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霍金一样活着 - 爱蛮蛮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像霍金一样活着

       只要有智慧和精神在，没有什么能打倒自己。身体的健康固然重要，心灵的健康也会给你无穷的力量。——霍金

        英国的霍金是世界级的物理学大师，他的生平与成就估计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然而下边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常宗虎恐怕就没有几人知道了。其实他和霍金一样，都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都一样表现出对死亡的无畏和对生活的乐观。

       常宗虎系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2003年初确诊患世界罕见疾病“渐冻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于2008年4月21日在京病逝，时年44岁。常君勤于思考，博学多识，著述甚丰。卧病期间，仍坚持阅读、写作。在手不能写、口不能述的情况下，他凭借口型，由护理人员帮着利用手机键盘上9个阿拉伯数字，相继“写”下数万字文章。病榻之上，承受着难以言状的痛楚，仍在关注生死之外的宏大问题，其胸襟、心态和坦荡，令人肃然起敬。下文为常君病中自述文章《罹难记》和《改革还有两大关》，谨存文以纪念之。

罹难记

我，一个曾经的健全人，博士、国家干部、大学兼职教授，经过四年多的退化，现在只能以44岁的年龄，静静地躺在养老院的护理床上，全身瘫痪，口不能言，嘴不能吃，发不出一丝声响，仅凭四个口型配合眼神的运动，表达自己的心声。这里记述的，就是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一)灭顶之灾

    世纪之交，本是我记忆中身体最好的一个时期。无论如何，想不到一场灭顶之灾在等待着我。

    大约是2002年四五月间，我突然感觉嗓子不适，说话如同感冒了一样，而且持续一个多月不见好转。6月初，我首次来到单位合同医院北京医院接受检查。一位年轻大夫接待了我，在听了我的陈述后，以一种我太拿自己当根葱的口气告诉我，不必大惊小怪，不久就会没事。

    大夫的结论多少让我优点羞愧。尽管我觉得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但当时的基本看法还是自己太过自我珍爱。说实话，我对自己的健康向来不大关心。特别是1999年为了对付频繁的感冒下决心戒烟和常年洗冷水澡以后，对身体就更有信心了，而且2001年以前的体检也从未查出任何毛病。但是，鉴于中年需谨慎的常识和家族中几次突发的灾难，我对异常的身体信号还是有所警惕。第一次上医院，准确地说，虽然有些自爱，但绝非矫情。

    嗓子的病变在持续。最初只是自己有感觉，别人听不出来。到10月份，周围的人都听出了变化，但都以为是长期感冒的后遗症。于是，11月初，我再次到北京医院检查，结论是需要继续观察。之后，我便将此事抛在脑后，投入到年底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紧接着到了春节。年前回家，在火车上，往行李架放箱子时，突然左手发软，箱子差点掉下来。这一情况引起了我极大的警觉。虽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对这次异常大为吃惊，但从病情发展的全过程看,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促使我下决心重视病情的最主要因素是家人的劝说。他们听着我的声音,看着我的憔悴,联想到我发软的手臂,都认为我应该放下一切,一心问病,不查明情况誓不罢休。我知道,他们的劝说是出于已故亲人的阴影。

    春节过后,我便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家、单位、医院之间。最初在普通门诊,经过十多天的奔波、检查、等待，在确认喉部检查、X光片、脑部CT均无异常的情况下,年轻的大夫告诉我:没有问题。看着我仍然一脸狐疑,他又补充了一句:你要实在不放心,就挂一个专家号看看。

    到此为止,应该说,我的天空一直是一片晴朗。随着一项项检查“未见异样”，我悬着的心逐渐放了下来。但我始终认为病一定是有的,只是肯定不会是什么大病,充其量做个小手术,吃点药就会好。

    需要特别记述的是,又一件事情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在排队等候CT片的时候,由于我着急上班,多次催促工作人员希望加塞。当时,一位女同志很随意地说了一句“都病到这来了,还操心上班呢?”我竟一下子僵在那里。等回过神来,才默默地返回自己的位置。是啊!快20年了,脑子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身体问题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思考的范围。年近40,是该认真注意生活方式了。真的,从那一刻起,我一直为工作而焦躁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以至于从此以后，格外注意有关生活与工作关系的种种说法。所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8小时的努力是为了16小时的舒坦的时候,被感动的涕泪滂沱;当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健康,你福大”的广告词时,都会一次次地热泪盈眶。

    2003年3月19日,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一大早,我挂了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蒋大夫的专家。十点已过,终于轮到我了。听了我的陈述,又在诊断床上检查不到两分钟,蒋大夫就建议我做肌电图,并在病历上写下了“ALS?”的字样。看着蒋大夫神秘兮兮的样子,我预感到大事不妙。但北京医院的肌电图室，一周后才能排上队。征得蒋大夫同意,我准备去解放军总医院进行肌电检查，以便尽早拿到结论。午饭过后,我急忙上网查阅。很快,就有了结果。

    ALS,中文全名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又称运动神经元病，是世界卫生组宣布的当今时代与癌症和艾滋病齐名的五大绝症之一。其特点是由于运动神经元受到损伤，逐渐导致全身瘫痪，并丧失吞咽和语言功能，最后因呼吸衰竭而死亡，但自始至终大脑不受影响。此病近年来在我国呈迅速增长态势，发病率已超过十万分之一，病人绝大部分存活期为2至5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是此病，毛主席晚年的主要疾病也是运动神经元病。

    搜索到这么多材料，我越看越喘不上气，甚至有一种被窒息的感觉。心想这种病简直就是慢性活埋，并发誓从此以后再不谈论有关此病的任何描述性文字。

   了解了这种病的可怕，我反倒不那么紧张了。因为我读到霍金的有关情况。我相信我是坚强的，也是优秀的。既然霍金可以40年正常生活，而且病了以后成为当今最有成就的物理学家，那么，我至少还可以正常工作若干年，即使不能从事行政工作，也还可以继续我感兴趣的社会政策研究。

    虽然已经初步确诊了病情，第二天，我还是希望301医院的肌电图检查能出现奇迹。但结论很令人失望，“神经元性损坏”和检验员同情的眼光彻底粉碎了我残存的一点侥幸。

    3月24日一大早，我特意叫上妻子，就像听候法庭最后判决一样，去见北京神经内科主任蒋大夫。进得医生办公室，蒋大夫身边围了七八个学生，我递上病历和肌电图检查报告，他只看了一眼，轻声地说了句“就是了”，然后静静地等待我的提问。我有气无力地问:“还能活几年？”“一般2至5年，也有超过10年的。”“锻炼或加强营养行吗？”“没用。”“真的没有办法？”我问，“听说有一种肌生注射液，不知管用不？”“回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后期想吃什么都吃不了了，只能吃些流食。”出门后，我和爱人商量后决定继续工作，分头回到各自单位。

    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降临了。也许我懵了，一时竟那么平静。

    确诊了病情，病似乎也突然加重。原来只是嗓子不适，现在，从大夫那里听到的，从资料中看到的各种症状全部出现了:肌肉开始震颤，严重时难以入睡;双手大鱼际的肌肉明显萎缩;洗澡时手臂活动也不自如了;甚至走起路来也有点发飘了。实际上我清楚地知道，这些症状早就存在，只是以前不知道，没有注意罢了。可见，医书读多了，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面对如此灾难，痛苦、彷徨、失眠、流泪是难免的。痛定思痛，我很快形成了应对危急的十六字方针:“坚定信心，积极治疗，顺其自然，当机立断。”所谓坚定信心，就是作好与病魔长期作战的准备，尽量坚持工作。这样想的背景是以霍金为参考，幻想自己的病情像他那样发展缓慢，幻想也有他那样宽容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所谓积极治疗,就是不因绝症而不治疗。通过日常治疗延缓恶化速度，通过接受新疗法捕捉一切生存机会。所谓顺其自然，就是考虑到它是绝症的特性，病情的持续恶化是必然的，要从心理上作好准备，不因病情的任何加重而严重影响情绪。所谓当机立断，就是在失去工作能力或者难以承受痛苦的时候，立即自杀。

    显然，这一思路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和敢于面对困难的大无畏气概，也不乏理性的成分。但问题是，其中过分强烈的拼搏气息严重压抑了理性的因素，必然使所谓“当机立断”流于形式。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思考对策的同时，有很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十万分之一的彩票中奖历来与我无缘，这十万分之一的灾难却与我不期而遇？患上这种怪病，对我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按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我究竟做了什么坏事，老天要如此惩罚我？

    我想，初患重病的人都难免产生类似的问题，但谁也恐怕找不到令人完全折服的答案。我也一样。

    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从来不相信什么神鬼迷信。但我的病与人死之初某种迄今未知的神秘力量的关联，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2002年3月7日，家中亲人因脑溢血去世。次日，我急赴西安处理后事。不知什么原因，从进入他家公寓的电梯开始，我就感到特别的恐惧，同时耳畔嗡嗡作响，如同置身于强大的磁场之中。以后的大约五十多个小时，恐惧感有增无减，不论房间里有多少人，也不论我作什么样的心理暗示，一概无济于事。结果，3月10日下午3点多，我实在招架不住，到附近一家医院就诊，发现血压140/100,原来血压偏低的我从此与高血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今天。从几个月后嗓子不适看，运动神经远病发端于此次刺激应该确定无疑。显然，谁也说不清，这次事情的发生是必然还是偶然？是命运使然还是阴差阳错？

   （二）积极应对

    明确病情以后，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积极应对。当时没有选择立即自杀，是因为不甘心，也因为有条件支撑我与病魔展开长期的对抗。

    积极应对最重要的当然是治疗，还有平衡心态，树立信心，坚持锻炼，增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等等。

    说实话，截止2005年9月，虽然面对的是绝症，虽然全世界也没有治愈的先例，我仍然认为通过治疗我有痊愈的可能。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现代医学对人体的认识实在有限，在天人合一理念之下的中医更有可能创造奇迹，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神医是存在的。

    受以上思想的左右，2003年4月，我一面通过老乡关系联系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姜教授，一面调动所有社会关系寻找西医名家。经过努力，姜教授把我交代给了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乡赵兄，他们同时建议我先看西医。这时，西医的寻找也有了结果。通过博士导师王老师的关系，我找到了朝阳医院的黄大夫。

    回忆在朝阳医院的遭遇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当时，根据黄大夫的介绍，从人体胚胎干细胞中分离出来的溴鞘细胞对高位截瘫和运动神经元病的有效率几乎百分之百，只要每过一段时间视病情发展做一次溴鞘细胞移植,就可以非常有效地控制病情的严重恶化。这种情况下,我庆幸找到了克服绝症的办法,也对这次手术充满了期待。于是,我动员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寻找孕妇。从6月初开始,我妹妹、妹夫、嫂子不仅动员各自的亲戚朋友,更是放下手头工作,采取在妇产科蹲守、到农村跟踪等手段,最后在6月中旬从陕西老家找到一个孕妇,并以高价带到朝阳医院,等候移植。我则于6月底住院,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一周后回单位上班。有意思的是,向领导请假时,领导的一句玩笑话日后竟然一语成谶:“可不要从民政工作者变成民政对象。”.我今天住在养老院在护理员的帮助下写作,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7月2日早上九点多，当我从全身麻醉中清醒过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右侧手腿活动费力。按照黄大夫的解释,属于术后正常反应,过几天会自然恢复。但实际上,黄大夫是用手术刀无情地给我的人生划上了休止符。

    从此,我从一个还算潇洒的男人变成了跛子、瘫子;从健全人变成了残疾人;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变成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从单位骨干变成了职业病人;从需要经常加班的紧张的上班族变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从时常出差甚至出国变成了整天蜗居于斗室之内,最多只能在楼道转悠。虽然脑力活跃一如既往,但是由于身体活动受限,思考的问题不同了，写作的内容变化了，现实真的离我而去，政策和学术研究力不从心。我从社会的创造者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从家庭的顶梁柱变成了妻子和儿子的累赘。总之，人生从此天翻地覆，生活从此天翻地覆。

    具体来说，那场手术生生地斩断了我上班的希望，使我的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还把我带进了无情无尽的痛苦之中:身体左侧发凉，严重时恨不得剁掉左侧;右侧失去对冷热的知觉，而且不能正常排汗。我甚至怀疑，假如有一天运动神经元疾病真的治好了，手术造成的右侧偏瘫可能还会伴随着我。

    积极应对，第一步就摔了个大跟头，但我并没有丧失对治疗的信心。在以后的两年时间，我接受了从大学教授到民间神医再到神汉巫婆的各种中西医治疗和迷信活动。

    简单来说，这些治疗有:北京中医药大学赵教授长达十个月的针灸，西安第五人民医院用于强直性脊髓炎的脊髓穿刺，江苏海门市中医院退休大夫程医生的电针，汉中地方名医余大夫的中药，北京藏医院马大夫的梅花针等等。至于各种迷信祈神的活动，基本上每两个月就有一次，统统由母亲在农村老家举办，有时需要我通过电话予以配合，我则基本上言听计从，一则因为不好拂母亲的好意，再则在疾病面前已经变得脆弱的我对说不清的灵异之事，只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了。

    事实上，赵大夫和马大夫在治疗中,还采用了他们读到、听到、想到的各种方法,比如服用马钱子,吃生猪肉,皮下注射B12,长期滴注头孢类消炎药等等。感谢他们,找到这些办法,一定耗费了不少心血。

    遗憾的是,虽然中医的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我也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但病情却依然顾我,我行我素,似乎这些治疗与他无关。结果是:我的行走一天比一天困难,双手活动日益受限,吞咽越来越吃力,说话能听懂的人日益减少。2003年12月亲手发出最后一份电子邮件,2004年4月最后一则手机短信,6月开始不能去户外走动,8月以后需要别人喂饭,12月开始，只能站立不能走动,只能躺着吃饭说话。总之,完成了由偏瘫向全瘫的转变。

    在对中医治疗逐渐失望的过程中,我也尝试了所能采用的西医方法:服用利噜唑和到位于南京的解放军四零五医院做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利噜唑是美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全球唯一的专门治疗运动神经元病的药物,但效果只是延长患者生命几个月。我服用它五个月后，发现毫无效果,加之太贵,也放弃了。自体干细胞移植后,吞咽曾一度明显好转,但大约一个月后又一切照旧了。

    积极应对,除了抓住所有的治疗机会之外,重要的还有自身的态度和努力。我的对策有二:一是坚持锻炼,二是读书。根据常识,锻炼至少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

    面对绝症,既然医学无能为力,也许锻炼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我虔诚地投入了锻炼。手术前,我每天早中晚各快走20分钟,一走就是2个多月,不曾一天懈怠。偏瘫后,结合康复的需要,我几乎把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全部花在锻炼上。在我住过的小区和医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我拖着右腿艰难行走的样子,时不时地摔倒再爬起来,继续颤颤巍巍地向前移动。后来,在中医大夫的建议下,我又开始练气功,从放松功到静守丹田,每次一个半小时,早晚各一次。出院后,我寄住在西安妹妹家中。由于那里条件很好,我的锻炼更达到了自虐的程度.每天清晨3点半起床,然后洗漱和洗冷水澡,再走到楼下,4点半气功,6点后到对面公园行走2个小时,晚上10点再做一次气功。这样执着地坚持了半年,结果我妹妹全家被闹得鸡犬不宁,自己也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这时,新接手的中医大夫提出了他的观点:此病不能锻炼,犹如手里有5分钱,用1分则少1分,锻炼等于自求早死。于是,锻炼以失败告终。

    读书,最初是为了填充大量的垃圾时间。随着病情的恶化,读书被用来抵抗病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开始的时候,看书很杂,信手拈来,没有目的。到2005年初,治疗和锻炼的希望全部破灭,重新回到岗位永远不再可能。于是,在爱人和护工的帮助下,我把过去有关民政工作的文章翻出来,审读、编选、注释,汇成一本22万字的民政工作研究,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和交代。这本书后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于2006年初正式出版。

    一步步积极应对的过程,也是一次次失望的过程。当应对措施趋于枯竭的时候,失望也最终变成绝望。2005年9月13日,我蜷缩在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痛苦地瞪着眼珠,心情也坏到了极点。因为此时,我已经用尽了能够听到想到的一切对付办法,结果是毫无起色。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将以加速度奔向八宝山的某个黑匣子里。

    (三)身不由己

    从本质上讲，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表现之一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有心情找到不是出路的出路。

    2005年9月,在一切努力统统失败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按说，当时唯一的、最好选择就是自杀。可惜的是，疾病已经完全剥夺了我自杀的能力。经过一番思考，我不得不采取的对策只能是:麻痹自己，遗忘痛苦，拒绝未来。麻痹自己，就是用读书、看电视、写作等方法转移注意力，对身体内的病魔置若罔闻。遗忘痛苦，就是痛苦来临时不去体会它，痛苦过去时不去回味它。拒绝未来，就是不制订任何读书和生活计划，拒绝思考和查询病情发展的未来步骤。核心是过好当下。显然，这是典型的驼鸟政策。但问题是，除此以外又能如何？

    近两年多以来，疾病带给我的痛苦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平常情况下，不能说话，不能吞咽，经常憋气，反复吸痰，气管和口腔伤痕累累，四肢酸麻胀痛，僵硬发凉，完全瘫痪，心悸不断，大小便需要辅助。卧床只能仰卧，不能侧翻;坐着则呼吸困难;每次起床上床都要严重憋气。无论哪种情况全都如同上刑。一般晚上很少能正常睡觉，即使带上呼吸机，整夜折腾也是常有的事。

    身体被疾病所左右，治疗也由主动变成了被动。2006年4月以后，几次都是因为急救而住院。2006年5月底，就在武警总医院的胚胎干细胞移植已经结束准备第二天出院的时候，因为吃药不慎造成呼吸困难。抢救的结果是，嗓子里插了一根直径一个多厘米的塑料管，两颗牙齿被钢钳无情地撬飞了。第二次急救是在2006年12月，经过一天一夜的堵痰，浑身被憋得发紫。送进医院等待处理时再次出现危险，医生护士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护理员匆忙之中把吸痰管从口腔插进气管，一场持续几天的危急瞬间化解。2007年6月底，因呼吸功能退化，体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造成昏迷，氧饱合度一度降到70,心率加快到每分钟150次。抢救之后，气管被切开，人则陷入了一种该死不死的、违反自然规律、苟延残喘的生存状态:必须不间断地吸氧，十几分钟吸一次痰，必须晚上带上呼吸机，以保证睡眠。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种活法!

    随着病情的加重，对护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起初，由一个护工在家里护理。2006年9月，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经好友方嘉珂先生的帮助，入住他开办的鹤童养老院，接受全面的专业护理。现在，护理员之间一个小小的动作差异，也会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轻者心率猛地加快，重则持续憋气达五六个小时。

    当然，就在身体被疾病完全控制的时候，人生也几乎被疾病完全摧毁。此后，生活变成生存，尊严丧失殆尽，地位一落千丈，社交随肌肉一起萎缩，真正体会了“悠悠万事，健康为大”那无坚不摧的力量。

    虽然我的人生只能在疾病所允许的夹缝中苟且潜行，但不知该庆幸还是该痛苦，我的大脑似乎没有任何残疾，眼睛的活动还算自如。这就使我拥有了读书思考的可能。两年多来，为了对抗疾病，除了《新华文摘》几乎一期未落地读过以外，还系统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的选集、文选及爱人随意送来的各种题材的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方嘉珂先生的反复鼓励，去年一年多，在以王宝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护理员的辛苦帮助下，我居然“写”了数万字的文章，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我单调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病痛的折磨。

    应该说，所谓的读书和思考，相对于强大的疾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再考虑消费的资源，比如专人陪护，每天近30根吸痰管、不间断地吸氧、无数的药物等等，这种生命的延续，实在是暴殄天物。

    现在，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那句把前辈们一个个送进坟墓里的套话:医学的突破和奇迹的发生。

    当然,不只是无谓的希望。亲人们忠诚的关爱,朋友们动情的关怀,护理员洋溢的青春,还有门房暖暖的阳光,都在诠释着人世间的美好,使人不忍离去。

改革还有两大关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迄今为止，改革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但是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来看，改革还有两大难关需要度过。这就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主要是指适应中国社会形态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社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社会的转变，通过调整、重组和创新，建立新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破除单位制社会体制，逐步形成多种社会自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第二步，按照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时，社会矛盾将会凸现甚至激化，因而导致政治动荡。在此时期，必须尽早建立足以化解因为社会问题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新型社会体制；第三步，鼓励各种社会自组织充分、活跃、有序地发挥作用，形成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参与性、开放性和法治化为基本原则的公民社会，适应公民社会要求，完善新的社会体制。目前，第一步已经实现，我们正处在第二个步骤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准确把握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作出的伟大决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应当积极着眼于防范社会危机以外，还应该给予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充分发挥作用以足够的重视。
    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不少人会以西方政治制度作为参照。事实上，从理论上讲，西方政治制度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统一模式；在实践上，它不仅不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有着十分明显的缺陷。比如，惨无人道的希特勒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推选出来的；今天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局面，也是西方国家输出其民主制度的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选举越来越成为富人们的角斗场。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应该照搬欧美政治制度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相当艰巨。至少在目前，这方面有两个十分敏感而且迫切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突破：一是所有制与贫富分化的关系。公有制、私有制与贫富分化之间有没有关系？公有制是否就能保证共同富裕？私有制是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理念。二是领导人的选拔机制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中国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当然，所谓改革的两大难关，只是相对而言。一方面，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一旦经济发展出现严重波折，必将打乱改革进程，甚至葬送改革成果。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要在未来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内继续快速发展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一定的舆论氛围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必要保证。舆论自由，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深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此，准确把握宣传领域的改革力度，保证一定的舆论氛围就显得十分必要。相反，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适当地搞舆论自由，只能使改革断送在政治狗仔队的口诛笔伐之中。在这方面，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伊始就推行所谓的“公开性”，最终不仅葬送了改革也葬送了苏联，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此外，改革中每出台一项政策都潜藏着风险，这些风险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并给改革带来沉重的打击。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每一个举措也是一道道难关。
                                警惕政策失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目的，就是正确判断、分析、解决我们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统筹兼顾，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避免大的冲突，使我国平稳、顺利地度过改革攻坚阶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条件，奠定基础，创造环境。根据这一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尤其是事关民生的政策时，要特别认真，既积极又谨慎，来不得半点自私、半点虚伪、半点马虎、半点疏懒。
    应该看到，各级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明显成绩，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的繁荣有序，社会的发展稳定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近些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大量法规、规章、政策、措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出台前科学论证不够。比如，医疗保险把保险对象限定在城镇职工，排除了其他城镇居民，使得医疗保险成了“富人俱乐部”。再比如，经济适用房政策开始时就不适当地把对象设计为占城镇居民80%的中上收入者，待到发现无法实施时，又采用不适当的补贴方法，结果直接造成了房价的高位运行和居高不下。二是出台前部门协调不够。比如，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廉租房制度、教育救助、司法救助、医疗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最低工资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相关制度之间不够配套，目标人群受到的保障程度出现不应有的差异。再比如，自1997年以来，价格监督部门已经23次降低了1500多种药品的价格，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协调，结果每次降价却造成了市场驱逐降价药的情况，老百姓仍然得不到实惠。三是出台前上级部门审查把关不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说是十分明确的，但是有些部门的改革举措却不能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甚至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比如，在以淡化等级身份为重要特征之一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今天，某些高校却被升格为副部级；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幌子下，某些地方的中小学在以接收捐赠为名，行择校费之实；电信部门则以各种所谓的套餐迷惑消费者，就是不愿意明明白白地降低资费；金融部门任由各大商业银行凭借其垄断地位乱定收费标准，坚持执行不合理的收费规定。这些政策的出台，虽然保护了某些部门某些行业的特殊利益，却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造成或加重了社会矛盾。此外，有的部门动辄喜欢搞全国统一，有的部门甚至乐于把部门工作变成全民事件，有的部门则面对成堆的问题和老百姓的呼声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任由问题蔓延。比如，高考已成为全民高考，现在连硕士生入学考试、面试、分数线也要搞全国统一，即使每次只涉及几十万人的公务员考试，从发布通知、报名、考试、确定分数线、面试到录取，都要通过媒体向全国发布。至于媒体上频频曝光的天价药费，似乎在证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医院主管部门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职责。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其严重性和危险性。
    所谓严重性就是指这些政策本来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现在却出现了由于自身的偏差甚至错误导致制造社会矛盾的负效应大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正效应的情况。这对于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挖墙角。
    所谓危险性，就是指政府的政策在引发和加重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引发社会冲突甚至政治危机。这方面，拉美国家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以阿根廷为例，1989年和2001年两次大危机都是因为政策失误引起的，并迅速发展成为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于一体的全面危机。其中，1989年的危机不仅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哄抢商店等社会骚乱，而且导致激进党政府提前下台。2001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从金融恐慌发展到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和流血事件，进而引发政治危机，使阿根廷在十天之内三易总统。
    由此可见，发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并引起警觉并不难，难的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不出现失误。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政策失误。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机制，既能保证尽可能地减少政策失误，又能保证急需的政策能够及时出台。一般说来，政策失误无非源于部门利益作祟、科学论证不够、相关协调不足、懒于行政。
    从操作层面上讲，只要就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成立几个政策攻关小组，作为领导把关审查的智囊，就可以杜绝绝大部分政策失误的根源。当然，政策出台前也要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以使社会充分了解并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初衷，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和震荡。
                          八股文风之痛
    只要对各级党政公文、领导讲话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一种八股之风正在蔓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八股之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日益“规范化”。各种公文包括开闭幕词、主报告、总结讲话、参与性讲话、纪念性讲话、贺词等等，以及通知、批示、指示、答复等，各自在段落结构和语言用词上日益雷同，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让人们称颂和记住的讲话越来越少。二是结构上的日趋僵化。最典型的是各种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到各级政府各种部门大小工作会议的主报告，几乎千篇一律——第一部分必是重要性、紧迫性，最后必是加强领导，中间则必是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各项工作。三是内容上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由于各项工作总是牵涉到方方面面，所以各个部门都要提及，有关方面都要点到，而不管这些部门和方面与这项工作联系上的松紧疏密，最终结果必然是四平八稳。四是语言上的干涩枯燥，套话连篇。五是篇幅越来越长。由于人人都不能忽视，部门都要重视，方方面面必须提到，又要受制于形式、内容、结构、语言的要求，篇幅自然短不下来。
    语言本是鲜活生动的，但各种公文总是令人难以卒读。我们党早年公文中那些灵动的语言，比如《毛泽东选集》中“应该向他刮脸皮”、“嘴尖皮厚腹中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人民服务”之类鲜活平实的语言，在今天的讲话稿中越来越少了。套话方面，最典型的是把“三个代表”当成“万金油”。
    自党中央号召“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以来，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所有的政府官员、报道政府工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内容，言必称“三个代表”；我们的政府官员、公务员在接受采访时，在镜头前发言时，无论是什么具体的工作，也是言必称“三个代表”。我认为，这是对“三个代表”的学习与实践宣传的一种庸俗化。民政干部帮助失业工人找工作，是因为“三个代表”；警察破案，是因为“三个代表”；党政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是因为“三个代表”；抗洪救灾，是因为“三个代表”；军队训练，是因为“三个代表”；公务员为群众办事，是因为“三个代表”；医生为病人治疗，是因为“三个代表”，等等。要知道，这些领导也好，公务员也好，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些内容呀，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是他们在拿了公民纳税得来的工资，应该完成的工作。在“三个代表”提出以前，这些领导、公务员、医生就没有干好他们的本职工作？这样的一种风气，实际上是对“三个代表”的轻视和贬低。在此，“三个代表”成了免检标签，似乎只要标签一贴，就保证没有政治方向的问题了。
    八股文风坏事害人，毒化政风，贻害无穷。工作与工作不同，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但是在八股风气的约束下，需要回答的问题被固化、被删简，使得真正有特色甚至瓶颈性的问题被忽略，也使工作的推进成为纸上谈兵，从而影响到整个事业的发展。具体到各地，不论工作本质的差异和表现不同，单就落实来说，也不是一两篇八股式的公文所可以解决的。八股文风的危害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地，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公务人员产生疏于思考、得过且过的恶习。如果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各个机关里都有一些人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这些人深知机关里的办事“规矩”，十分重视办公程序的正确与否，却对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感兴趣。由于这些人因为用人机制的原因往往能够爬上高位，从而引起一些人的效仿，败坏了政风。当然，政风的破坏不只是八股之风的“功劳”，但它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八股文风的根源是官场与生俱来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官场中各种恶习的集结，其中最核心的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是官员们的角色、身份、地位、行为严重错位的产物。按理说，讲究形式是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很难设想，在以科层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中不讲究身份地位和级别规格会是什么样子。问题是，如果过分过度地滥用这种形式，并使之蔓延到为老百姓办事的环节和研究问题力图决策的环节，就必然形成形式主义和懒于行政。八股文风正是形式主义和懒惰行为在公文形成环节滥用的结果。
    消除八股文风是一件十分困难或者说基本上不大可能的事情，原因是产生它的官僚主义不可能被彻底清除。所以，针对八股之风，所能采取的措施十分有限。除了加强教育、注意用人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提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撰写自己的讲话，尤其要讲真话、实话。
    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给我们起了示范作用。温总理说:“我没有稿子，……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他要求文学艺术家要用心创作，用心演出。
    他谈到自己的体会——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谈话充满真情实感，体现务实精神。全体干部如果都能用文化充实自己，用心去写报告，写讲话稿，会更接近百姓，有利于在机关中克服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