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叶圣陶家书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家书，特别是名人家书，一方面是写作者个人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他（她）们都富有情感和智慧，承载着人世间的亲情和友情；另一方面则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那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居于庙堂之上心忧天下的品格使然。《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家书》”）中的叶氏父子，父亲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儿子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1969年，叶至 善随团中央下河南潢川干校，父子俩天各一方、人各一地，信来信往，便有了近70万字的书信。书信真实记录了他们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大事要事”的应对和处理；书信中涉及他们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周围人物悲欢及其当时的社会动向、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是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因此，《家书》在一定意义上又可视为当时历史的民间口述史。《家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叙事状物细致入微、生动有趣。《家书》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极其珍贵的史料。

    这又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家书》。《家书》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家了。在3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父子俩共有近五百封通信，当时全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也正因为如此，《家书》就更加具有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见证的价值。

    如对“五七干校”的认识，父亲叶圣陶先生在信中这样认为：

    “惟有我国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立即传播毛主席致林副主席的信，此信为各行各业的人规定了一条五七道路，指出有这样一种大学校，不是与清华、北大同类的大学而是人人都得入学，人人都得一辈子入学的大学校，不管你这个干部多么高级，也得进去再受教育。这个制度之确立，不应写在一般教育史里，而应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里，因为这是超越了一般学校教育的范畴的”。（239页）

    作为一名老教育家，彼时彼刻的心境，正是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的叶家父子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及干部一样，都是这样单纯地想，纯粹地做，大都走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迷信和盲从的弯路。

    这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家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信中说：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五七指示”曾广为推行。 “五七干校”就是那个特殊年代推行“五七指示”的产物。据《家书》中叶至善先生的记述，“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系统的干校共136个”、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中央级的）就有“37个，约5万人”。加上各省市县都有各自的“五七干校”，当时的干校总人数，可以以此而推算大致数目。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都在“五七干校”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9年——1972年，在至善先生下干校的3年多时间里，当时的国内国外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国际上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柬埔寨政变、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邦交关系变化……；国内则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林彪事件”……《家书》中的父与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广，书信中讨论的问题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上述大事要事，难免涉及。

    如1969年6月16日圣陶先生的信中说：

    昨天元善来，他说中央有个通知，共七条，大意是少做一些形式的事，包括“请示”“汇报”，开会时过多地读语录，报刊上过多地印毛主席像，以及各单位竞铸毛主席像章等项。昨天至美也在，我就问她，她说也听见传达了。但是上星期四我们还做过“请示”“汇报”。对于这些事，我一直想，总不会老这样下去的，总得有个机缘。到了现在，大概中央认为机缘到了。……我真是极其拥护。（9页）

    既记载了当时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史实，又说明了该运动停止的时间、为什么停止，既平和又客观，反映了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文革”中那些“形左实右”东西的基本政治态度。

    又如1969年12月20日圣陶先生写信告诉在干校的至善：

    我练习过两次躲警报了。一次是在本胡同里。预先关照时间，三点钟吹叫鞭为号，各自进防空壕……走下院子里不合格的防空壕，为时两分钟。又一次是前天，我正在林老家里。事前并未知晓，忽听警报响了，大概是手摇警报机，声音全部从有线广播网传出。于是赶往大楼的地下室。部中（教育部）留下的人员和家属都到那里。那地下室，我还是第一次进去，大概比较安全。要把上面的五层楼炸穿，才轮到地下室……或许核弹也不受影响。……事后总结，说全部人员到齐八分钟，慢了。有些房间没锁上，还有桌上摊着文件的，这些都是缺点。我想，全城用警报发声，让全城的人演习，大概还不至于。如果来一次，各国记者都要认为是重要新闻了……。（54页）

    那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就是如此，这些都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记述。再如关于北京文化出版界之萧条，圣陶先生写信说：

    报上发了出新书的消息。昨天叫永和去买，买到六七种。像百货店和菜市场一样，也排老长老长的队。久不出书了，一见出书，不管要看不要看，也是抢着买。（421页）

    再告诉你书店卖书的事，是前天钟季华来说的。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

    此外，《家书》中关于出版界的人物悲欢的内容就更丰富了，此不一一评述。叶氏父子的干校通信，对历史的认识和记忆都有直接性、相对性和时代性，《家书》处处闪烁着史料的光芒。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又是由后人来评价的。《家书》中的父子俩，以独特的眼光和善良的心态，毫无雕琢，秉笔直书了“特殊年代”里北京政治、社会和文化及他们周围的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家书》既可以让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可以作为这一段国史的旁证。

    我从事编辑工作已32年，历经出版的兴盛与辉煌，也曾经看过许多激动人心的画卷，但《家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它为我们留住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张秀平/人民出版社编审、民进北京市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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