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振盛：险些打成反革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10:24
[往事萦回之二]
李振盛：透视看报横祸来 险些打成反革命
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阴沉，气候燥热。我像往日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
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多年来有一个挺好的规矩，每天上班的前半个小时是雷打不动的“看报时间”。编辑、记者们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当天的报纸仔细看一遍，在了解国内外的新闻的同时，也要找出报纸上存在的问题，如果发现有问题就写到评报栏上，这对提高办报质量很有好处。
我拿起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当天报纸，看着第6版上我拍摄的一整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图片专刊，心里美滋滋的。
造反文艺音乐会 向反党黑线开火
“哈夏”音乐会，是在“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开幕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猛烈开火!”是这届音乐会的主旋律。报社为突出宣传这届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音乐会，特地从编辑部各部门抽调记者组成一个“哈夏报道组”。
1966年8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节目之一：革命造反歌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李振盛摄影)
1966年8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节目之一：革命造反歌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李振盛摄影)
我被指派参加“哈夏”音乐会报道组，负责摄影采访。除了每天要提供报纸配发单幅新闻照片之外，我就盼望着在音乐会闭幕前要发个整版的图片专刊。今天，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这一整版“哈夏”音乐会的照片，版面设计大方，图片印刷清晰，整体效果很好。一些同事看了当天的报纸，都说照片拍得挺不错的。
“文革”开始不久，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报纸上一律取消了记者的署名，文字记者一律署“本报记者报道”，摄影记者则是署“本报记者摄影”。说实话，我从小脑子里就有“名利思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尤其浓厚，我信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信条。我作为一个刚刚走上新闻岗位不久的年轻人，心里急切想的就尽早成为“名记者”。现在，报纸上突然取消了记者的署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这怎能实现我当名记者的梦呢？心里虽然这么想，表面上却不敢说出口。
看着自己所拍的照片赫然印满了整整一块版面，尽管报纸上只署“本报记者摄影”，但报社内部和外界一些知道我在采访“哈夏”音乐会的朋友，看到今天的报纸以后都会说“这是李振盛拍的照片”。想到这一点，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这是1966年8月22日《黑龙江日报》第6版刊登我拍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照片的整版画刊。那时报纸刊发照片采用锌版印刷，为获得较好的印刷效果，凡是画刊均安排在正刊的第4版，或两版增刊的第6版及四版增刊的第8版，因为这些版面是滚筒新闻纸的正面(也称光面)，印刷出来的照片会相对清楚一些。
编辑部的《评报栏》上很快贴出了今天的第6版的图片专刊，评报者在报纸上用红笔写出评语，建议给这个照片专版应评为“好稿”。
“不好了，‘哈军工’的红卫兵把咱们报社包围了，揭发今天报纸上的‘哈夏’音乐会图片专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们要求揪出肇事的摄影记者，还要揪出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总编辑让你先到楼顶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红卫兵冲上楼来把你揪走。”当我还陶醉在又一次成功的喜悦之中时，有人跑进3楼摄影组办公室来，慌慌张张地对我说。
我还没弄清楚今天的报纸上到底出了什么“反革命事件”，就被人连推带拽地弄到楼顶平台上去了。躲藏在报社大楼的顶上，照样能听到从报社大门口传上来的一片嘈杂声。我在楼顶平台探头朝下看，黑压压的数百名身穿草绿军装的红卫兵，把报社门前的人行道和那块不大的绿草地挤得满满的，花草被践踏得一片狼藉。
红卫兵们群情激愤，把报社大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其中有的人挥动着《黑龙江日报》，比比划划地在向过往的行人宣传着什么，有些人又吵又嚷地在与报社的职工争论着什么，只听得见乱哄哄的嘈杂声，却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这种阵势，就在前几天曾发生过一次。那是8月17日，黑龙江日报社在“文革”中首次遭受红卫兵的围攻，他们要求省报社揭发并交出“黑省委的罪行材料”，配合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一起去“火烧省委”。
作为省委机关报的编辑、记者和职工们，多年来都是习惯于“做党的训服工具”，老老实实地为党报工作。突然听红卫兵说要“火烧省委”，大家一时还无法理解这种“大造省委的反”是“革命的行动”，更无法接受“配合红卫兵去火烧省委”的要求。一批报社职工自发地与红卫兵展开了一场“黑龙江省委是‘红省委’，还是‘黑省委’”的大辩论，最终把那些革命小将辩得哑口无言。当时，我与另外两位同事拿着照相机跑下楼去，把报社职工与红卫兵辩论的热闹场面拍了下来。这场战胜了红卫兵的大辩论，曾令报社职工们洋洋得意，兴奋不已。
两天之后，事态发生了逆转，这场辩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省报社职工为维护省委的权威而与红卫兵展开辩论的行为，竟被那位到任不久、见风转舵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潘复生定性为“围攻革命学生事件”。我们3名摄影记者在现场拍摄照片的举动，被定为是“丑化革命学生的行为”，受到严厉地批评，并且把全部底片上交给省委。
报社编辑部最早成立的一派造反组织，指控省委在“文革”开始后派驻报社的工作组是“8·17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责报社一些参加过那场辩论的职工是“保皇派”。省委工作组的5个人全被拉到报社礼堂里批斗，给他们戴上一米多长的高帽子，工作组组长骆子程的高帽子上写着“8·17事件凶手”，工作组成员的高帽子上分别写着“8·17事件打手”或“8·17事件马前卒”等等。
这张摄于1966年8月25日的照片背景悬挂着当时中共中央集体领导的七位领袖像。国际间有的文革学者著文说：“文革一开始就撤掉了集体领导的七领袖像，独挂毛泽东像……”没有想到这张照片还起到图证历史的“纠偏”作用，有的国际主流媒体评论这张照片时说：“直到文革爆发三个多月以后，李振盛的照片表明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会议室里仍然悬挂着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领袖的肖像……”
以上图片是1966年8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派驻《黑龙江日报》的文革工作组组长骆子程等五名成员分别戴着“8.17事件”的凶手、打手、马前卒等罪名的高帽子在全被职工大会遭到批斗。(李振盛摄影)
注：在五位被批斗者中间戴着“8.17事件打手杨福栋”高帽子的人，时隔两年之后，在我的结婚典礼上，他发挥其智慧与幽默感，策划了一场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大牌子结婚的“黑色幽默”，这张空前绝后的文革婚礼照片，先后被中央电视台视及人民画报等媒体采用。此为后话，日后可贴出这张黑幽图片及文字。
那场红卫兵围攻报社的事件才过去刚刚5天，心中的余悸尚未消失。今天，报社又遭遇了第二次围攻，红卫兵来势汹汹，所扣的这顶政治性大帽子更令人生畏。
这一回，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闹出来一个“反革命事件”来?但怎么也没想到这“滔天大罪”竟会落到我这个小小的记者头上。
报纸对亮透视看 箭头刺穿领袖像
我独自一人在楼顶平台上转来转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实在弄不清楚楼下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宁，焦灼不安。
“那些红卫兵太不讲理了，非要让摄影记者出面交待问题不可。总编辑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说今天这块图片专刊版面的摄影记者不露面，就决不收兵。总编辑一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让你下楼去对红卫兵讲一讲发稿的过程。”过了许久，有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上楼顶平台，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从同事的口中知道了这起“反革命事件”的由来：
那时的报纸每天都是4块版，有重要报道时才临时增加版面。8月22日的报纸为了突出对“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哈夏”音乐会的宣传，临时决定增加两块版，共出6块版。
我拍摄的9幅音乐会的舞台照片发表在第6版上，通栏的大标题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左上角一幅“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的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上有一个锋利的箭头。第5版上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在右上角一篇题为《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的文章旁边，印着有毛泽东侧面浮雕像的“哈夏”音乐会会徽。
这是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日报》第6版上半部的照片，为了高扬主旋律，突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我把工人大合唱背景中模糊不清的毛主席幻灯头像涂掉，用广告粉画一面巨大的红旗，在红旗上贴一张从《毛泽东选集》封面翻拍侧面浮雕像，特地在旗杆顶端画上锋利的箭头。万万没想到这个箭头会“剌穿”伟大领袖的脑壳，我险些被打成“反革命”。
这是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日报》第5版上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在右上角一篇题为《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的文章旁边，印着有毛泽东侧面浮雕像的“哈夏”音乐会会徽。
单独看这两块增印的版面，不论你翻过来覆过去怎么看，都找不出丝毫的“反革命事件”痕迹。反而会赞扬这一天的报纸对“哈夏”音乐会的宣传报道非常突出，效果极好。
然而，在那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里，也不知道是谁首创发明“透视看报纸”这一奇招儿。一些红卫兵或是吃饱了没事儿干，或是脑子里对敌斗争的弦儿崩得太紧了，他们常常拿着报纸对着太阳透亮看，总想从中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红卫兵们把今天的《黑龙江日报》这两块增印版面的报纸对着阳光透亮看，他们说“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6版上那面红旗旗杆顶上的箭头，正巧从第5版上的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露出尖利的箭头。
这是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日报》第6版与第5版对着阳光透视看的效果图：第6版上那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端的箭头，正巧从第5版的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露出尖利的箭头。红卫兵从《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的文章标题中断章取义批判说：“在这个反动图案的旁边还加上‘越看越有劲’，何其毒也！”
他们愤怒地指出：“更为恶毒的是，在这个掩藏的反动图案的旁边，还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标题：‘越看越有劲’，何其毒也！这种反动气焰何其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
红卫兵把此事定性为：“这是以极其险恶的用心来发泄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这是有意制造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这罪名可是“犯上作乱”的滔天大罪啊，如果罪名成立的话，罪在当诛!罪在不赦!
我听了同事的介绍，仍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等凑巧的事。急忙跑回办公室去，拿起这张报纸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一看。天啊!我拍的那张“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上的红旗箭头，真的是正正当当地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头上穿过。心中喑喑叫苦：这种倒霉的事儿，怎么偏偏就叫我碰上了呢?
在那指鹿为马的荒唐岁月里，曾听说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幅《你追我赶》的油画，有的人疑神疑鬼地从油画前景的芦苇丛中硬是发现了“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有的人从八大山人的国画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动内涵；国画大师李苦禅画的泼墨大写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恶毒污蔑八个革命样板戏”，这些传世之作竟被宣判为“黑画”，横遭批判。 从古到今，天底下哪有透视看报纸的?!这明明是无事生非嘛。如果这个“反革命”的罪名能够成立，那岂不是“千古奇冤”!
此图上部是透视看报的效果图，下部是两块完整版面的对照图。
险些打成“反革命” 戴罪立功免揪斗
我怀着极大的愤懑情绪走向一楼大厅，想与那些缺乏常识的红卫兵们理论一番。
大厅里挤满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其它大中专院校来的红卫兵，报社的许多职工也闻讯赶来，与红卫兵们在争论着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总编王庆功被红卫兵团团围住，正逼迫他交出与这起“反革命事件”有关的摄影记者及幕后策划人。
“这就是拍摄这一版图片专刊的摄影记者李振盛同志，请他介绍一下‘哈夏’音乐会照片的发稿过程吧。”王副总编看见我来到一楼大厅便向红卫兵介绍说。
红卫兵一看我是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没等我对发稿情况做出解释，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了。我想：咱心中本来没有鬼，自然不怕鬼敲门。
我如实地介绍这一版图片的选片定稿、版面设计、照排制版和发排付印的全过程。也不知道他们听懂没听懂，还是在不着边际问这问那，问得我有点不耐烦了，在说话时带着很不服气的语调。
“你就是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之一，你还敢嘴硬?！”他们竟大叫起来。
“你们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凭什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们有什么证据?天底下有你们这样看报纸的吗?这纯粹是没事儿硬找茬儿!无事生非！”一听红卫兵竟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到我头上，就火不打一处来，便一连串地向他们发出责问。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你们的这起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全都印在了报纸上，这种反革命的伎俩，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一看就明白，还用去调查吗?”红卫兵振振有词地嚷着。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一个红卫兵头头号令在场的红卫兵一起打开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集体朗读了一段“最高指示”。这分明是把我们报社的编辑、记者都当成是“不拿枪的敌人”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结论是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也不示弱，心想，你们是红卫兵，咱也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难道还怕你们不成!就顺口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
红卫兵一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来顶撞他们，跟他们这些革命小将打起“语录仗”来了，更是恼羞成怒。便威胁说：“你再不老实，就揪斗你!”
这时，一名小个子红卫兵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子，说是要拽我到他们的红色造反团总部去“交待罪行”。
“我们报社就他这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你们要是把他带走了，你们明天在哈工大操场上举行的造反点火大会，我们就派不出记者去采访了……”在这关键时刻，为人正直厚道的王庆功副总编拨开人群，从容地走到我的身边，用他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语气，对那位揪着我衣领的红卫兵说。
别看红卫兵常到报社来找茬儿闹事，每当他们召开“造反点火大会”时，还是希望能在省报上得到宣传报道，尤其是当时的红卫兵分裂成好几个派别，任何一派召开的造反大会，都希望能够见报，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革命造反的势力，来显示自己是正宗的造反派。
红卫兵头头听了王副总编这一番话，可能觉得在明天召开的“造反点火大会”是要首次揪斗省委领导干部，如果省报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报道，岂不是缺少了权威性的宣传。
“先不用带走他，让他戴罪立功!”红卫兵头头下令了。那小个子红卫兵极不情愿地松开揪住我衣领的手，还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齿地说：“你听见没有?今天暂时不揪你，是让你戴罪立功!”(注：第二天，8月23日下午，我在摄影组组长张戈、副组长于敏的带领下一起到哈尔滨工业大院操场，要拍摄哈市13所大专院校红卫兵首次批斗省委领导干部的造反点火大会，我心里还记着哈军工红卫兵头头说的让我“戴罪立功”的话呢，没想到刚一举起相机拍照时，就被一伙红卫兵当成“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三人揪到台前去挨批斗，最终是抢夺照相机，把胶卷拉出来曝光才算了事。这是另一桩文革采访惊魂事件，待日后再述说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算了吧!别跟他们这帮小孩子们一般见识了。”站在旁边的报社经理部的好心人小鲍轻声地劝我。
假如我当真被红卫兵拉到他们的造反总部去，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说法“交待罪行”，一定会受皮肉之苦；要是为了少挨揍而违心地“认罪”，那就更糟糕，会打得会更凶狠。不管你是坦白，还是抗拒，都是要从严的。
那时，红卫兵打人最常见的招数，是抡起军用皮带的用那上面的铁扣子抽打，没头没脑地乱抽一顿，有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打伤致残的，有的人竟惨死在军用皮带之下。当时，哈尔滨三中的“鬼见愁”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小将，就是这样把他们的老校长活活给打死在地下室里。
王副总编的一席话，使我躲过了一劫。其实，当时我们摄影组共有5名记者，我年龄最小，25岁。其它记者都是人到中年以上，也都在东跑西颠地到处采访。老总编机智地说“把他带走就派不出记者采访造反点火大会了”，那些天真幼稚的红卫兵还真的相信了。
王庆功作为一名老报人，其人品和德行，在报社里是有口皆碑的。这些年来，我每每想到那场逢凶化吉的痛苦遭遇，便深深感念老总编的搭救之恩。
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向社会大量印发传单，揭发《黑龙江日报》发生的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这个本来构不成事件的“事件”，传播到全省乃至全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我曾接到在另一家省报当记者的一位老同学的信函，说他看到了红卫兵邮寄的传单，说“这是一起公然利用党报制造的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传单中还点到了摄影记者的名字，他很替我担忧。
联合调查半个月 一场风波终平息
得到王副总编的机智解救，我被红卫兵暂时放过了，让我去“戴罪立功”。
经过协商，由前来包围报社的哈军工等3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和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调查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做出最后结论，公诸社会。
调查工作进行了半个多月，终于在9月10日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由报社印刷了几万张传单，送到各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散发到全省各地市县，还邮寄北京及各省兄弟报社，以消除红卫兵广为散发的“透视看报纸发现‘反革命事件’”的传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是调查了半个多月，于1966年9月10日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落款的“联合调查组”成员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
我心想：这个“透视看报事件”与我有关，应当保留一张“调查报告”原件留作纪念，也作为这次痛苦经历的历史凭证。那时候，几万张“调查报告”传单都散发或张贴光了，我在报社大门前的墙上看到一张便揭下来，这张四角有粘贴痕迹的传单，和一张增刊报纸放在一起，被我完好地保存了将近40年。这份“透视看报事件”的传单大概仅存世这一张。
现在读起这份“调查报告”来，觉得十分好笑，一个本来明明白白的事儿，却兴师动众地去“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玩笑。
在这张八开大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本着毛主席关于注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教导，对这两个版面的设计经过向有关的编辑、记者、工人和领导干部，进行了细致地调查，反复地核对，并深入到编辑部、印刷厂，实地观看了报纸的编辑出版过程。经过几天的工作，已经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八月二十二日《黑龙江日报》五、六版上出现的毛主席像的背面正碰上旗杆顶上的箭头，有些同志认为，这是有意制造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经多方面查证核实，这个版面不可能在事先串通，故意使毛主席像和背面的旗杆碰到一起的。根据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证明出现这个情况不是有意安排的。
第五版的版样是八月二十日，由报社文艺编辑陆伟然于省委党校(音乐会宣传处所在地)设计的。原计划于当晚付印，安排在三版。后来，因当晚有重要电稿(毛主席接见首都百万群众的社论及反映)，这个版就被压下而没有付印。
在八月二十一日编辑工作会议上，经有关人员研究，为了突出音乐会的宣传，临时决定二十二日增印两个版。五版付印在前一天设计好的音乐会专刊文字版，六版出音乐会图片专刊。
六版的设计过程是这样的，二十一日下午三时，美术编辑韩承霖、摄影记者李振盛和音乐会报道组组长黄世隆等一起选定了照片，由韩承霖画出图片专刊的版样，夜间十二点交给值班副总编辑王庆功，经他审阅后发到工厂排版。
从以上情况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三点结论省略)
《调查报告》还对红卫兵围攻报社、揭发“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给予充分肯定：“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还表示了“敬佩和谢意”：
广大革命学生对两个版面提出质问，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也是出于对党报的高度的关心。《黑龙江日报》的革命职工，对提出质问的革命群众表示敬佩和谢意。热烈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对报纸工作继续加强监督，经常提出改进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责任，认真改进报纸的编、排、校、印等工作。
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闹剧总算结束了。我也从无端而来的痛苦遭遇中解脱出来。
这张传单居然还为研究“文革”提供了一点史料价值。传单落款的“联合调查组”成员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在这4个造反组织中，有两个造反组织用了“毛泽东主义”的字样，而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为什么呢？
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的“造神”运动兴起时，还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了。但是，红卫兵小将们发现，在最常用的政治术语中，都是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称为“主义”，而对毛泽东的理论则称“思想”。红卫兵认为不公平！他们发出一个倡议：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响应“伟大倡议”，纷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据说，周恩来为此请示了毛泽东，最后确定还是称“毛泽东思想”，才使这场改称谓的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
人人都从年轻时走过，人人都会越变越老，人生就是一直在向着墓地迅跑。
这是文革初期的我，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尚未满26岁。今年是文革爆发40周年，时光摧人老啊，如今的我已经变成66岁的老头子了。(刘文山摄影)
报社增设灯光台 报纸大样透视看
在这张广为散发的《调查报告》还“总结教训”：“过去出版报纸没有隔纸相望检查的习惯。因此，在报纸的各个环节上，也就没有用透视的方法去检查报纸。所以，在《黑龙江日报》1966年8月22日五、六版上出现了这种情况。”
报社领导鉴于上述“教训”，立即雷厉风行地整改。总编辑通知经理部，让木工房加班赶制几张灯光台，灯光台像普通的办公桌那么大，台面上铺一块透光磨砂玻璃，下面的箱内装有4支日光灯，一开灯整个台面上通明瓦亮，把报纸大样放在上面灯光台上，就像医生看X光片那样能够看到“透视效果”。
灯光台陆续做好了，夜班编辑室是报纸付印的最后把关的部门，他们优先得到了两张很大的灯光台，以便值夜班的编辑们“用透视方法去检查报纸”。白天工作的总编室里也增设了一张灯光台，因为有些版面是要在白班组版的，自然也要用透视的方法来防止出问题。
以往，每天的报纸大样排出来，校对无误之后，由值夜班的总编辑签字即可付印。现在不同了，报纸发排付印的流程复杂多了，校对科把报纸大样送到夜班编辑室以后，先由夜班编辑把一、二版和三、四版的大样分别合到一起，在灯光台上隔纸相望，反复透视检查，找出可能产生“反革命事件”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让排版车间改版，调整版面的位置。
那时报纸的第一版，经常有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泽东照片，其它各版通常都是各种批斗会的报道或大批判文章。要保证第二版上没有任何“反动字眼”叠印在毛泽东照片的背面，是不可能办到的。
刚开始的时候，要求不得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出现含有“反面内容”的文字，而且不管是大标题，还是正文中的小号字，这种严苛的要求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又退了一步，改为不准有“反面意义的大字标题”印在毛泽东像背面，诸如：当时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有在大批判中常用的“修正主义，反革命，走资派”等等。这些反面的字眼决不允许叠印在毛泽东像的背面。
如果按照这种严苛的条件，报纸就没法办了。值夜班的编辑人人神经高度紧张，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惟恐惹出政治麻烦来。报纸大样放在灯光台上反复透视看上几遍，改来改去，没完没了。就是如此小心谨慎，还是常常出“毛病”。
这项“整改措施”使排版车间额外增加许多麻烦，排版工要按照夜班编辑的反复改样，把一块好端端的铅字版一次又一次地改动重排，到了该下班的时间也下不了班，令排版工人们叫苦不叠。
据说，我所在的黑龙江日报社，是最早制作灯光台来透视检查报纸大样的报社之一。后来，听说中央各大报社以及全国各地方报社，也都先后增设了灯光台，供夜班编辑透视看大样。
文革初期，摄影记者到社会上采访那些乱哄哄的造反点火大会时，常常被红卫兵盘问，若拿出省报社的记者证就更糟了，红卫兵会认为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专门搜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动辄就砸相机或拉出胶卷曝光。凡是戴着红袖标的人就可以随意拍照。我当时还未被批准加入造反组织，没有红袖标可戴，就向报社印刷厂工人赤卫队一位好心的负责人借了一个袖标，每次外出采红卫兵集会时就戴上它，回报社之前赶快摘下来，这是在办公室里自拍一张佩戴“赤卫队”袖标的照片留作纪念(此照中有两个小细节说一下，其一，我自中学时代起一直是“大背头”发型，文革爆发后那种发型就是资产阶级，至少也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赶快去理一个一推到顶的发型，故作革命状。其二，这一枚“赤卫队”袖标我保存了40年，如今它正随着我的环球巡回摄影展览在世界各国作为“文物”展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文革文物”，诸如我用过的“红宝书”、记者证、“红卫兵”和“红色新闻兵”袖标、文革中的结婚证、五.七战士登记表等等实物，均由展出的博物馆卖文物保险，再放在加锁的玻璃柜中展出，我看着总觉得怪可乐的)。
后来，也就是在这次“透视看报纸事件”过后，我在报社编辑部串联七个“根红苗正”的青年人，发起成立了“红色青年战斗队”，我当上队长的首要任务就是上街去印制“红卫兵”袖标，从此光明正大的戴上自己的红袖标，再到各处采访红卫兵活动便畅通无阻了。
李振盛：透视看报横祸来 险些打成反革命
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阴沉，气候燥热。我像往日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
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多年来有一个挺好的规矩，每天上班的前半个小时是雷打不动的“看报时间”。编辑、记者们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当天的报纸仔细看一遍，在了解国内外的新闻的同时，也要找出报纸上存在的问题，如果发现有问题就写到评报栏上，这对提高办报质量很有好处。
我拿起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当天报纸，看着第6版上我拍摄的一整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图片专刊，心里美滋滋的。
造反文艺音乐会 向反党黑线开火
“哈夏”音乐会，是在“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开幕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猛烈开火!”是这届音乐会的主旋律。报社为突出宣传这届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音乐会，特地从编辑部各部门抽调记者组成一个“哈夏报道组”。
1966年8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节目之一：革命造反歌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李振盛摄影)
1966年8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节目之一：革命造反歌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李振盛摄影)
我被指派参加“哈夏”音乐会报道组，负责摄影采访。除了每天要提供报纸配发单幅新闻照片之外，我就盼望着在音乐会闭幕前要发个整版的图片专刊。今天，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这一整版“哈夏”音乐会的照片，版面设计大方，图片印刷清晰，整体效果很好。一些同事看了当天的报纸，都说照片拍得挺不错的。
“文革”开始不久，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报纸上一律取消了记者的署名，文字记者一律署“本报记者报道”，摄影记者则是署“本报记者摄影”。说实话，我从小脑子里就有“名利思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尤其浓厚，我信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信条。我作为一个刚刚走上新闻岗位不久的年轻人，心里急切想的就尽早成为“名记者”。现在，报纸上突然取消了记者的署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这怎能实现我当名记者的梦呢？心里虽然这么想，表面上却不敢说出口。
看着自己所拍的照片赫然印满了整整一块版面，尽管报纸上只署“本报记者摄影”，但报社内部和外界一些知道我在采访“哈夏”音乐会的朋友，看到今天的报纸以后都会说“这是李振盛拍的照片”。想到这一点，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这是1966年8月22日《黑龙江日报》第6版刊登我拍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照片的整版画刊。那时报纸刊发照片采用锌版印刷，为获得较好的印刷效果，凡是画刊均安排在正刊的第4版，或两版增刊的第6版及四版增刊的第8版，因为这些版面是滚筒新闻纸的正面(也称光面)，印刷出来的照片会相对清楚一些。
编辑部的《评报栏》上很快贴出了今天的第6版的图片专刊，评报者在报纸上用红笔写出评语，建议给这个照片专版应评为“好稿”。
“不好了，‘哈军工’的红卫兵把咱们报社包围了，揭发今天报纸上的‘哈夏’音乐会图片专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们要求揪出肇事的摄影记者，还要揪出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总编辑让你先到楼顶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红卫兵冲上楼来把你揪走。”当我还陶醉在又一次成功的喜悦之中时，有人跑进3楼摄影组办公室来，慌慌张张地对我说。
我还没弄清楚今天的报纸上到底出了什么“反革命事件”，就被人连推带拽地弄到楼顶平台上去了。躲藏在报社大楼的顶上，照样能听到从报社大门口传上来的一片嘈杂声。我在楼顶平台探头朝下看，黑压压的数百名身穿草绿军装的红卫兵，把报社门前的人行道和那块不大的绿草地挤得满满的，花草被践踏得一片狼藉。
红卫兵们群情激愤，把报社大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其中有的人挥动着《黑龙江日报》，比比划划地在向过往的行人宣传着什么，有些人又吵又嚷地在与报社的职工争论着什么，只听得见乱哄哄的嘈杂声，却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这种阵势，就在前几天曾发生过一次。那是8月17日，黑龙江日报社在“文革”中首次遭受红卫兵的围攻，他们要求省报社揭发并交出“黑省委的罪行材料”，配合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一起去“火烧省委”。
作为省委机关报的编辑、记者和职工们，多年来都是习惯于“做党的训服工具”，老老实实地为党报工作。突然听红卫兵说要“火烧省委”，大家一时还无法理解这种“大造省委的反”是“革命的行动”，更无法接受“配合红卫兵去火烧省委”的要求。一批报社职工自发地与红卫兵展开了一场“黑龙江省委是‘红省委’，还是‘黑省委’”的大辩论，最终把那些革命小将辩得哑口无言。当时，我与另外两位同事拿着照相机跑下楼去，把报社职工与红卫兵辩论的热闹场面拍了下来。这场战胜了红卫兵的大辩论，曾令报社职工们洋洋得意，兴奋不已。
两天之后，事态发生了逆转，这场辩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省报社职工为维护省委的权威而与红卫兵展开辩论的行为，竟被那位到任不久、见风转舵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潘复生定性为“围攻革命学生事件”。我们3名摄影记者在现场拍摄照片的举动，被定为是“丑化革命学生的行为”，受到严厉地批评，并且把全部底片上交给省委。
报社编辑部最早成立的一派造反组织，指控省委在“文革”开始后派驻报社的工作组是“8·17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责报社一些参加过那场辩论的职工是“保皇派”。省委工作组的5个人全被拉到报社礼堂里批斗，给他们戴上一米多长的高帽子，工作组组长骆子程的高帽子上写着“8·17事件凶手”，工作组成员的高帽子上分别写着“8·17事件打手”或“8·17事件马前卒”等等。
这张摄于1966年8月25日的照片背景悬挂着当时中共中央集体领导的七位领袖像。国际间有的文革学者著文说：“文革一开始就撤掉了集体领导的七领袖像，独挂毛泽东像……”没有想到这张照片还起到图证历史的“纠偏”作用，有的国际主流媒体评论这张照片时说：“直到文革爆发三个多月以后，李振盛的照片表明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会议室里仍然悬挂着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领袖的肖像……”
以上图片是1966年8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派驻《黑龙江日报》的文革工作组组长骆子程等五名成员分别戴着“8.17事件”的凶手、打手、马前卒等罪名的高帽子在全被职工大会遭到批斗。(李振盛摄影)
注：在五位被批斗者中间戴着“8.17事件打手杨福栋”高帽子的人，时隔两年之后，在我的结婚典礼上，他发挥其智慧与幽默感，策划了一场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大牌子结婚的“黑色幽默”，这张空前绝后的文革婚礼照片，先后被中央电视台视及人民画报等媒体采用。此为后话，日后可贴出这张黑幽图片及文字。
那场红卫兵围攻报社的事件才过去刚刚5天，心中的余悸尚未消失。今天，报社又遭遇了第二次围攻，红卫兵来势汹汹，所扣的这顶政治性大帽子更令人生畏。
这一回，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闹出来一个“反革命事件”来?但怎么也没想到这“滔天大罪”竟会落到我这个小小的记者头上。
报纸对亮透视看 箭头刺穿领袖像
我独自一人在楼顶平台上转来转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实在弄不清楚楼下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宁，焦灼不安。
“那些红卫兵太不讲理了，非要让摄影记者出面交待问题不可。总编辑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说今天这块图片专刊版面的摄影记者不露面，就决不收兵。总编辑一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让你下楼去对红卫兵讲一讲发稿的过程。”过了许久，有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上楼顶平台，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从同事的口中知道了这起“反革命事件”的由来：
那时的报纸每天都是4块版，有重要报道时才临时增加版面。8月22日的报纸为了突出对“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哈夏”音乐会的宣传，临时决定增加两块版，共出6块版。
我拍摄的9幅音乐会的舞台照片发表在第6版上，通栏的大标题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左上角一幅“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的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上有一个锋利的箭头。第5版上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在右上角一篇题为《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的文章旁边，印着有毛泽东侧面浮雕像的“哈夏”音乐会会徽。
这是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日报》第6版上半部的照片，为了高扬主旋律，突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我把工人大合唱背景中模糊不清的毛主席幻灯头像涂掉，用广告粉画一面巨大的红旗，在红旗上贴一张从《毛泽东选集》封面翻拍侧面浮雕像，特地在旗杆顶端画上锋利的箭头。万万没想到这个箭头会“剌穿”伟大领袖的脑壳，我险些被打成“反革命”。
这是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日报》第5版上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在右上角一篇题为《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的文章旁边，印着有毛泽东侧面浮雕像的“哈夏”音乐会会徽。
单独看这两块增印的版面，不论你翻过来覆过去怎么看，都找不出丝毫的“反革命事件”痕迹。反而会赞扬这一天的报纸对“哈夏”音乐会的宣传报道非常突出，效果极好。
然而，在那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里，也不知道是谁首创发明“透视看报纸”这一奇招儿。一些红卫兵或是吃饱了没事儿干，或是脑子里对敌斗争的弦儿崩得太紧了，他们常常拿着报纸对着太阳透亮看，总想从中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红卫兵们把今天的《黑龙江日报》这两块增印版面的报纸对着阳光透亮看，他们说“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6版上那面红旗旗杆顶上的箭头，正巧从第5版上的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露出尖利的箭头。
这是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日报》第6版与第5版对着阳光透视看的效果图：第6版上那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端的箭头，正巧从第5版的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露出尖利的箭头。红卫兵从《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的文章标题中断章取义批判说：“在这个反动图案的旁边还加上‘越看越有劲’，何其毒也！”
他们愤怒地指出：“更为恶毒的是，在这个掩藏的反动图案的旁边，还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标题：‘越看越有劲’，何其毒也！这种反动气焰何其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
红卫兵把此事定性为：“这是以极其险恶的用心来发泄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这是有意制造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这罪名可是“犯上作乱”的滔天大罪啊，如果罪名成立的话，罪在当诛!罪在不赦!
我听了同事的介绍，仍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等凑巧的事。急忙跑回办公室去，拿起这张报纸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一看。天啊!我拍的那张“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上的红旗箭头，真的是正正当当地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头上穿过。心中喑喑叫苦：这种倒霉的事儿，怎么偏偏就叫我碰上了呢?
在那指鹿为马的荒唐岁月里，曾听说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幅《你追我赶》的油画，有的人疑神疑鬼地从油画前景的芦苇丛中硬是发现了“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有的人从八大山人的国画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动内涵；国画大师李苦禅画的泼墨大写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恶毒污蔑八个革命样板戏”，这些传世之作竟被宣判为“黑画”，横遭批判。 从古到今，天底下哪有透视看报纸的?!这明明是无事生非嘛。如果这个“反革命”的罪名能够成立，那岂不是“千古奇冤”!
此图上部是透视看报的效果图，下部是两块完整版面的对照图。
险些打成“反革命” 戴罪立功免揪斗
我怀着极大的愤懑情绪走向一楼大厅，想与那些缺乏常识的红卫兵们理论一番。
大厅里挤满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其它大中专院校来的红卫兵，报社的许多职工也闻讯赶来，与红卫兵们在争论着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总编王庆功被红卫兵团团围住，正逼迫他交出与这起“反革命事件”有关的摄影记者及幕后策划人。
“这就是拍摄这一版图片专刊的摄影记者李振盛同志，请他介绍一下‘哈夏’音乐会照片的发稿过程吧。”王副总编看见我来到一楼大厅便向红卫兵介绍说。
红卫兵一看我是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没等我对发稿情况做出解释，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了。我想：咱心中本来没有鬼，自然不怕鬼敲门。
我如实地介绍这一版图片的选片定稿、版面设计、照排制版和发排付印的全过程。也不知道他们听懂没听懂，还是在不着边际问这问那，问得我有点不耐烦了，在说话时带着很不服气的语调。
“你就是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之一，你还敢嘴硬?！”他们竟大叫起来。
“你们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凭什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们有什么证据?天底下有你们这样看报纸的吗?这纯粹是没事儿硬找茬儿!无事生非！”一听红卫兵竟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到我头上，就火不打一处来，便一连串地向他们发出责问。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你们的这起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全都印在了报纸上，这种反革命的伎俩，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一看就明白，还用去调查吗?”红卫兵振振有词地嚷着。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一个红卫兵头头号令在场的红卫兵一起打开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集体朗读了一段“最高指示”。这分明是把我们报社的编辑、记者都当成是“不拿枪的敌人”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结论是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也不示弱，心想，你们是红卫兵，咱也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难道还怕你们不成!就顺口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
红卫兵一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来顶撞他们，跟他们这些革命小将打起“语录仗”来了，更是恼羞成怒。便威胁说：“你再不老实，就揪斗你!”
这时，一名小个子红卫兵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子，说是要拽我到他们的红色造反团总部去“交待罪行”。
“我们报社就他这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你们要是把他带走了，你们明天在哈工大操场上举行的造反点火大会，我们就派不出记者去采访了……”在这关键时刻，为人正直厚道的王庆功副总编拨开人群，从容地走到我的身边，用他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语气，对那位揪着我衣领的红卫兵说。
别看红卫兵常到报社来找茬儿闹事，每当他们召开“造反点火大会”时，还是希望能在省报上得到宣传报道，尤其是当时的红卫兵分裂成好几个派别，任何一派召开的造反大会，都希望能够见报，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革命造反的势力，来显示自己是正宗的造反派。
红卫兵头头听了王副总编这一番话，可能觉得在明天召开的“造反点火大会”是要首次揪斗省委领导干部，如果省报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报道，岂不是缺少了权威性的宣传。
“先不用带走他，让他戴罪立功!”红卫兵头头下令了。那小个子红卫兵极不情愿地松开揪住我衣领的手，还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齿地说：“你听见没有?今天暂时不揪你，是让你戴罪立功!”(注：第二天，8月23日下午，我在摄影组组长张戈、副组长于敏的带领下一起到哈尔滨工业大院操场，要拍摄哈市13所大专院校红卫兵首次批斗省委领导干部的造反点火大会，我心里还记着哈军工红卫兵头头说的让我“戴罪立功”的话呢，没想到刚一举起相机拍照时，就被一伙红卫兵当成“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三人揪到台前去挨批斗，最终是抢夺照相机，把胶卷拉出来曝光才算了事。这是另一桩文革采访惊魂事件，待日后再述说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算了吧!别跟他们这帮小孩子们一般见识了。”站在旁边的报社经理部的好心人小鲍轻声地劝我。
假如我当真被红卫兵拉到他们的造反总部去，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说法“交待罪行”，一定会受皮肉之苦；要是为了少挨揍而违心地“认罪”，那就更糟糕，会打得会更凶狠。不管你是坦白，还是抗拒，都是要从严的。
那时，红卫兵打人最常见的招数，是抡起军用皮带的用那上面的铁扣子抽打，没头没脑地乱抽一顿，有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打伤致残的，有的人竟惨死在军用皮带之下。当时，哈尔滨三中的“鬼见愁”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小将，就是这样把他们的老校长活活给打死在地下室里。
王副总编的一席话，使我躲过了一劫。其实，当时我们摄影组共有5名记者，我年龄最小，25岁。其它记者都是人到中年以上，也都在东跑西颠地到处采访。老总编机智地说“把他带走就派不出记者采访造反点火大会了”，那些天真幼稚的红卫兵还真的相信了。
王庆功作为一名老报人，其人品和德行，在报社里是有口皆碑的。这些年来，我每每想到那场逢凶化吉的痛苦遭遇，便深深感念老总编的搭救之恩。
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向社会大量印发传单，揭发《黑龙江日报》发生的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这个本来构不成事件的“事件”，传播到全省乃至全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我曾接到在另一家省报当记者的一位老同学的信函，说他看到了红卫兵邮寄的传单，说“这是一起公然利用党报制造的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传单中还点到了摄影记者的名字，他很替我担忧。
联合调查半个月 一场风波终平息
得到王副总编的机智解救，我被红卫兵暂时放过了，让我去“戴罪立功”。
经过协商，由前来包围报社的哈军工等3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和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调查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做出最后结论，公诸社会。
调查工作进行了半个多月，终于在9月10日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由报社印刷了几万张传单，送到各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散发到全省各地市县，还邮寄北京及各省兄弟报社，以消除红卫兵广为散发的“透视看报纸发现‘反革命事件’”的传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是调查了半个多月，于1966年9月10日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落款的“联合调查组”成员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
我心想：这个“透视看报事件”与我有关，应当保留一张“调查报告”原件留作纪念，也作为这次痛苦经历的历史凭证。那时候，几万张“调查报告”传单都散发或张贴光了，我在报社大门前的墙上看到一张便揭下来，这张四角有粘贴痕迹的传单，和一张增刊报纸放在一起，被我完好地保存了将近40年。这份“透视看报事件”的传单大概仅存世这一张。
现在读起这份“调查报告”来，觉得十分好笑，一个本来明明白白的事儿，却兴师动众地去“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玩笑。
在这张八开大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本着毛主席关于注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教导，对这两个版面的设计经过向有关的编辑、记者、工人和领导干部，进行了细致地调查，反复地核对，并深入到编辑部、印刷厂，实地观看了报纸的编辑出版过程。经过几天的工作，已经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八月二十二日《黑龙江日报》五、六版上出现的毛主席像的背面正碰上旗杆顶上的箭头，有些同志认为，这是有意制造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经多方面查证核实，这个版面不可能在事先串通，故意使毛主席像和背面的旗杆碰到一起的。根据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证明出现这个情况不是有意安排的。
第五版的版样是八月二十日，由报社文艺编辑陆伟然于省委党校(音乐会宣传处所在地)设计的。原计划于当晚付印，安排在三版。后来，因当晚有重要电稿(毛主席接见首都百万群众的社论及反映)，这个版就被压下而没有付印。
在八月二十一日编辑工作会议上，经有关人员研究，为了突出音乐会的宣传，临时决定二十二日增印两个版。五版付印在前一天设计好的音乐会专刊文字版，六版出音乐会图片专刊。
六版的设计过程是这样的，二十一日下午三时，美术编辑韩承霖、摄影记者李振盛和音乐会报道组组长黄世隆等一起选定了照片，由韩承霖画出图片专刊的版样，夜间十二点交给值班副总编辑王庆功，经他审阅后发到工厂排版。
从以上情况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三点结论省略)
《调查报告》还对红卫兵围攻报社、揭发“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给予充分肯定：“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还表示了“敬佩和谢意”：
广大革命学生对两个版面提出质问，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也是出于对党报的高度的关心。《黑龙江日报》的革命职工，对提出质问的革命群众表示敬佩和谢意。热烈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对报纸工作继续加强监督，经常提出改进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责任，认真改进报纸的编、排、校、印等工作。
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闹剧总算结束了。我也从无端而来的痛苦遭遇中解脱出来。
这张传单居然还为研究“文革”提供了一点史料价值。传单落款的“联合调查组”成员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在这4个造反组织中，有两个造反组织用了“毛泽东主义”的字样，而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为什么呢？
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的“造神”运动兴起时，还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了。但是，红卫兵小将们发现，在最常用的政治术语中，都是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称为“主义”，而对毛泽东的理论则称“思想”。红卫兵认为不公平！他们发出一个倡议：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响应“伟大倡议”，纷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据说，周恩来为此请示了毛泽东，最后确定还是称“毛泽东思想”，才使这场改称谓的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
人人都从年轻时走过，人人都会越变越老，人生就是一直在向着墓地迅跑。
这是文革初期的我，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尚未满26岁。今年是文革爆发40周年，时光摧人老啊，如今的我已经变成66岁的老头子了。(刘文山摄影)
报社增设灯光台 报纸大样透视看
在这张广为散发的《调查报告》还“总结教训”：“过去出版报纸没有隔纸相望检查的习惯。因此，在报纸的各个环节上，也就没有用透视的方法去检查报纸。所以，在《黑龙江日报》1966年8月22日五、六版上出现了这种情况。”
报社领导鉴于上述“教训”，立即雷厉风行地整改。总编辑通知经理部，让木工房加班赶制几张灯光台，灯光台像普通的办公桌那么大，台面上铺一块透光磨砂玻璃，下面的箱内装有4支日光灯，一开灯整个台面上通明瓦亮，把报纸大样放在上面灯光台上，就像医生看X光片那样能够看到“透视效果”。
灯光台陆续做好了，夜班编辑室是报纸付印的最后把关的部门，他们优先得到了两张很大的灯光台，以便值夜班的编辑们“用透视方法去检查报纸”。白天工作的总编室里也增设了一张灯光台，因为有些版面是要在白班组版的，自然也要用透视的方法来防止出问题。
以往，每天的报纸大样排出来，校对无误之后，由值夜班的总编辑签字即可付印。现在不同了，报纸发排付印的流程复杂多了，校对科把报纸大样送到夜班编辑室以后，先由夜班编辑把一、二版和三、四版的大样分别合到一起，在灯光台上隔纸相望，反复透视检查，找出可能产生“反革命事件”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让排版车间改版，调整版面的位置。
那时报纸的第一版，经常有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泽东照片，其它各版通常都是各种批斗会的报道或大批判文章。要保证第二版上没有任何“反动字眼”叠印在毛泽东照片的背面，是不可能办到的。
刚开始的时候，要求不得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出现含有“反面内容”的文字，而且不管是大标题，还是正文中的小号字，这种严苛的要求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又退了一步，改为不准有“反面意义的大字标题”印在毛泽东像背面，诸如：当时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有在大批判中常用的“修正主义，反革命，走资派”等等。这些反面的字眼决不允许叠印在毛泽东像的背面。
如果按照这种严苛的条件，报纸就没法办了。值夜班的编辑人人神经高度紧张，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惟恐惹出政治麻烦来。报纸大样放在灯光台上反复透视看上几遍，改来改去，没完没了。就是如此小心谨慎，还是常常出“毛病”。
这项“整改措施”使排版车间额外增加许多麻烦，排版工要按照夜班编辑的反复改样，把一块好端端的铅字版一次又一次地改动重排，到了该下班的时间也下不了班，令排版工人们叫苦不叠。
据说，我所在的黑龙江日报社，是最早制作灯光台来透视检查报纸大样的报社之一。后来，听说中央各大报社以及全国各地方报社，也都先后增设了灯光台，供夜班编辑透视看大样。
文革初期，摄影记者到社会上采访那些乱哄哄的造反点火大会时，常常被红卫兵盘问，若拿出省报社的记者证就更糟了，红卫兵会认为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专门搜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动辄就砸相机或拉出胶卷曝光。凡是戴着红袖标的人就可以随意拍照。我当时还未被批准加入造反组织，没有红袖标可戴，就向报社印刷厂工人赤卫队一位好心的负责人借了一个袖标，每次外出采红卫兵集会时就戴上它，回报社之前赶快摘下来，这是在办公室里自拍一张佩戴“赤卫队”袖标的照片留作纪念(此照中有两个小细节说一下，其一，我自中学时代起一直是“大背头”发型，文革爆发后那种发型就是资产阶级，至少也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赶快去理一个一推到顶的发型，故作革命状。其二，这一枚“赤卫队”袖标我保存了40年，如今它正随着我的环球巡回摄影展览在世界各国作为“文物”展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文革文物”，诸如我用过的“红宝书”、记者证、“红卫兵”和“红色新闻兵”袖标、文革中的结婚证、五.七战士登记表等等实物，均由展出的博物馆卖文物保险，再放在加锁的玻璃柜中展出，我看着总觉得怪可乐的)。
后来，也就是在这次“透视看报纸事件”过后，我在报社编辑部串联七个“根红苗正”的青年人，发起成立了“红色青年战斗队”，我当上队长的首要任务就是上街去印制“红卫兵”袖标，从此光明正大的戴上自己的红袖标，再到各处采访红卫兵活动便畅通无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