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不让女同志参加的决定是如何改变的.

    毛泽东飞马来见周恩来的目的是多种的，其心情也是复杂的。虽说他早就料到红军迟早会有今日，然而当料想变成现实之后，他想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同时，毛对周恩来或许是太了解的缘故，除去投鼠忌器的因素，他也深知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不会向他透露极想知道的决定的。因此，他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奉命前来接受特别任务。”

    对此，周恩来是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毛泽东说的。但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他也只能把决定通知毛泽东：

    “中央作出了决定：近期就要突围转移。你是中华苏维埃主席，请你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你主持的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深知像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向指战员传达并进行政治动员，更没有在适当的范围内向根据地的人民宣传和酝酿，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埋下失败的种子。同时，这也表现出了博古、李德在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此，毛泽东只能摇首喟叹！

    “另外，”周恩来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毛泽东，又进而说道，“中央根据你在于都的电告，决定从于都方向突围。我请你来，想了解于都方面的详细情况，尤其是于都河的水位情况。”

    毛泽东如实报告了于都方面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之后，遂又说道：“时下，于都河是枯水季节，架桥还是徒涉都问题不大。”

    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转身取来几本油印的小册子，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

    “这是你写的《游击战争》一文，我请他们赶印出来，准备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你是作者，给你留了这几本。”

    毛泽东双手接过这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游击战争》小册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苦笑笑，说道：

    “我的这本小册子不是万能的灵药，我看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此刻，周恩来是明白这句话的深层含义的。但他的性格和位置决定了他什么都不能评说。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对此次实施战略转移有什么建议，你随时都可向中央反映。”

    毛泽东近似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你离开瑞金不少天了，且又得了一场重病，子珍同志十分担心，你快回去和她团聚吧！”

    毛泽东从这善意的话音中听出了此次谈话应该结束了，可是，也正是这句话勾起了他的心思，遂又直言问道：

    “此次战略转移，女同志和孩子怎么办？”

    “中央研究过了，原则上一个不带，留在苏区。”

    毛泽东听后一怔，遂匆忙告别了周恩来，骑上战马，朝着自己的驻地云石山驰去。

    云石山位于瑞金高围东北方向，是一座海拔不到一百米的石灰岩山。亿万年来，石灰岩经大自然神工鬼斧地千雕百刻，山头呈朵朵云状，当地的人民就给它起了一个诗化的名字——云石山。俗话说得好：佛家占仙山。不知是何年何月，是哪方的云游高僧到此，利用佛门的经理进行高台教化，动员这里的人民在山岩顶上修了一座石砌的古庙。佛殿的正中央供有如来佛的神像，两厢有二十几间偏房，按佛规这是僧侣的住处。从山下眺望，只见云石山上是高劲挺拔的参天大树，而这座古庙则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使凡夫俗子望而兴叹：“啊！这真是一片净土……”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瑞金之后，这些自称能预知未来的佛门弟子听信谣言，弃庙下山，逃往他乡，剩下如来佛祖充任留守大员。一时间，这烟雾缭绕的云石山断了香火，冷冷清清，好不戚然！

    是年八月，中央苏区前线吃紧，局势危厄，而红火多年的根据地也日趋渐小，一时人心惶恐，不知所因。恰在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天天光顾瑞金的上空，轮番轰炸红都的党政军所在地。为此，中央民主政府等机关不得不由沙洲坝等地迁往云石山。而毛泽东也因此偕同贺子珍住进了佛家的圣地云石山。

    贺子珍于一九○九年生于江西永新的望族。由于生她的时候是秋月朗朗，桂花飘香，母亲就给她起了一个乳名桂园。但是，这个桂园生不逢时，在那军阀混战的岁月里，不仅家道中落，而且时任七品县令的父亲也因吃官司被关进了大牢。这在桂园那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永远磨不去的阴影。不久，桂园被送进福音堂小学读书，起名自珍，是取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她参加革命之后，在前委保管文件期间，她签名的时候写为子珍，遂使子珍这个名字相沿至今。但毛泽东在给她写信的时候，仍然尊称自珍。

    贺子珍受教于教会学校，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思想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加之，她不仅亲身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而且她还目睹了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这就在她的心中植下了寻求光明、反抗暴政的种子。因此，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迎着大革命的风雨前进，并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她参加政治夜校学习，组织农###动，并出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最后，她告别家乡，于一九二七年秋参加袁文才的农民部队，成为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战士。

    不久，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贺子珍很快又被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以及那诗人的性格所倾倒，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终身交给了自己所敬仰的人，并在龙岩为毛泽东生下第一个女孩。由于环境所迫，毛泽东与贺子珍不得不把他们的爱情结晶寄养在百姓家。等他们再次转战到龙岩的时候，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已经夭折了。无论是对喜爱孩子的毛泽东而言，还是对第一次做母亲的贺子珍来说，这种打击都实在是太大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回到后方养病。不久，他又听说贺子珍在傅连暲的福音医院中生了一个儿子，这消息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慰藉。但是，他那喜悦的心情尚未平静，就又获悉贺子珍吃了不干净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他不顾自己的病体虚弱，连夜又赶到长汀福音医院，亲自照料产后得大病的贺子珍。

    或许是毛泽东太喜爱孩子的缘故，也或许是他与贺子珍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可爱的女儿不幸夭折，也有可能这是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情打击的时候……总之，他分外喜爱这个刚刚来到人间的男孩。由于江西人把喜欢的孩子叫毛毛，贺子珍就把这个营养不良、十分瘦弱的儿子叫小毛。由于毛泽东姓毛，领导同志间尊称他为老毛，这样小毛的含义就又多了一层——老毛的儿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屋里不是叫老毛的喊声，就是逗小毛的哄笑声。

    不知是血缘的关系，还是亲情的原因，这个小毛也特别喜爱爸爸老毛。就在小毛牙牙学语的时候，他只要听见毛泽东回到家的声音就伸开双手说：“爸，抱……”而毛泽东只要把小毛抱在怀中，在那稚嫩的小脸上亲吻一下，内心所有的郁闷就不翼而飞了！等到小毛会走路的时候，毛泽东出门他要送，只要他获知毛泽东回家，他就一定要倚门等待。因此，在那种年代里，遭受打击的毛泽东视小毛为开心果，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脑海里永远有小毛那可亲可爱的形象。

    毛泽东去于都考察之后，即将年满两岁的小毛天天喊“爸爸”，贺子珍只能说：“不要急，爸爸就要回来了！”加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贺子珍是何等地希望毛泽东快些回来啊！但是，当毛泽###然出现在她和孩子面前的时候，她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爸爸，抱……”

    毛泽东一听这稚气的叫声，内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当他循声再一看那期待已久的伸展着的一双小手，双眼忍不住地模糊了，他下意识地俯下高大的身躯，抱起了小毛……

    “爸爸，小毛想……”

    “小毛，爸爸也想……”

    贺子珍不知看过多少次老毛抱小毛，但唯有这一次她是打心里不愿看这父子相见的情景。她或许是对未来想得太多了，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表情就不由得心里一酸，就又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的视线很快从小毛移到了贺子珍的身上，他心里清楚：贺子珍不希望他带来骨肉分离的消息。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又不能不把真情相告。怎么办？他沉吟良久，把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的话说了出来：

    “按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

    尽管贺子珍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种结果，但是当这件事变成现实之后，她在内心中筑起的感情之墙瞬间倒塌了！一时间她失去了主意，泪水忍不住地淌了下来。但是，当她想到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境的时候，她又强忍着把冲开情感闸门的泪水送回心底的深处；当她再想到毛泽东大病未愈的时候，一种伟大的爱战胜了因分别而造成的痛苦，她故作平静地说道：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他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

    这时，小毛虽然不知走的真实含义，但他本能地认为刚刚回家的爸爸不该再出远门，因此，他紧紧抱住毛泽东的脖子，天真地说道：

    “我不让爸爸走！我不让爸爸走……”

    此时的毛泽东只好答说“爸爸不走”，哄得小毛高兴。但是，当他再一看贺子珍那强做出来的平静表情，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毛泽东想到了红军中还有不少像贺子珍这样的女战士，他有责任为她们请命。换言之，说服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她们随部队转移。因此，他又对贺子珍说道：

    “你走不走，还得听听我的意见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中央苏区！”

    贺子珍听后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安抚了贺子珍和小毛之后，又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的会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

    周恩来随便地吃了点东西算作午餐，忙又打电话请来了要求面谈的毛泽东。一见面，他十分客气地说：

    “对此次转移有何高见，请直言。”

    毛泽东是带着情绪而来的，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再一听这亲切的话语，似乎这情绪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问道：

    “我听洛甫同志说，红军转移之后，军委决定把政治局委员分到各个军团去，是这样的吗？”

    “是的，但尚未形成决议。”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当然喽，你有意见还可以提嘛！”

    毛泽东坦然地指出：红军转移西行的路上，随时都会发生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决，如果把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一不利于中央集体决策，再也会干预各个军团的指挥。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党和军队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议同洛甫、稼祥一起行军。”

    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提此建议的用心。同时，他也认为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起码对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会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会向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复议此事。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对红军转移不带女同志有看法。一、转移中没有女同志，不利于做群众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似不妥。”

    对此，周恩来也有很多想法。不久前，邓颖超同志大吐血，且又被确诊为肺结核，如留在苏区，他的心里会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李德既提出这一建议，就他的为人而言，虽有异议也不便说什么。最近，他还听说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对此决定也反应强烈。时下，毛泽东又直言提出，故说：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决定。”

    自然，毛泽东如此而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数的，故对此没再说什么。他沉吟片时，又问：

    “我听说你已下达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桥，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我比较了解于都的情况，还是由我赶去组织实施架桥的任务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给你们来处理吧！”毛泽东说罢，就骑马赶往于都了。

    ……

    随着红军突围转移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压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了。举例说，“三人团”作出决定：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要重新进行军事编队。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而具体实施军事编队的任务就又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平时做这样的工作虽较棘手，但因多是上级对下级整编，只要大体公正、合理，适当地照顾一下山头和人事关系，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仅涉及谁去谁留，而且首先是对中央机关进行编队。这样一来，毛泽东向他反映的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怎么办？只有请来博古、李德召开“三人团”会议复议。为了能使博古、李德接受他的意见，还要从各个方面力陈利害。结果，仍然避免不了无谓的争论。

    “我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洛甫同志，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

    当初，博古和李德作此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然，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因此，听完周恩来的意见后，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

    “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三人团’的指挥意图。因此，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照往常“三人团”开会的惯例，博古谈完意见之后，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洋顾问李德的支持的。为此，周恩来有意地问道：

    “李德同志，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嘛！”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于一九零零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作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发生秘密关系，加之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工人起义，被控有叛国罪，遭德国当局逮捕监禁。一九二八年越狱后秘密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出任骑兵师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是年秋到达上海，在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在这期间，成为博古等人的依赖。翌年九月，他历尽艰险，有时还要采用化装成洋神父等办法才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早已进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业已控制军事指挥大权，并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使红军遭受不小的损失。博古面对敌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束手无策，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刚刚到中央苏区的李德。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也不了解红军的战略和战术，因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按照苏联教科书上说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法，教条地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结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土地交给了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一年多的指挥战争的实践中，他独断专行，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残酷地打击、迫害了一大批有军事才干的中高级指挥人员。诚如前文所述，此次战略转移的决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去留，均由他和博古议决。本来，他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就想断然否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后来，他听了博古这番十分策略的话后，便操着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语说道：

    “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我只想补充一点：政治问题要民主，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

    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厉言相驳。但是，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于是，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以柔克刚地说道：

    “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一、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顺利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二、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甚至是全军覆没。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我们‘三人团’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待？”

    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自然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块心病。他们是靠着共产国际赐给的尚方宝剑，在中国共产党内胡杀乱砍，他们最怕的也是共产国际因中国革命失败而收回这把尚方宝剑。一旦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他们自然又会想到苏联的肃反，以及他们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后果。因此，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话。

    周恩来当然知道博古、李德此刻在想些什么，他有意沉默不语。这样一来，小小的会议室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博古终于忍不住了：

    “恩来同志，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认为现在还不是回答博古问话的时候，遂又把球踢给了李德：

    “李德同志，你的意见呢？”

    在李德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一位负责人敢动他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但是，莫斯科的一纸决定就可以结束他在华——甚至他终生的政治生命。因此，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他日共产国际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说句实话，这时李德手中并没有解救红军失败的灵丹妙药，他时时担心的就是怕红军在转移中全军覆没。此刻，他似乎已乱了方寸，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最后，他说道：

    “像这样的大事，我一个人怎么能回答呢？”

    博古一听李德的口气更没有了主心骨，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说道：

    “恩来，我们三人一块再复议一下吧？”

    “可以，”周恩来认为自己可以反守为攻了，他以肯定的口气说道：“我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心的意思是：在战局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还是集中比分散为好。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测的变故，大家都尽了力嘛！”

    “对，对！”博古几乎说出这句心里话，“防止有些人做我们‘三人团’的文章嘛！”

    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论。

    接着，周恩来才进行战略转移的编队。他经过深思熟虑，征求意见后，决定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编为中央纵队，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包括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又起了一个代号，叫“红章纵队”。从该纵队的组成成分来看，负责人自然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因此任命李为“红章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然后，他又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该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总指挥部，故任命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红安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虽说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领导都编在“红安纵队”中，但他考虑到具体情况——也很可能想到了要回避不必要的猜忌，又把张闻天编到第一梯队，与“三人团”在一起行军；把受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编在第二梯队；把大病未愈的毛泽东编在第三梯队，与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队一起行军。这样一来，既达到了不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个军团去的要求，也使博古、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担心。事后追论：周恩来真是一番苦心啊！

    但是，这时的周恩来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乃后话。

    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二条意见：不要一概地反对女同志随军转移。由于博古、李德在此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周恩来一提出，博古就说：

    “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是：要少而精。”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前妻金维映(即阿金)、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一批女红军骨干得以随军转移，总计三十人。

    周恩来立即电告正在指导红军战士在于都河上架浮桥的毛泽东同志，请他立即赶回瑞金，安排好儿子小毛，与贺子珍一道参加转移。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大病未愈，但他想的是兵贵神速，红军在突围转移中才能少受损失，而能否尽快架好于都河上的浮桥，又是红军突围的首要问题，故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你立即赶回瑞金，请子珍把小毛托给我的弟弟泽覃和他的妻子贺怡，做好转移的准备。”

    吴吉清深知毛泽东最喜欢儿子小毛，他们父子这一分别何时才能相见，那只有天知道了。因此，他近似请求地说：

    “我看，你还是回瑞金一趟吧！”

    “为什么？”毛泽东不高兴地反问。

    “你应该再见小毛一面。”

    “你怎么也变得这样婆婆妈妈了？”毛泽东猝发无名大火，但是当他再一看吴吉清的表情，遂又强忍住因过分想念小毛而发的火气，低沉地说，“去吧，如果小毛问起，就说我和子珍会很快回来的。”

    吴吉清离去了，毛泽东又带病指挥红军战士架浮桥去了。

    红军在突围转移的前夕，岂止是毛泽东一家面临着生死离别的痛苦啊！就说是周恩来吧，他也有难言之痛啊！

    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后，邓颖超原定是去苏联学习的，故暂时留在了上海。翌年四月，博古同志又通知她：中央决定要她去中央苏区工作。这样，她又奉命化装到了中央苏区，见到了久违的战友周恩来。她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先出任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的干事，后又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但是，由于环境的艰苦、工作的劳累，她那本来就不算健康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她经常咳嗽，夜间盗汗，身体特别虚弱。时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知道了，遂主动请邓颖超到自己家休养，并由傅的母亲和妻子给邓增加营养。不久，邓颖超的母亲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中央苏区，一面在医院当医生，一面在家护理女儿。就在红军决定突围转移后的八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母亲杨振德把她的痰拿到医院中化验，发现痰中有结核病菌，这样就确诊为肺结核病。那时得了肺结核，就像今天得了癌症一样，有“十痨九死”之说。而这时的周恩来又天天忙于红军转移的大事，只有深夜才得以抽身前往看看病中的妻子。

    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生活，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邓颖超在中央苏区曾写过一首品格甚高的爱情诗。她是借苏区的红叶来咏歌她和周恩来那崇高而又圣洁的爱情的。诗文如下：

    这片鲜红的叶儿，

    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

    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

    象征着革命儿女的相思情意，

    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哟！

    鲜红的旗——中国工农解放唯一的战旗，

    鲜红紧张的血流——战争迅速胜利的源泉。

    流呀！鲜红的血，赤化全中国！

    战呀！英勇的红色的战士！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

    看哪：

    开着革命胜利与爱的灿烂之花，

    结出革命胜利与爱的巩固的果！

    这首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诗篇，的确是真实地反映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革命的爱情观——革命与爱情最完美的统一。时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虽说中央因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不准带女同志的决定，但仍给邓颖超和周恩来出了一道难以解决的情感之题。邓颖超经过痛苦的抉择，就在转移前的一个晚上她背着周恩来向组织提出：

    “我身体不行，不便随军行动，还是让我留下吧，免得增加组织负担。”

    邓颖超的请求是痛苦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唯有做此选择，才不会影响周恩来指挥红军转移，用自己情感的痛苦换取革命的胜利是值得的。这就是邓颖超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但是，党组织无论如何是不会批准邓颖超这一请求的，正式通知她：坐着担架随军转移。也只有在这时候，周恩来才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分外深情地说：

    “小超，党组织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邓颖超遂收回了自己的请求，决定随红军转移。但是，她再一看留下的母亲杨振德又禁不住地暗自难过起来。她为了不使母亲过分伤情，强打着笑脸说道：

    “妈妈，您来江西一年多，我们又要别离，实在对不起妈妈。您不怪我这个总是让您担惊受怕的女儿吧？我和恩来走了，留下您，我也很不放心啊！”

    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是中国近代最先觉悟的女性，而且还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她所热爱的祖国，还有她引为骄傲的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因此，她也忍着离别前的痛苦，无比坚毅地说：

    “小超，多少风浪妈妈都闯过来了。你就放心和恩来一起走吧。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随军行动，治疗吃药都不方便，只有靠你自己多加小心了。还有恩来，他总是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你要多劝劝他。干革命总要有起码的身体条件，才能坚持到底啊。”

    邓颖超听罢难以自持，紧紧地抱住母亲，许久许久都没说出一句话来。她这时似乎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伟大、无私的！”

    夜很深了，杨振德默默地把自己采的草药配成一服又一服，用土制的纸精心地包好，放进邓颖超的行囊中。她为了宽慰即将踏上征途的女儿，小声地说道：

    “傅院长的家属也不走，我暂时住到她那里去。听说毛主席的儿子小毛也送到傅的家中去了，我们会照顾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