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儒學對當代生活的現實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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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12-05發表評論>>
“中國文化問題與儒學當代創新”杭州論壇，群儒舌戰
追問一：何為儒學創新？
“知足常樂”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怎麼叫“足”？生存慾望上的“足”如何規定？吃喝玩樂而無損他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輕視？人的創造性追求有沒有“足”的問題？
講究“述而不作”的儒學是否有創新的必要？學者們一致認為，創新是思想的常態，儒學的發展過程正是不斷創新的過程。而在如何理解創新的內涵與方法的問題上，不同學者之間既有明確的共識，也存在深刻的分歧。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主任周桂鈿教授認為，創新是由碰撞產生的思想火花，這碰撞既有思想與實踐的碰撞，也有儒學與其他思想的碰撞。他特別強調了思想與實踐的關係，在他看來，儒學現代化的問題不是這個時代的問題，而是中國儒學發展史的基本問題。
最無益的態度，就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古代典籍，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很多精華變成了糟粕，相反，不少原來被認為過時的東西卻能化腐朽為神奇。所以創新的關鍵在於認清時代的要求，使儒學發展和時代變革緊密結合在一起。
省儒學學會吳光教授認為，當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價值觀念的趨同化正在發展之中，類似“自由”、“民主”、“法制”很難再說只是西方觀念，同理，“仁愛”、“民本”、“中庸”等觀念也已從中國走向世界。這也正是儒學發展和創新的基本狀態，事實上，譚嗣同、康有為、馬一浮等人的儒學都是古今中外兼收並蓄，而並非固守儒家傳統教義。今天儒學創新的基本方向，應是以民主仁愛為本，以科技法制為用，從道德仁學走向民主仁學。如果離開仁愛思想，以德治人，儒學也就不是儒學；如果不引入民主思想，也就不成其為新儒學。
吳炫教授認為，以往中國儒學研究的根本盲視，是把注意力放在辨識古代思想的精華與糟粕上，而忘記了儒學是一個整體，要保持其內在活力，使其獲得當代價值，必須對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觀念進行改造，這不僅是要揚棄其糟粕，而且是要改造其精華。比方說“知足常樂”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但對此觀念可以進行一系列的追問，比方說怎麼就叫“足”？生存慾望上的“足”如何規定？吃喝玩樂而無損他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輕視？人的創造性追求有沒有“足”的問題？
進行這類追問，不是要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而是使已有的文化觀念重新成為問題，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創造性的回答。吳炫教授認為，傳統文化要實現現代化，必須經過“個體獨立”、“生命意識”、“創造力”的三重過濾，這不是簡單的挑選，而是以古代思想觀念為材料，致力於文化的個體化創造。這種個體不是以己之所欲去“齊天下”，而是以自身影響世界，宋代的蘇軾、今天的黃永玉就是這類獨立個體的典型。所以我們首要的問題不是哪些傳統觀念在當代社會仍有價值，而是當代中國人何以能恢復活力，以一種放鬆、健康而又富於創造性的生活，對世界文化產生影響。
追問二：儒學何以獲得當代價值？
推廣儒家式人格教育；為民眾講授生死學、愛情學等課程；以儒家生死觀幫助現代人排遣心靈焦慮，改善人際關係。
儒學如何真正進入現代生活，自始至終都是與會專家最感興趣的問題。
就此問題，台灣籍學者龔鵬程教授的看法引發了與會者濃厚的興趣。他的演講題目為“生活儒學的面向”，這是他多年來從事儒學理論與實踐工作的總思路。他反對儒學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論體系越做越精密，卻忽略了儒學實踐，忽略了儒學對當代生活的現實承擔。他本人及台灣學者一直在做相當具體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區大學體系，推廣儒家式人格教育；為民眾講授生死學、愛情學等課程，以儒家生死觀幫助現代人排遣心靈焦慮，以儒家仁愛觀、家庭觀促進現代人際關係品質的改善；挖掘儒家思想中文化美學的資源，指導民眾在具體的文化生活中營造美感等等。這些工作既順應了大眾的需求，也是儒學實現其“濟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徑。
蘇州大學蔣國保教授是研究現代新儒家思想的專家，但是與羅義俊研究員對現代新儒家高度肯定的態度不同，在他看來，新儒家有過分精緻化、貴族化的弊病。新儒家的初衷本是重建儒學與社會的關聯，但結果卻背道而馳。儒學的現代化就是要發揮儒學在現代社會的作用，離開了民眾的認同絕無可能。所以主要的工作是把儒學化為群眾的情感認同，而不只是高深的道理。儒學要告別貴族化，走向世俗化。但是世俗化並不等於庸俗化，後者是迎合世俗慾望的無限膨脹，前者則是對正面的世俗價值的承認。
另一些學者著力於對儒學思想中某些仍有生命力的觀念進行創造性闡發。北京大學哲學系陳來教授從一個具體問題即“價值的多元普遍性問題”入手，展示了儒學傳統觀念的現代意義。他指出，現代世界的文化邏輯一直處於“普遍性”與“地方性”不可調和的矛盾中，而儒學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更好的觀念，即“多元普遍性”。多元普遍性是指多元並存的狀態並不意味著特殊性、地方性，它本身正是普遍性的表現方式。在我們為普世化是否就是西方化而苦惱之時，應該記起中國儒學中“理一分殊”、“和而不同”的智慧。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關係，不是爭奪作為普世文化的地位，而應該是在良性互動中形成一種“承認的文化”。
追問三：儒學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藥？
今天的學者對儒學有種種不滿，這是創新的原動力；但是在表達這種不滿的時候，一定要弄清楚這種不滿是什麼。
儒學討論往往會面臨一種矛盾：一方面，儒學是思想體系的構建，需要知識學的深入考察；另一方面，由於儒學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中國文化，所以有關儒學前景的探討往往會被直接引向對文化問題的宏觀探討，以至於不能向某一核心的理論問題集中。參與本次論壇的學者對此狀況有著高度自覺。
吉林大學法學院鄧正來教授認為，我們今天討論儒學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做知識社會學的考察，否則既容易使討論陷入空談，也很難把握住知識的增量點。他肯定了吳炫教授有關現代個體獨立的看法，認為這與古希臘伊壁鳩魯學派的思想創造有些接近，後者在“公民”身份之外，以對日常生活（包括“吃喝玩樂”）的關注開出“個人”概念，這就是知識的增量。今天的學者對儒學有種種不滿，這是創新的原動力；但是在表達這種不滿的時候，一定要弄清楚這種不滿是什麼，要結合特定的知識背景和理論框架談問題，而不能像是在討論“超時空”的觀念，否則一是不容易談深入，甚至有可能走入理論的誤區；二是容易把現實生活的所有問題都籠統地推給儒學，結果使儒學成為包治百病的良藥了。儒學並不能夠救世，研究儒學的學者首先是要做好知識學的工作，一是問知識的來龍去脈如何，二是問知識的增量點在哪。
當知識學的維度凸現出來時，學者們的探討越來越深入，一些學理化的交鋒與碰撞不斷出現。陳家琪教授認為，把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放在一起討論的確是種很好的做法，它有助於我們認清這一狀況：當學者們研究西方思想時，他始終脫離不了對中國問題的關切；反之，當學者們研究中國問題時，他也應該主動從西學中求取有益的借鑒。比方西方解釋學，就是我們探討經典問題時重要的理論工具，而道德的依據等問題，也正是在西學中才被充分強調。從西學中求取恰當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支援，應該成為當代儒學學者進行創新性思考時的自覺意識。
但是，董平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哲學思維有自己的路線，並不一定要按照西方模式去思考。比方道德起源問題，傳統儒學是以天道為道德之源，這與康得所說的良知律令、黑格爾所說的社群道德都不一樣。我們現在要思考的，只是古代自成一體的思維模式究竟能在今天的哲學思考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本報通訊員 王曉華 整理)
文章來源: 錢江晚報
“中國文化問題與儒學當代創新”杭州論壇，群儒舌戰
追問一：何為儒學創新？
“知足常樂”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怎麼叫“足”？生存慾望上的“足”如何規定？吃喝玩樂而無損他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輕視？人的創造性追求有沒有“足”的問題？
講究“述而不作”的儒學是否有創新的必要？學者們一致認為，創新是思想的常態，儒學的發展過程正是不斷創新的過程。而在如何理解創新的內涵與方法的問題上，不同學者之間既有明確的共識，也存在深刻的分歧。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主任周桂鈿教授認為，創新是由碰撞產生的思想火花，這碰撞既有思想與實踐的碰撞，也有儒學與其他思想的碰撞。他特別強調了思想與實踐的關係，在他看來，儒學現代化的問題不是這個時代的問題，而是中國儒學發展史的基本問題。
最無益的態度，就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古代典籍，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很多精華變成了糟粕，相反，不少原來被認為過時的東西卻能化腐朽為神奇。所以創新的關鍵在於認清時代的要求，使儒學發展和時代變革緊密結合在一起。
省儒學學會吳光教授認為，當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價值觀念的趨同化正在發展之中，類似“自由”、“民主”、“法制”很難再說只是西方觀念，同理，“仁愛”、“民本”、“中庸”等觀念也已從中國走向世界。這也正是儒學發展和創新的基本狀態，事實上，譚嗣同、康有為、馬一浮等人的儒學都是古今中外兼收並蓄，而並非固守儒家傳統教義。今天儒學創新的基本方向，應是以民主仁愛為本，以科技法制為用，從道德仁學走向民主仁學。如果離開仁愛思想，以德治人，儒學也就不是儒學；如果不引入民主思想，也就不成其為新儒學。
吳炫教授認為，以往中國儒學研究的根本盲視，是把注意力放在辨識古代思想的精華與糟粕上，而忘記了儒學是一個整體，要保持其內在活力，使其獲得當代價值，必須對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觀念進行改造，這不僅是要揚棄其糟粕，而且是要改造其精華。比方說“知足常樂”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但對此觀念可以進行一系列的追問，比方說怎麼就叫“足”？生存慾望上的“足”如何規定？吃喝玩樂而無損他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輕視？人的創造性追求有沒有“足”的問題？
進行這類追問，不是要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而是使已有的文化觀念重新成為問題，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創造性的回答。吳炫教授認為，傳統文化要實現現代化，必須經過“個體獨立”、“生命意識”、“創造力”的三重過濾，這不是簡單的挑選，而是以古代思想觀念為材料，致力於文化的個體化創造。這種個體不是以己之所欲去“齊天下”，而是以自身影響世界，宋代的蘇軾、今天的黃永玉就是這類獨立個體的典型。所以我們首要的問題不是哪些傳統觀念在當代社會仍有價值，而是當代中國人何以能恢復活力，以一種放鬆、健康而又富於創造性的生活，對世界文化產生影響。
追問二：儒學何以獲得當代價值？
推廣儒家式人格教育；為民眾講授生死學、愛情學等課程；以儒家生死觀幫助現代人排遣心靈焦慮，改善人際關係。
儒學如何真正進入現代生活，自始至終都是與會專家最感興趣的問題。
就此問題，台灣籍學者龔鵬程教授的看法引發了與會者濃厚的興趣。他的演講題目為“生活儒學的面向”，這是他多年來從事儒學理論與實踐工作的總思路。他反對儒學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論體系越做越精密，卻忽略了儒學實踐，忽略了儒學對當代生活的現實承擔。他本人及台灣學者一直在做相當具體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區大學體系，推廣儒家式人格教育；為民眾講授生死學、愛情學等課程，以儒家生死觀幫助現代人排遣心靈焦慮，以儒家仁愛觀、家庭觀促進現代人際關係品質的改善；挖掘儒家思想中文化美學的資源，指導民眾在具體的文化生活中營造美感等等。這些工作既順應了大眾的需求，也是儒學實現其“濟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徑。
蘇州大學蔣國保教授是研究現代新儒家思想的專家，但是與羅義俊研究員對現代新儒家高度肯定的態度不同，在他看來，新儒家有過分精緻化、貴族化的弊病。新儒家的初衷本是重建儒學與社會的關聯，但結果卻背道而馳。儒學的現代化就是要發揮儒學在現代社會的作用，離開了民眾的認同絕無可能。所以主要的工作是把儒學化為群眾的情感認同，而不只是高深的道理。儒學要告別貴族化，走向世俗化。但是世俗化並不等於庸俗化，後者是迎合世俗慾望的無限膨脹，前者則是對正面的世俗價值的承認。
另一些學者著力於對儒學思想中某些仍有生命力的觀念進行創造性闡發。北京大學哲學系陳來教授從一個具體問題即“價值的多元普遍性問題”入手，展示了儒學傳統觀念的現代意義。他指出，現代世界的文化邏輯一直處於“普遍性”與“地方性”不可調和的矛盾中，而儒學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更好的觀念，即“多元普遍性”。多元普遍性是指多元並存的狀態並不意味著特殊性、地方性，它本身正是普遍性的表現方式。在我們為普世化是否就是西方化而苦惱之時，應該記起中國儒學中“理一分殊”、“和而不同”的智慧。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關係，不是爭奪作為普世文化的地位，而應該是在良性互動中形成一種“承認的文化”。
追問三：儒學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藥？
今天的學者對儒學有種種不滿，這是創新的原動力；但是在表達這種不滿的時候，一定要弄清楚這種不滿是什麼。
儒學討論往往會面臨一種矛盾：一方面，儒學是思想體系的構建，需要知識學的深入考察；另一方面，由於儒學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中國文化，所以有關儒學前景的探討往往會被直接引向對文化問題的宏觀探討，以至於不能向某一核心的理論問題集中。參與本次論壇的學者對此狀況有著高度自覺。
吉林大學法學院鄧正來教授認為，我們今天討論儒學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做知識社會學的考察，否則既容易使討論陷入空談，也很難把握住知識的增量點。他肯定了吳炫教授有關現代個體獨立的看法，認為這與古希臘伊壁鳩魯學派的思想創造有些接近，後者在“公民”身份之外，以對日常生活（包括“吃喝玩樂”）的關注開出“個人”概念，這就是知識的增量。今天的學者對儒學有種種不滿，這是創新的原動力；但是在表達這種不滿的時候，一定要弄清楚這種不滿是什麼，要結合特定的知識背景和理論框架談問題，而不能像是在討論“超時空”的觀念，否則一是不容易談深入，甚至有可能走入理論的誤區；二是容易把現實生活的所有問題都籠統地推給儒學，結果使儒學成為包治百病的良藥了。儒學並不能夠救世，研究儒學的學者首先是要做好知識學的工作，一是問知識的來龍去脈如何，二是問知識的增量點在哪。
當知識學的維度凸現出來時，學者們的探討越來越深入，一些學理化的交鋒與碰撞不斷出現。陳家琪教授認為，把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放在一起討論的確是種很好的做法，它有助於我們認清這一狀況：當學者們研究西方思想時，他始終脫離不了對中國問題的關切；反之，當學者們研究中國問題時，他也應該主動從西學中求取有益的借鑒。比方西方解釋學，就是我們探討經典問題時重要的理論工具，而道德的依據等問題，也正是在西學中才被充分強調。從西學中求取恰當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支援，應該成為當代儒學學者進行創新性思考時的自覺意識。
但是，董平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哲學思維有自己的路線，並不一定要按照西方模式去思考。比方道德起源問題，傳統儒學是以天道為道德之源，這與康得所說的良知律令、黑格爾所說的社群道德都不一樣。我們現在要思考的，只是古代自成一體的思維模式究竟能在今天的哲學思考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本報通訊員 王曉華 整理)
文章來源: 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