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周刊 : 一个普通家庭的风风雨雨六十年

一个普通家庭的风风雨雨六十年 / 凯迪周刊

作者：寒雨连江

六十年前，父亲九岁。祖父为了改变祖上五代目不识丁，因此经常被人欺蒙的局面，一咬牙将父亲送进学校，父亲因此成了全家第一个读书人。南蜂蜜沟学校离家将近三十里地，父亲在那里读完高小回到村里，成了村里仅有的几个有文化的人之一，于是顺理成章地到小学代课，又转为公办正式教师。几年后，祖父又将叔叔也送进了校门。这在当年绝对是个壮举，尤其对祖父那样俭朴得近乎吝啬的普通农民来说。

据说祖父的俭朴全村有名，走路时见到地上有块碎布片，都要拾起来留作缝补衣裳用。平时穿的衣裳都是补了又补，久而久之变得五颜六色，就像如今当兵的穿的迷彩服。春寒料峭时节，祖父到生产队平整水田挣工分，别人都买了水鞋穿，他却舍不得，光着脚板在结着冰茬的水里干活，连累带着凉，最后终于尿血病倒在炕上，五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这样宁可舍得身体，都不肯随便花钱的人，能够扎紧腰带供两个儿子上学，可见祖父对学文化有多么看重。

祖父去世后，伯父就成了家里的掌门人。伯父是个有名的炮筒子，好打抱不平，最看不上使阴谋诡计的人。听二祖父说，他的祖父在山东时，曾参加过大刀会，伯父大概遗留了祖先的血性。他明明大字不识一个，但听人说大队会计做假账贪污，就带头去队部查账，久而久之得罪了不少人。后来有一次，他赶马车给生产队拉粪，粪叉意外从马车上滑落，扎在辕马屁股上，之后，那匹马患了破伤风死掉了。那些人就诬陷伯父，说是故意破坏人民公社，还报给了公社领导。公社人保组的人下来调查，向小孩子们询问伯父平时都说过什么话。有个小丫头歪着脑袋想了想，然后汇报说，他讲过当年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时，国民党兵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毛虫”。然后，伯父就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逮捕那天，村里来了辆吉普车，直接开到我家门前，下来个穿警服的人，宣读逮捕令后，就给伯父戴上了手铐。手铐反铐在手上，这表明伯父的罪行很大。祖母一见，当场就昏死过去，伯母也哭倒在地上。几个月后，伯父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关押在抚顺战犯监狱，跟伪满州国皇帝成了“狱友”。

伯父的飞来横祸，给全家造成了严重影响，那个时候讲究政治牵连，家里一旦出了个这样人物，后果可想而知。父亲知道伯父受了冤屈，为了解救他的兄长，也为了洗清家庭名声，带着亲自写的厚厚一摞子请求甄别材料，冒着三九天大雪，三番五次步行去往县城。每次回来，棉鞋都会冻在脚上，用火盆烤半天才能脱下，脚跟冻伤了，就用腌白菜帮子贴治，着实遭了不少的罪。后来，上面受理了父亲的申诉，伯父被改判二年徒刑，不再是“现行反革命”了。那一次祖母才认识到，父亲的高小没有白上，不但过年时能给家里写春联，还能把监狱里的伯父救出来。

“告发”伯父的那个丫头上学后，跟叔叔一个班级，中学没毕业他俩就偷偷谈起了恋爱。祖母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说叔叔是抱着屁股亲嘴儿不知香臭，跟谁不好，偏偏跟了自家仇人。叔叔挨了骂，一度曾冷落了那丫头。祖母趁机找媒婆，张罗给他订亲，防止他们死灰复燃。那丫头知道消息时，叔叔跟邻村的姑娘已经相亲，订婚照都拍完了。那丫头一听，就哭哭啼啼从公社中学跑回来找叔叔。叔叔一见，立即就反悔了，不管祖母哭闹打骂，死活就不再接受那门亲事，还一剪子把订婚照剪成两半。大概一年半后，那丫头成了我的婶婶。

伯父出狱后，终于吃了些教训，不再什么事情都管，什么人都惹，家里也就逐渐太平了。但是这种太平，很快就被“文革”的到来而打破。

第一个倒霉的却是二祖父，起因是他年轻时，曾跟别人学过“跳大神”（旧东北农村一种古老宗教，属撒满教类，主要通过歌舞说唱，祭拜动物所化的“神灵”，为人消灾祛病），属于“四旧”。于是，首当其冲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经常跟着一些地主分子和被下放到村里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老头一起挨批斗。伯父家的大哥和我的大哥曾有幸目睹那些场面，小孩子觉得新奇，回来后就在院子里模仿。一个掐着腰高喊：把四类分子朱××押上来！另一个弯腰低头走过来站好，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朱××……。正从外面回来的二祖父，一听两个孙子在喊他的大名，又见两人在玩这种游戏，气得七窍生烟，一边大骂“操你祖宗！”一边去追打他们。

第二个挨专政大军收拾的是叔叔。他是典型的因言获罪，只不过看了那些老头子在台上挨斗，沉重的木牌子却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稍微答对得不好，还要挨大军们的皮带抽打，就背地里叹了句“真他妈可怜”，结果，被人告发关了禁闭，罪名为“立场有问题，同情坏分子”。婶婶那时正怀着大堂妹，每天腆着大肚子哭哭啼啼去给送饭，成了当时村里的一道风景。直到认真反省了，检查书也写了十来遍，叔叔才被释放。

第三个受冲击的人，家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一向本分，从不惹事的父亲。父亲一开始响应号召，也参加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军，之后不久他就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运动，而是人整人的闹剧。尤其老校长被抓起批斗后，父亲干脆将袖标放进箱子里，不再参加那些活动了。不久，公社教育站的墙上就出现了“把朱×彻底揪出来！”的巨幅标语和大字报。那一次，六岁多的大哥正巧陪父亲一起去教育站办事，居然把那九个字认了出来。父亲就告诫他，回家千万不要跟奶奶说。大哥回家后见到祖母，就跟它说：奶奶，我知道了一件事，但是，不告诉你。祖母一听就知道不是好事，三言两语就给套了出来，随即一股火上来，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好在父亲平时没什么真正的仇家，那个写大字报的人，估计也没想把他置于死地，这件事以后就不了了之，祖母的视力也就逐渐好转了。

跟伯父的硬气和父亲的本分不同，叔叔从小就刁钻顽劣。小时候过年，祖母给他新做了件蓝褂子。春天冰雪开化时，他穿着它上街玩，一个闲汉作弄他说，如果他敢在泥地里打个滚，他就给他买跟大麻花。叔叔二话没说就办了。之后，那闲汉笑着要溜，叔叔才发现上了当，气得脱下连泥带水的衣裳，一路追打到人家，淋得那家伙也是满身泥水才罢。中学还没毕业，就跟县城运输车队的司机拜把子交哥们，逃学跟人家跑运输学驾车。毕业回家时，起初祖母给准备的随身家当，几乎一件都没带回家来。结婚后，有一年生产队年终分红，他又因为钱的用场跟祖母发生争执，还一怒之下将钱摔在炕上，自己拂袖而去，气得祖母死去活来，拍着大腿痛哭流涕，直后悔生了这孽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我在祖母去世的第二年降临人间，所以，我根本没见过祖父和祖母，所有跟他们有关的事情，都是从父母那儿零零碎碎地听来的。

祖母去世后，伯父跟两个弟弟商量分家另过的事。父亲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搬出老宅，借住到村南的一户人家。分到的东西除了个人衣物，仅有几副碗筷和一只脸盆，此外还有近二百元的外债。听母亲说，房东家借给的那口铁锅，锅底还有个黄豆大的窟窿，每到要做饭前，都不得不用先牛皮纸贴住它。有时候搅动时忘了，勺子就会刮破那儿，水就都漏了出去。每到这时，年轻的母亲就忍不住开哭，直到父亲发了当月工资新买了锅。一两年后，兄弟三人各自攒了点儿钱，在老宅基地上翻建了四间房子，伯父家因为跟一直单身的二祖父同住，分到两间，其余两家各分一间，我们家“寄人篱下”的日子才算结束，日子才逐渐安稳下来。

七十年代初期，国家发现了人口暴涨的问题，开始实施计划生育。一九七三年秋的一天，村里来了辆大卡车，将一大群妇女赶上车，带到公社卫生院做绝育手术，其中包括我的母亲。手术采用集体实施的方式，一个大房间里放有六个简易手术台，一片鬼哭狼嚎。母亲当时已经吓得腿脚发麻，几乎是被人拖上手术台的，从里面被抬出来时，我看见她脸色苍白，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蜷缩在担架上。从此后，母亲的身体就垮了。那一年，她才三十二岁，大哥十三岁，二哥九岁，我六岁，弟弟刚刚两岁。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到处借钱，带着母亲走遍省里各大医院。父亲带着母亲外出就医，大哥就承担起照顾我们的责任，他做的饭菜虽然极其难吃，但还得吃，否则会饿死。冬天来临，我和弟弟都穿着破了鞋跟的鞋子，脚跟都冻得发黑。母亲回来，看见两个小儿子搞得像乞丐一样，心疼得直落泪。

母亲的身体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逐渐好转，国家也恰好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经济改革。为了偿还巨额债务，父亲找到从前一起当教师，现在已经是县外贸局长的老同事。老同事给了他一个收购山野菜的批件，父亲就利用暑假，带着母亲就走村串户、起早贪黑地收购山野菜。收购来的蕨菜、蘑菇、刺嫩芽等，腌制后装进专用的铁桶，然后送给外贸局。据说这些铁桶将会从大连港上船运往日本，换取我们国家需要的东西。那个时候，日本人就已经知道绿色食品了，而且，居然对东北山区的野生珍品了如指掌。

三年后，父母债务偿还完毕，回头一看，大哥已经到了娶亲的年龄。

大哥当年也属帅小伙的范畴，总会收到姑娘们赠送的钢笔、手绢，胆子大些的，还会时常到我家帮母亲做家务。后来，大哥跟邻村一个姑娘确定了关系。订婚前，大哥跟她说，家里这些年因为母亲患病，没攒下钱，结婚能节俭就尽可能节俭，姑娘也点头表示同意。但是随着事情进展，姑娘开始有了攀比心，两人就有了矛盾。有一天晚上，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去看露天电影，大哥和他的对象在家没去。回来后发现大哥直挺挺躺在炕上，姑娘吓得在一旁直哭。母亲急忙询问，姑娘哭哭啼啼地说，她就跟他吵几句，他就气得昏厥了过去。母亲一听，急忙掐大哥人中，不停地呼唤，大哥这才苏醒过来。大哥一醒过来，就决定退亲，任凭大家如何劝说，死活就不肯再娶人家。那姑娘也是不停赔礼道歉，保证今后再不出尔反尔，后见大哥还不答应，就开始哭闹，说她活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不娶也得娶。但是最后，这门亲事还是散了。

男女间的事一旦到了这种地步，一般都要反目成仇。大哥悔婚之后，那姑娘就开始到处叫嚣：你不要我，我照样嫁得出去，走着瞧，看谁先结婚。大哥为了跟人家PK，急忙又开始相亲，几个月后，还抢在那姑娘嫁人的前头，将新嫂子娶进了家门。

大哥结婚后，本以为这回家里经济情况应该有所好转，可紧接着二哥又出了问题。二哥小时候患过脑炎，为了救命，曾经使用过一种药物影响了脑子，学习一直就不好。初中升高中时，自然也就名落孙山。这在当时，原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考不上学可以直接参加工作嘛。但是二哥是个死心眼，性格又有些孤僻，一直就想不开，久而久之，就患了精神分裂，成了一个现代版的范进。此后的一连数年，父母一直到处寻医问药给他医治，他的病情也一直是时好时坏，最终也没有彻底根治。这不但导致了他的终生痛苦，毁掉了原本应该很好的一生，给原本就很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父母一直坚持了几年，到最后才不得不认命，逐渐放弃了对二哥的治疗。他们决定今生就当他是个永不长大的孩子，就这样照顾他到底了。人就是这样，一旦认命死心，也就不再烦恼苦闷了。父母说，这辈子就拿老二当小孩子抚养到底了。

二哥给父母带来的烦恼刚刚淡去，大哥的婚姻又出了严重问题。

大哥那种意气用事的婚姻，很快就暴露了致命弱点。两个人认识时间短，缺少必要的了解和磨合，婚后矛盾接连不断。再加以母亲四十刚过就当了婆婆，也缺乏处理家庭矛盾的经验，婆媳关系也不是很融洽。嫂子是那种不精细的人，有一次，我跟她闲聊，说到了他们结婚花销的事情，我就跟嫂子说：听妈妈讲，你们结婚花了近千块呢。嫂子说：没有，哪儿有那么多啊？结果被母亲听到，误解了嫂子，冲她大发雷霆，把嫂子和我都弄得很尴尬。大哥是个大孝子，听说嫂子惹了母亲生气，也就偏袒母亲，一味怪罪于她，两人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张。

结婚七年后，也就是我考入大学的那年，大哥偶然遇见了初中时相好过的一个女生，一下子勾起了初恋的回忆。又听说那女子结婚后过得很不美满，丈夫因为盗窃，正在监狱服刑，大哥顿时涌起了恻隐，燃起了旧爱。这件事不久就被嫂子知道，两个人先是争吵，之后逐渐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嫂子一怒回了娘家，娘家一些人也跟着煽风点火，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那阵子，我家真正领教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据说闹得最凶那次，嫂子的二姐夫带着娘家七大姑八大姨，险些把我家抄家了。母亲气得病倒在炕上，父亲又气又羞，差点儿寻了短见。刚上高中的弟弟在保护母亲的时候，也被对方撕碎了衣服。后来，家里实在忍受不了，就同意了他们离婚。嫂子大概觉得离婚太便宜我家，就躲出去不再回家，继续时常带娘人袭扰已经转到县城工作的大哥。有一次不但把大哥打了，还冲到粮食局，把大哥的初恋情人也打了个头破血流。直到后来父亲求助法院，法院的人找到了嫂子，强行把她带到法庭，这对冤家才算彻底了结了这场婚姻。

大哥离婚那年，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另一个才三岁。母亲心疼孙子孙女，一直将他们留在自己身边抚养，直到他们先后都长大成人，而自己也变得已经白发苍苍。

我家的最后一次经济大危机，是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之间，那两年我和弟弟同时在上大学，父亲微薄的薪水，每个月分别给我们寄完生活费后，基本就所剩无几了。这个时期，叔叔因为承包了村里的林场，倒变成了农村暴发户。伯父家的两个哥哥都成了叔叔的跟班，大哥看着眼热，也想放弃工作跟他们一起干，被母亲严厉阻止。母亲认为，人不管贫富，都要有志气，不能向别人讨饭吃。叔叔很瞧不起他二嫂这个样子，背地里没少挖苦她。两家大人不冷不热时，孩子们却仍旧相处得亲亲热热，丝毫没受什么影响，尽管他们锦衣玉食，我们几乎吃糠咽菜。

有句话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叔叔最终也没有逃脱这个定律，有了钱后就开始得意忘形。先是在通化矿区养了个情妇，据说还是个小学教师，给那个女人花了不少的钱。之后又不安现状，非要贩运煤炭不可，俗称“倒煤”。也就是这个 “倒煤”的主意，最后彻底害死了他。为了能够卖煤给发电厂，他仅仅打点铺路就花了十几万，还把全部资金都积压在了购买煤炭和运输费用上。可他做梦都没预料到，刚刚打通好关节，发电厂那几个主管煤炭的人却犯了事，被抓了起来。这笔生意不但泡了汤，行贿的十几万也打了水漂，一下子就把他搞的几乎倾家荡产了。

从此叔叔的生意一蹶不振，为了躲避债务不得不搬家，逃离村子躲进城里。想再东山再起，已经没了机会和能力，手中剩下的二十万几年就消耗殆尽，只好靠婶婶打工维持生计。曾经有一度，叔叔只能靠骗亲戚朋友来弄些钱，当年我上学时，每到年节他给我的红包钱，也都被他逐渐骗了回去，时间久了，人家也不给他骗了。我那时已经参加工作，他每次以各种名义来单位看我，然后找各种借口向我借钱或要钱，我都尽可能满足他，而且绝不戳穿他的谎言。我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好在两个堂妹和一个弟弟后来都相继自立，有了各自的工作，否则这个家庭就彻底没希望了。

我们家的日子，随着我和弟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而苦尽甘来。工作不久，我们俩还先后担任了领导职务，不但收入有所增加，还给父母带来了应有的荣誉。一九九三年，刚刚毕业半年的弟弟抢先结婚，第二年我结婚，婚礼都选在家乡的小山村举行，都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几乎所有费用都是自己负担，只象征性地接受了双方父母的一些馈赠。这在村里成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成了他们教育下一代的楷模。我和弟弟成了父母几十年含辛茹苦后最大的自豪和安慰。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早晨，几辆轿车鱼贯而入开进村里，从车里走下光彩照人的浑家小丽，那一刻鞭炮齐鸣，整个村子都欢腾了。孩子们跟着婚车飞快奔跑，嘴里不停欢呼着“新娘子，新娘子——”，村支书证婚时一紧张，将一九九四年错读成了一九四九年，引得众人一番哄笑，更增添了婚礼的热闹气氛。婚宴上村里人的好胃口，让城里来的人们大开眼界。

我还记得，婚礼结束时，所有的亲戚都争抢着跟新人合影，一直负责看护车辆，防止被小孩子误刮的伯父，这时却主动过来要求我给他和伯母合影。我接连给他们拍了几张，才发现伯父比以前老得多了，身体状况似乎也不是很好。第二年夏天，有一天父亲打电话来，悲切地告诉我说，伯父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主动要求拍照，他明显早就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父亲在电话里叹息说，你大爷死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不停地安慰他，心里同样十分悲伤。人生代代，生生死死，谁能逃脱这种规则呢。

一九九九年冬天，鉴于父亲已经退休，父母都已年逾花甲，健康状况都不是很好，却独自生活在偏远山村里，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并争得各自老婆同意，决定将他们接到城里。城里的医疗条件好，有个病痛也好及时治疗。我和弟弟量力而行，先给他们买了间平房，条件虽然差些，但比乡下还是要好得多，父母和二哥从此也成了城里人，二哥因为是残疾人，还享受到了城市低保。

二〇〇二年，弟弟一家移民加拿大开拓事业，第二年，我带着浑家小丽和女儿朱佳珺飞来到连云港，在一家大型国企获得高薪职位，大哥到青岛一家技校工作，全家开始实现了又一个巨大飞跃，几十年穷苦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

二〇〇六年底，抚顺市政府进行平房区改造，父母所在的地段划入其中，我和已经远在北美的弟弟再次联手帮助，第二年，父母住进了崭新的楼房。房子大概将近五十平，但父母和二哥三人居住已经足够用。住进新房的父母心情更加好，身体也比从前好得多了，这是做子女的最大的期望。而他们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他们的二儿子，把这个整天笑咪咪，不声不响，但也从来不做任何事情的家伙养得白白胖胖。

去年夏天，大哥的儿子在青岛结婚后，带着妻子回到抚顺，在同一小区买了房子，目的是为了便于照顾他们的爷爷奶奶。今年春末夏初，他们的宝宝带着为家族传递香火的神圣使命胜利诞生。从当年祖辈闯关东算起，这男婴已经是我们家族第七代人了。真的是“人生代代无穷已”啊！

一个家庭的六十年风风雨雨，终于在父母人生迟暮之年和新一代的诞生，因着国运的逐步向好，慢慢地画上了一个句号。风雨过后是彩虹，今年夏天，我休带薪年假，带着妻女回去看望老人，傍晚走在抚顺城区的街头，但见新雨初晴，天边果然出现了那道绚丽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