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消逝词典之经济词语

新中国六十周年系列专题之六

　　放卫星　赶英超美　大锅饭　统购统销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价格双轨制　农业税

　　【放卫星】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

　　官方只所以选择了“卫星”这个词,是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卫星”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耀,是“高精尖”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热词”。

　　经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政府组织的现场观摩,各地群众欢欣鼓舞的效仿,在随后各地掀起了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虚报数字逐渐增大,例如:8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随后,各大广播、报纸、杂志的相关报道宣传也进入了新的高潮,截至放卫星的尾声阶段9月25日左右,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语言学家认为,词语像矿产一样,会因为过渡的使用而被淘空。恰因如此,“放卫星”很快因为其自身的臭名昭著,而被官方和民间双双弃用。几十年后,“放卫星”已经作为一个垃圾词汇彻底被汉语遗弃。人们在形容类似情况时,重新选择了“扯淡”、“吹牛”这些生气勃勃的词汇。(杨继斌)

　　【赶英超美】

　　赶英超美这个著名的口号,是中国百年来被迫害感在1950年代的一次爆发。它洋溢民族主义的激情,其背后是对于“赶超”的单维度理解和乐观估计。

　　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莫斯科开会。趁着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热乎劲,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正在上升,资本主义正在衰退”。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弟,毛泽东表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12月份,刘少奇向全国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

　　这一指标最终在高层被压缩到了七年。并随后提出十年赶上美国。紧接着,为实现这一梦想,“大跃进”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研判,苏联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理论已经落伍,凭借中国人发明的人民公社试验,中国很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只需三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

　　彼时,英国年产钢量约为2000万吨,中国的年产量为535万吨。为了兑现愿景,中国决定1958年的年产量为1070万吨———依照如此速度,只需两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了。全国各地都是土法炼钢的小炼钢炉,大批黑不溜秋的大疙瘩被当成铁块送到了北京。一些地方甚至连锅都扔进了炼钢炉里。余华的小说《活着》生动逼真地还原了这一悲情。但盲目的计划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愿望。“超英赶美”遂被搁置。

　　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增至9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1996年中国钢产量超过一亿吨,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但这时中国人发现,自己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均和英美存在差距。

　　(杨继斌)

　　【大锅饭】

　　大锅饭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真正的大锅饭,持续了也只有一两个月时间。

　　这个概念的再一次复苏,则要到了1980年代,“大锅饭”代表着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拿几十块钱的工资,每天回家蜗居在一样的斗室里,吃一样的饭菜———很多时候甚至是单位食堂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而到了这个时候,大锅饭已经成了一个值得批判的反面观点。既然经济效率是可以追求的目标,那么大锅饭就是需要反对的方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铁饭碗”,强调这种工资分配制度的终身性。

　　国企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而国营企业的工资也不再一碗水端平。1990年代末期之后,不仅“大锅饭、铁饭碗”不再出现,甚至连“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都很少提及。(胡贲)

　　【统购统销】

　　粮食领域的统购统销政策开始于1953年。那一年,红色新生政权遇到了粮食危机。由于政府将大量资源用于苏联模式的全力工业化战略———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原则的信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再加上朝鲜战争而引发的国际禁运,粮食恐慌已有失控的前兆,粮食抢购风潮在全国蔓延。

　　作为应对,中央没有选择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到市价水平,而是寄希望于以固定价格强制收购制度,并适当加快合作化步伐。统购统销由此开始,其意是指,粮食只能卖给政府,并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半年之内,这一政策就成果显著。1954年的粮食收购数同比增加77.78％,库存增加了51％。不久,这一制度就扩散开去,糖、烟、酒、自行车、铁锅等一切用品都被纳入了计划体制之中,统购统销。

　　过度收购使得农民吃不饱肚子,他们产生向城市流动的愿望。1958年,户口制度建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制度被以法律形式固定。

　　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进而引发了改革时期的最大举措与争论:价格双轨制———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此项政策才逐渐由调整走向终结。(沈亮)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提起合作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供销合作社———一种为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销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的商业机构,简称供销社。也有人称之为商业合作社。通常情况下都是村民每人投资几块钱,由生产大队统一进货,在村里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镇和乡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化道路,农业合作社不仅包括了供销合作社,还有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不同类型。

　　1952年后,供销合作社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全国总社、大区总社、省级联社、市县联社、基层社五级组织,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销合作社是活跃在农村的重要商业力量。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国家也逐步取消了商品统购统销政策,人们购买商品再也不用凭计划、票证,再也不只认“供销社”一个门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销合作社逐渐被个体杂货店和乡镇超市取代,有些早已经关门大吉,活下来的那些,已经转型为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而存在。(黄金萍)

　　【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并多年不变,这导致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工业品价格要么偏高要么偏低。

　　1984年9月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被提交给中央领导。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67号文件,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文取消了20％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

　　价格双轨制在价格形成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除了统一收购价,粮食可以卖出其他的价钱,优质产品还可以卖出优价来。

　　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此后它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被用到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住房制度、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价格双轨制带来了新问题:官员利用手中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转到市场上高价出售；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

　　到了90年代后期,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价格双轨制就慢慢消失在大众面前。(黄金萍)

　　【农业税】

　　在漫长的中央帝国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是和天地一样的永恒存在。一个农业经济体,尤其是重农抑商的统治思想之下,基于农业生产的税收,是支持政权运转的基础。

　　新中国的农业税开始于1953年的“农业税条例”,国家规定,农业常年产量的15.5％必须无偿上缴。这略高于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十一而税。实际上,新政权与传统中国最大的区别,乃是最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对国民经济最广泛的参与———这自然要求更多的粮食。因此,仅仅是农业税显然是不够的,广义上来说,国家以超低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也是另外一种农业税。

　　最初的农业税,以实物方式征收,以村(大队)为集体单位上缴。改革开发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业税变成了针对农民个人的无起征点的所得税。而1990年代前期以后,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部分农户家庭转向非粮食作物；另一方面众多的农民迁徙至城市加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相当部分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工人行业；还有部分城郊地区的农户,由于城市的扩展,土地被征收变成城市用地没有土地,从这一时期开始,每年的征收基本上以粮食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折合为货币征收。

　　直到2006年,中国才彻底取消农业税。当年农民因此增收336亿元。毕竟,对于当年4万亿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来说。300多亿的农业税,真的不算什么。(胡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