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师辈出的年代远去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02:27
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结束，中国可以算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各个学术领域，各行各业，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教育到实业，从音乐到绘画，一群闪亮的名字留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他们伴随了中国从衰弱到重新振奋的历史过程，并将国家命运与自己的事业紧紧相伴。然而，随着20世纪的结束，随着21世纪的到来，那个曾经大师辈出的年代似乎离我们远去了。如今的人们似乎只能仰望这100年来如群星般的大师们，看着他们日益远去的身影，对我们身处的今天打下一个问号：大师辈出的年代还会到来吗？
只要稍微翻一下不远的历史，就会看到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字：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鲁迅、丰子恺、梁漱溟、马寅初、张元济、徐悲鸿、黎锦晖、胡适、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焦菊隐，等等。在他们这些大师的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征？有什么共同的机缘，促使了这批各行各业的大师，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水般地出现，至今仍然照耀我们的天空？对于今天来说，远去的大师群像留给了我们和未来一些什么秘密？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师群体性出现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历史的巨变，中国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期。一个巨大的历史挫败，既是危机也是机遇，给予各行各业的大师们一个从头开始的契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和学术传统。因此，大师辈出的年代首先是历史赋予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次，留驻史册的大师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巨大变革面前，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自觉的责任感，他们都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都热切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尽快改变国家落后的命运。像华罗庚那样一生读书研究不止，成为世界一流数学家的大师，仅仅只有一个初中文凭。华罗庚说：我从来不为文凭读书。
所有的大师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卓越的事业成就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突出之处，就是他们崇高的道德感和令人钦佩的人格。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然。由于近一百年来历史的风云变幻，上述大师们，几乎个个生活坎坷、命运多舛。但是，他们都不屈不饶，从不放弃对自己的道德自律，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成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正人君子。因为，几乎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和熏陶，在他们的血液中，天生遗传了中国传统优雅而高贵的道德力量。这一点，正是今天所缺乏的。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道德力量永远不可或缺。
此外，所有的大师们都不排斥、不放弃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被称为“国粹”的梅兰芳艺术，也吸收和借鉴了很多西方戏剧艺术的内容。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年轻的时候就留学西方，有些是到了四、五十岁才去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上，都注重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曾经极端地奉行过全盘西化的方针，但最终都改变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是一个典型。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开始从事教育。张伯苓对教育的贡献之一是，全面引进了西方的体育。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大学之初，他要求学校全部用英语教材、用英语教学。后来张伯苓改变了这一做法，转而强调教育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知中国，服务中国”。
这些大师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因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成为大师的领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做了很好的结合，从而使得两种文化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获得了借鉴和融合。对于这个问题，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陈寅恪和季羡林，他们都是留学海外，但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抛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在这里还可以多举几个例子。徐悲鸿初出茅庐的时候，对中国的传统绘画持非常激烈的批评态度。但是，等他从国外回来后，徐悲鸿的绘画既借鉴了西方的绘画技巧，也融合了大量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和观念，他还多次尊请齐白石到他的学校教学。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决心以传播新文化来拯救中国，但是，正是这位张元济先生，挽救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并且在传播新文化的行动中，张元济先生认真编写教材，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黎锦晖作为一个音乐家，在到处都以西洋音乐为至尊的氛围中，开创了中国本土现代音乐的先河，并且获得极大成功，还培养了像聂耳这样的音乐家。其他像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等人就不用说了。即便是鲁迅，终其一生也只写中国古体诗词。竺可桢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开创了中国的气象学。竺可桢先生晚年一个重要的科学成果是《中国5000年来气候的变化》，也是建立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珍惜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差距。其实，今天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巨变时期，需要建树、需要开拓的领域依然大量存在。因此，从客观环境和时代背景上说，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机遇，与当年的大师们差不多是一样的，甚至因为今天的和平和相对富裕，反倒是远去的大师们要羡慕今天。然而，由于历史被无情地切断，由于传统被不公正地丑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首要的道德标准被严重忽略。因而，当今很多知识分子即便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其道德自律和人格魅力的缺乏，使得他们难以成为大师。此外，由于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在经济大潮的强大影响下，当今知识分子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只能离大师越来越远。而且，由于一些错误的理论已经多年主导了中国知识界，现代知识分子已经缺乏了当年的大师们与生俱来的与中国历史的紧密关系，从而让他们很难像远去的大师们一样，更容易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找到最丰富的养料、最宝贵的价值。东西两种文化的交融，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大师辈出的年代也就只能渐行渐远，成为回忆了。
只要稍微翻一下不远的历史，就会看到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字：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鲁迅、丰子恺、梁漱溟、马寅初、张元济、徐悲鸿、黎锦晖、胡适、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焦菊隐，等等。在他们这些大师的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征？有什么共同的机缘，促使了这批各行各业的大师，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水般地出现，至今仍然照耀我们的天空？对于今天来说，远去的大师群像留给了我们和未来一些什么秘密？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师群体性出现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历史的巨变，中国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期。一个巨大的历史挫败，既是危机也是机遇，给予各行各业的大师们一个从头开始的契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和学术传统。因此，大师辈出的年代首先是历史赋予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次，留驻史册的大师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巨大变革面前，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自觉的责任感，他们都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都热切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尽快改变国家落后的命运。像华罗庚那样一生读书研究不止，成为世界一流数学家的大师，仅仅只有一个初中文凭。华罗庚说：我从来不为文凭读书。
所有的大师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卓越的事业成就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突出之处，就是他们崇高的道德感和令人钦佩的人格。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然。由于近一百年来历史的风云变幻，上述大师们，几乎个个生活坎坷、命运多舛。但是，他们都不屈不饶，从不放弃对自己的道德自律，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成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正人君子。因为，几乎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和熏陶，在他们的血液中，天生遗传了中国传统优雅而高贵的道德力量。这一点，正是今天所缺乏的。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道德力量永远不可或缺。
此外，所有的大师们都不排斥、不放弃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被称为“国粹”的梅兰芳艺术，也吸收和借鉴了很多西方戏剧艺术的内容。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年轻的时候就留学西方，有些是到了四、五十岁才去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上，都注重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曾经极端地奉行过全盘西化的方针，但最终都改变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是一个典型。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开始从事教育。张伯苓对教育的贡献之一是，全面引进了西方的体育。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大学之初，他要求学校全部用英语教材、用英语教学。后来张伯苓改变了这一做法，转而强调教育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知中国，服务中国”。
这些大师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因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成为大师的领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做了很好的结合，从而使得两种文化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获得了借鉴和融合。对于这个问题，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陈寅恪和季羡林，他们都是留学海外，但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抛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在这里还可以多举几个例子。徐悲鸿初出茅庐的时候，对中国的传统绘画持非常激烈的批评态度。但是，等他从国外回来后，徐悲鸿的绘画既借鉴了西方的绘画技巧，也融合了大量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和观念，他还多次尊请齐白石到他的学校教学。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决心以传播新文化来拯救中国，但是，正是这位张元济先生，挽救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并且在传播新文化的行动中，张元济先生认真编写教材，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黎锦晖作为一个音乐家，在到处都以西洋音乐为至尊的氛围中，开创了中国本土现代音乐的先河，并且获得极大成功，还培养了像聂耳这样的音乐家。其他像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等人就不用说了。即便是鲁迅，终其一生也只写中国古体诗词。竺可桢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开创了中国的气象学。竺可桢先生晚年一个重要的科学成果是《中国5000年来气候的变化》，也是建立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珍惜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差距。其实，今天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巨变时期，需要建树、需要开拓的领域依然大量存在。因此，从客观环境和时代背景上说，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机遇，与当年的大师们差不多是一样的，甚至因为今天的和平和相对富裕，反倒是远去的大师们要羡慕今天。然而，由于历史被无情地切断，由于传统被不公正地丑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首要的道德标准被严重忽略。因而，当今很多知识分子即便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其道德自律和人格魅力的缺乏，使得他们难以成为大师。此外，由于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在经济大潮的强大影响下，当今知识分子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只能离大师越来越远。而且，由于一些错误的理论已经多年主导了中国知识界，现代知识分子已经缺乏了当年的大师们与生俱来的与中国历史的紧密关系，从而让他们很难像远去的大师们一样，更容易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找到最丰富的养料、最宝贵的价值。东西两种文化的交融，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大师辈出的年代也就只能渐行渐远，成为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