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28:04
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1)
文/陈志武
金融发展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为了帮助理解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我们可看看经济与金融发展是怎样促进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的。今天北京、上海跟农村的文化差别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今天跟过去的差别的映射。西方并非历来就以个人为中心，是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把他们逐渐从对家庭和教会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
当然，到今天针对个人的金融证券品种已眼花缭乱，它们的功能目的各不相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就以人寿年金（life annuity）为例，这应该是对个人规避未来风险最重要的金融品种之一。想到未来，人最不确定的是到底会活多少，是活到120岁还是70岁呢？如果今天按照活70岁去存钱，万一活到120岁，那剩下的50年的收入从哪里来？如果按照活120岁去存钱，万一活只活70岁，那不是存钱太多？—— 寿命的不确定性极容易让自己在老年时变成后代的负担，也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人寿年金便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只要购买者证明其今天身体健康，那么他可分期或一次性申购人寿年金，买到后，投资者可在50岁（也可从其它年龄开始）至去世之前每年得到事先约定的收入，比如四万元，这种收入支付可以继续到购买者去世或者夫妇双方都去世时为止。有了这种金融安排，父母就不必依赖后代的经济支持度过晚年，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活得太久，经济独立显然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与实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但以往不一定熟悉的是，人寿年金以及其它保险和借贷品种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并发展。按照C.F. Trenerry在《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Insurance》一书的考证[4]，公元150年的《罗马民法典》就有关于人寿年金、人寿保险交易的条款，早在公元225年一个叫Ulpian的罗马人编出了人寿年金、人寿保险的定价表，那也是精算数学的起源。因此，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就能利用这些金融工具实现个人自由。另外一类促进个人之间互保、互助交易的是在古罗马兴起的宗教以及其它民间合会，这些合会通过把众多成员的会费集在一起，然后给遇到意外事件的成员以经济支持。
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终结，欧洲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民主、自由与法治继而由宗教专制取代，人寿年金等金融市场也跟着消失，个人的经济风险、养老等重新由传统的家庭来胜任。比如，从8世纪到10世纪，德国、比利时的宗族极发达，地权归宗族，族产以及成员奉献用于规避个人成员的经济风险，这样做的效果之一是让“家庭”的部分经济交易功能由宗族承担。但是，为支持宗族结构以及重新回到“家”的经济互助功能，其宗法与“家”文化也变得更“刚性”，让个人失去自由与权利，失去个性。
按照Aaron Gurevich的说法[5]，欧洲人到12世纪是如此缺乏个性，如果你去看一幅那个时期的群体人物油画，你会发现那上面的人物从表情到衣着、到举止都完全一模一样，看不出任何差别，完全没有个性，所反映的精神世界之浅薄可想而知。
从12、13世纪起，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的商业迅速发展，这不仅使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让人们走出温饱的挑战，而且于13世纪后期人寿年金、人寿保险、嫁妆基金等金融品种再次出现在威尼斯等地，等到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个人权利意识重现时期，西欧的金融已有相当的发展，为个人实现自由与权利提供了初步的金融手段支持。
各类保险、借贷、债券、投资品种在15、16世纪尤其有更快的发展，并扩散到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这些日趋成熟的金融工具成为17世纪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进一步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在欧洲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看到，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换言之，如果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如果这种经济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治，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
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和金融证券在西方是怎样互动发展起来的历史，由于篇幅关系，另文再专门讨论。
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从而使类似于儒家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降低之后，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反而不好呢？是否反倒让人变成行尸走肉、醉生梦死呢？新儒家学者最喜欢批判的当然是美国，喜欢拿美国来说明为什么西方文化不可救药而必须由中国文化来拯救他们。美国的保险、银行、证券业是当今最发达的，各类金融产品让美国人把多数能想象到的未来收入风险、生活需要提前安排好。除了医疗、人寿、财产、汽车、失业、残疾等传统保险品种，住房、汽车等个人贷款品种，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等证券外，美国的金融与保险业总是不断了解新出现的个人生活或养老需要，根据新需要再推出新金融产品，目的是让个人不至于因意外事件而在经济上拖累亲人。
比如，1990年代新推出的“长期护理保险”（long-term care insurance），其背景是随着人均寿命的上升，退休后许多人还能生活30年或更长，过了70、80岁可能不一定生病，但生活行动可能越来越困难，需要有人在身边护理，此种护理费用是一般医疗保险不包括的。这时，一种可能是要求儿女放弃工作、放弃自己的家，搬回老家照顾父母，如果这样，儿女就要牺牲自己的事业与生活，而且如果每代人都中途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去护理、照顾长辈，那意味着每代人都无法实现自己事业与生活的最大潜力，会是一种让一代一代都不幸福的社会安排。四世同堂如果只是一种抽象的境界，那还可以，但最好不是现实生活。
另一种可能是由保险公司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如果张三从中年开始每年付1500元保费，那么他退休后，一直到去世之前都可根据需要去养老护理中心，或请人到自家来护理，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其特点是：保险交易发生在父母跟保险公司之间，而不是在父母与后代之间。这一新的保险品种目前越来越受欢迎。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幅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父母往往想方设法和儿女多交流、拉近距离，有意找儿女也感兴趣的话题去交谈，以此培养跟儿女的感情，而不是像在传统中国家庭里的“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对我有感情”。美国家庭里，正因为生小孩是出于感情、出于对小孩的爱而不是“养子防老”，生小孩后不会不去养他，因为生小孩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偏爱，不是被经济原因迫使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美国人领养别人的小孩后会照样那么去爱他们，而且不分男孩女孩，一样喜欢领养。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自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自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在美国，是长辈总想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并且是自愿的。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美国“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或许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儒家社会，这是否也是中国的走向？
中国文化的出路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思想先驱至少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而是靠“领导批准”谋生，那么个人就没有声张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自由、民主、法治当然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与金融品种让你去规避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风险，那么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这个传统的互助保障体系之后，你会对未来充满着不安，这时你也不会有底气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类经济基础，打倒“孔家店”之后，你又不得不重建“孔家店”。也正因为80几年前的思想先驱以及后来者都缺乏这种认知，所以，那之后的政权还去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走过与这两个基础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后当然就无法实现“五.四”民主自由理想。
这些认知盲点的确也跟中国学术历来轻 “术”的传统有关，因为经济学、金融学都是太低级的“术”，所以，看不到这些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如果脱离传统儒家社会的实践现实，不去研究特定文化背后的成因（特别是经济成因），不能看到儒家体系只是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一种，那么得出“以中华文明整合世界”这样的认识就不奇怪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 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文后语
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 人类未来文明 … 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 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6]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时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们对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是否还显得有意义呢？
[1]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作者特别感谢杜俊林、袁为鹏、曹辉宁、茅于轼、李利明、韦森、文贯中、龙登高、李健、Helen Siu、周年洋、周克成、杨培鸿、鲁西奇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建议。
[2] 邓云特，《中国灾荒史》，上海书店，1937年，第54页。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4] C.F. Trenerry，1926，《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Insurance》，P.S. King & Son, LTD.,第26页。
[5] Aaron Gurevich, 1995,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Individualism》，Blackwell Publishers, 第1页。
[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至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