重视和便于查阅。
    2、关于所收石刻资料的时代下限问题。《索引》所收石刻资料的时代下限为元。元以后(不含元)的因前人著录金石大抵亦到元为止，故编者将书中为数不多之元以后的一概割爱，使得我们在工作中感到不便。因为，元以后的石刻资料数量巨大，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统计，在所收的15687种拓片中，元以前的8270种，元以后的7417种，两者数量相差不到千种；另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地区石刻拓片目录》统计，该目录中所收的6341种历代石刻拓片中，元以前(含元代)的仅有301种，元以后的为6040种，后者是前者的二十倍。虽然这是因为当时北京是国都所致，但也可以推测出全国元以后的石刻资料数量是不亚于元以前的，且文献参考价值也非常大，对考察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故应将元以后的一并收入。
    3、所收金石书籍范围应扩大。《索引》所收书籍以孤行单本为限，其见于文集者不录，多收题跋之书。在数百种金石书籍中，《索引》仅引用了其中之一部分，这样，就造成了所收石刻条目不全。我认为：在今后的再版和改编中应广泛收集引用金石书籍，扩大收书范围乃至方志，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书目，如《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集古求贞》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重要书目应予收集，以增加其收全率。其书名称可更名为《石刻著录索引》或《石刻资料索引》。
    4、尽快加以增编。由于《索引》引用书籍不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和发现了大量的石刻资料，《索引》所收的元以前 (含元) 的石刻资料也就不太全。例如，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编辑的《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本目录》共收历代墓志4638种，其中元以前的有3897种，大大超过《索引》所收墓志2325种的数量。再者，《索引》收造像石刻2041种，金石组吴元真主编的《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就有2016品之多。仅此可知《索引》的收全率是不太高的，迫切要求我们对其进行增编工作。
   5、编排体例应作改善。在今后的再版和重编中，我认为版面应以先列统一的检索题名，最好是黑体字，然后再列该石刻在何书中可查。如：
    韩世忠墓碑 淳熙四年
        蕲忠武王韩世忠碑 钱大昕 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十六)8下
       韩蕲王碑 王昶 金石萃编(一五○)1上
       韩蕲王碑 江苏金石志(十二)13上
这样可以使检索者一目了然，增加醒目感。
    亦可将各书所列碑刻题名省略，将各书书名以数码代号显示，仅留卷数和页数，此举可节省大量版面。
    为了查找方便，可改为按刻立石年代编排，不再先行分类。
   6、另外，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数百种金石书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全文查寻。这样，不仅可省去大量编辑工之劳，还可更加方便使用者。
    7、《索引》在排印中有不少错号和漏字现象，给使用者带来不便，在再版中应予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