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崛起的启示：人力资本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在“民主化”问题上，盟军更是谨慎，没有像在日本一样急于颁布宪法，而是首先从思想上铲除军国主义这个毒瘤。为此，盟军将占领区所有能唤起人们回忆德国军事往事的纪念物、博物馆统统推倒、铲除，同时对集中营的惨状进行了展览，强迫德国人参观集中营，帮助掩埋遇难者的尸体，并拍成电影资料在全国放映。在完成上述思想教育之后，当局规定1946年1月先在农村的乡镇，6月在占领区的其他地区举行初次选举，同年秋天再选举产生州议会和州政府。经过这一轮从下而上的选举，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原则又回到了德国。1948年6月，美英法三占区合并，同时授权各州自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全区议会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批准由各州总理会议起草的宪法。1949年5月23日，西方占领区通过了《联邦德国基本法》（又称《波恩宪法》）。这样，在战后第五年，联邦德国完成了自身的民主改革。

比较德日“民主化改造”的异同，会发现通过民主改革，两国都有效地告别了专制与愚昧，自发成为对抗苏联和东方阵营的前沿阵地，并成功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走上了重新崛起的坦途。时至今日，美国还企图用德、日的“成功经验”及模式来改造伊拉克，实现大中东的民主化。但在民主改革的速度上，日本的“疾步走”和德国的“有步骤”有明显不同。日本解放犹在德国之后3个月，颁布宪法却早了30个月，可以说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在美国医师指导下剖腹出生的早产儿，到如今不得不重做美容，却因为手术繁琐而不知该如何下手；而原本作为西德临时宪法的《基本法》却平稳度过1956、1968年的两次较大修改，并在两德统一前夕作了适应性修订，运作到现在都很健康，调整起来也不麻烦。

基于内部因素的复兴

对德日“强制性”民主化改造，是战后德日和平发展、稳定及重新崛起的先决条件，但这种“强制性”改造毕竟是外部因素，德日重新崛起的真正原因在于其内部。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指出:“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一个战败国，这可能是领袖人物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战争和失败所产生的剧变，又经常把具有卓越才干的领袖人物推到显著的位置。”吉田茂对于战后的日本、阿登纳对于德国，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时势造就了他们，他们也再次造就了自己的民族。

战后日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吉田茂为日本制定了专注经济重建、不再重整军备的战略。这种被称为“先富国，轻军备”的路线，对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确起了作用。据西方学者研究，如果日本军费增加到美欧同等水平，那么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便将下降40%，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了。更进一步地，在轻工业生产亟待恢复的情况下，吉田茂大胆提出了“重化工业路线”，并于1946年11月开始实施“重点生产方式”，按照“煤钢超重点增产计划”，将资金、材料优先投入煤、钢铁、肥料等部门，加紧增产基础物资，创造条件，使各部门产业逐渐扩大。这项富有远见的经济政策，为其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使日本在战后不久来临的世界性投资与重工业产品需求热中，处于主动地位。

吉田内阁外交上主张亲美、对美协调。在世界粮食市场供应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吉田茂巧妙运用了麦克阿瑟元帅这根唯一的稻草，依靠进口最少限度的粮食，成功摆脱了危机，这也是第一届吉田内阁的最大功绩。而另一项泽被长远的决断是，在日本战后初期“一片废墟”，“人们在疲怠不堪”，“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吉田内阁毅然将义务教育年限从战前的6年延长到9年。由于平均教育程度高，日本拥有世界上令人羡慕的高质量劳动力。这正是日本能够迅速吸收外国先进科技和先进经营技术，迎头赶上欧美的基础。

与70多岁才当上首相的吉田茂所认为的“竞选活动使人烦恼，甚至有失身份”不同，同样是70多高龄的阿登纳博士却屡屡表示:“我喜欢竞选活动。我乐意为自己的信念而战。”1949年9月，阿登纳在大选中仅以一票之多当选为联邦总理。他说这一票是自己所投，坚信是命运要让他担负起使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重担。经历了一战前德意志帝国最辉煌年代和二战期间纳粹残暴统治的阿登纳为联邦德国设计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深刻反思，承担道义责任。与纳粹毫无瓜葛的阿登纳告诉纳粹政权曾经的拥护者，“再也没有比消灭犹太人这种勾当使德国更为名誉扫地而使我们不齿于别国人民的事情了”。他指出，“德国人民应当为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承担责任”。他在执政期间一再向部属强调:德国“外交的任务是一步步地重新获取外国对德国人的信任”。

其次，奉行耐心、稳定、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阿登纳理解美国在欧洲遏制苏联进一步扩张的战略需要，不惜以无限期推迟德国统一为代价满足美国的期待，从而恢复了联邦德国的国家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阿登纳一再告诫德国人民:“政治上来回摇摆的人民，是孤立的，这样的人民不会有信誉，不会有朋友。”在统一的问题上，阿登纳强调要和平解决，要有耐心，必须学会逆来顺受。同时，阿登纳又对苏联因不可能同时解决好“同西方进行军备竞赛、增强对中国的抵抗力和提高苏俄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三大难题，而“不得不同西方和解，在包括德国统一在内的问题上与西方实现和解”这一著名论断充满信心。

再次，德法和解，推进欧洲一体化。德国先是向法国谢罪，之后长期奉行多做事、少出头的克己政策，在法德采取联合行动时，也往往让法国出头露面，自己甘当配角。在把西欧一体化的领导权让给法国后，德国又着力与东欧甚至苏联和解，推进欧洲经济联合。这一和平举动带来了欧洲世纪性的和平，更给德国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契机。

最后，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路线。这要归功于艾哈德教授主持的1948年6月西占区货币改革一炮打响所带来的示范效应。这次币制改革不仅为治理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为西德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起点。1949年，阿登纳当选总理后任命艾哈德为经济部长，继续推行其社会市场经济路线，由此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

总之，战后德日的迅速重新崛起表明:一个国家其物质财富可以失去，但人的因素或人力资本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民主化改革这样的外部导入性制度创新，需要与具体的国家的国情、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契合才能成功；而正确的、前瞻性的外交政策及政治精英的强国意识是一国发展的生命线，对小国和弱国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