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中国-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版面上维护稳定？

这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无怪乎许多新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尚未泯灭的新闻工作者经常无奈地自我解嘲说，他们不仅要与新闻事件赛跑，还要与上级的指令争分夺秒。

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种陈腐的信息管理心态的致命弊端。在某些局部，它已经并且正在酿成难以估量的严重社会后果。

对于近一两年来各地频繁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我们当然首先应当仔细分析其背后蕴涵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但是，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从甘肃陇南到湖北石首……在几乎每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小道消息和谣言都无一例外地扮演了最重要的发酵剂的角色。那么，正如一些人士时常揶揄地引用的官方套话，本应该“眼睛雪亮”的群众为何总是“不明真相”？

在我看来，参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群众的“不明真相”是确凿无疑的，否则就不会有上述事件发生。问题在于，群众并不是因为思想觉悟低或愚昧无知而辨不清“真相”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确实需要被宣传和教育），而是因为他们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甚至第二、第三时间）从官方渠道获得最基本的信息。他们从那里得到的要么是强调“领导如何如何重视”、“有关部门如何如何妥善处理”……却惟独不见重视和处理的是“什么事情”的没有来龙去脉、只有处理结果的半截信息，要么干脆什么信息都得不到！这迫使渴望真相的他们转而求助那些充斥着夸大、虚构甚至煽动性内容的小道消息和谣言。一旦他们中的一部分原来就对政府或社会怀有不满和怨愤（其中一定既有正当理由，也有不正当理由）的人的情绪被那些有倾向性的信息激发起来之后，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最典型的当数最近刚刚平息的“石首事件”。一个年轻厨师跳楼身亡，的确是一件令人惋惜和痛心的事情。但在拥有13亿人口的诺大的中国，类似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本来根本构不成一条能够引起足够关注度的“新闻”。然而，正是由于官方信息的含糊不清与严重滞后，最后竟酿成了一桩数万人参与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而官方的信息为什么总是不充分、不及时和不到位？显然是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种陈旧的舆论管理思维惯性的恶果。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信息不透明状况又从反面 “教育”了老百姓，使他们也形成了一套与信息管制相对应的思维惯性：官方媒体公开发布的新闻是不可信的。久而久之，即使官方渠道针对某一事件及时全面地公布了真实和充分的信息，在一些群众眼里，它也是极为可疑的。谣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力量，正是对信息的不恰当管制所赋予的。说得严重一点，目前许多官员驾轻就熟的这套新闻管理模式其实不是在给政府帮忙，而是在给不利于政府的谣言制造传播土壤和增强传播力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许多舆论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大多数人都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我并不这么看，我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我们知道，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是，仔细想想，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动拆迁引起的居民对立、环境污染等等。还有，你怎么了解这些外资的底细，也许它们主观上怀有（或至少客观上会造成）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和谐”。然而，我们从没有看见过官员因为胆小怕事而尽量想办法将可能带来“麻烦”的外资拒之门外的情况。相反，他们总是想出许多门道热心帮助这些外资规避国家的政策限制，很多时候甚至为此而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样的官僚，在招商引资、做大本地GDP这件事情上，怎么一点也不因循守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导致对官员的考核也以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经济的，他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经济发展”这一俊可以遮其他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而且还严重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治体制。相反，GDP的提升是有可能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等同于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中国的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就被进一步降低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报道”再说了。

    客观地说，对于那些地方官员的目标而言，这套类似于掩耳盗铃的做法在过去还算勉强有一点效果的，不过，其代价是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下来，它们未来很可能将以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今天，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型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化，即便是掩耳盗铃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了。过去一、两年里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已证明，这种本质上是为了欺瞒上级政府、操控下层百姓的舆论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一手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所有的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扭转对官员在舆论宣传和信息公开领域的考核、进而扭转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导向，眼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严肃的纪律让官员们懂得：在舆论管理上并不是“多一事总比少一事好”，不负责任地干预正常的新闻报道，如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也是会丢乌纱帽的。

    其实，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所有群体性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参与群众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诉求，他们所不满的都只是局部和具体的利益损害和处理不公。换句话说，老百姓并不反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用不理智的激烈方式反对的，是某些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胡作非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基层民众的诉求与党中央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这就再次证明了信息公开透明的极端必要性。

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舆论不仅是党的喉舌，也是党的耳目。如果各地媒体上呈现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那么党中央就的耳目在很大程度上就失聪和失明了。

    而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我之前已经指出，缓解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根本上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和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这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使命。公开透明的舆论信息诚然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它却是发生和诊断问题症结的钥匙，因而也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此外，它本身也是抒解老百姓不满情绪的重要的社会安全阀。

（写于2009年7月3-4日，发表于《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