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有感于瑞典官员“为什么要送我礼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8:56:53
有感于瑞典官员“为什么要送我礼物”
方文
【该文章阅读量：116次】【字号：大中小】
笔者最近参加一个培训班时，听教授在讲课中介绍，我国官员曾感叹，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和瑞典公务人员联络感情进行公关活动很困难。按照我们的习俗，工作中时常会送给对方工作人员一些小礼物，以表示友好并加深感情。在某些国家，只要礼物价值不超过一定数额，这么做很顺利，对方不会拒绝。但在瑞典则不然，对方会觉得莫名其妙，不但不会接受，而且还会很直率地发问:“为什么要送我礼物?”
媒体对瑞典的清廉状况曾作过报道:在瑞典，任何人都可以在相关机构查阅到一个大臣工作中支出费用的收据;瑞典首相平时除非履行公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在购物时使用了政府提供的信用卡，收据又没有及时分开，结果被人查到，她因此辞去职务。
这些真实事例说明，瑞典公务人员把送礼当做问题，并且直言不讳地提问，确实不足为奇。这种提问体现了廉政的自觉、认真和扎实，不但问出了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而且问出了干干净净的执政环境，所以国际社会公认瑞典的政务清廉程度很高。
我们身边有一些人，虽然廉洁口号也喊得山响，但其实缺乏自觉，根本意识不到公务活动中送礼收礼有什么不对头，更不会去思考其背后隐藏什么问题。意识左右行为，把送礼、收礼看做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哪里会提出“为什么要送我礼物”的问题呢?在权钱交易活动中，收礼者即使不问，送礼者也会主动找出借口，使得双方都获得虚假体面，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治病期间送是“慰问”，出国之前送是“帮助”，亲属生日、结婚时送是“贺喜”，子女经商中送是“支持”等等。总之视不同情况各有说辞，而同样情况天南海北的说辞又大同小异，几乎形成固定模式，这是许多贪官的受贿史中反映出的真实现象。收礼的人难道收礼时果真不知道其中名堂，不知道送礼者心里的“小九九”，真的对这些鬼话信以为真吗?当然不是。收礼的人私欲膨胀，根本就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自然不可能问出那类“为什么要送我礼物”的尖锐问题。
腐败与廉洁是水火不容、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所有干部都能在公务活动中有人送礼时当场问问为什么，肯定会问出反腐实践，问出廉洁行为。如果大家都这样问一问，肯定会问出拒礼意识，问出廉洁环境。反之，如果大家都不想、不敢、不愿态度鲜明地提出问题，不去拒绝公务活动中收受礼物，那么培养廉洁的意识、习惯和风俗就无从谈起，有害于廉政建设的“潜规则”就必然大行其道。
然而，没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就别指望大家会提出这类问题。虽然，我们的法纪明确规定，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超过一定数额必须报告或上交，否则以违纪、违法的贪污受贿性质论处。但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制度不够强势，在很多情况下，对这类收下级礼、收单位礼的问题，重视不够，太宽容、太举重若轻、太讲究法不责众了。这种态度还有一个名字叫“姑息”，是纵容破坏制度，鼓励无视道德，其后果就是，不足以严肃纪律和制度并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造成积习难改，以致很少有人会像瑞典公务员一样问一问“为什么给我送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廉政经验提示我们，对廉政问题，丝毫不能马虎，无论是制度还是自律，必须严格、苛刻、高标准，并且做到常态化、普遍化和法制化，这样才能使清正廉洁思想在人们心中扎下坚实根基，得到真正落实。
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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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参加一个培训班时，听教授在讲课中介绍，我国官员曾感叹，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和瑞典公务人员联络感情进行公关活动很困难。按照我们的习俗，工作中时常会送给对方工作人员一些小礼物，以表示友好并加深感情。在某些国家，只要礼物价值不超过一定数额，这么做很顺利，对方不会拒绝。但在瑞典则不然，对方会觉得莫名其妙，不但不会接受，而且还会很直率地发问:“为什么要送我礼物?”
媒体对瑞典的清廉状况曾作过报道:在瑞典，任何人都可以在相关机构查阅到一个大臣工作中支出费用的收据;瑞典首相平时除非履行公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在购物时使用了政府提供的信用卡，收据又没有及时分开，结果被人查到，她因此辞去职务。
这些真实事例说明，瑞典公务人员把送礼当做问题，并且直言不讳地提问，确实不足为奇。这种提问体现了廉政的自觉、认真和扎实，不但问出了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而且问出了干干净净的执政环境，所以国际社会公认瑞典的政务清廉程度很高。
我们身边有一些人，虽然廉洁口号也喊得山响，但其实缺乏自觉，根本意识不到公务活动中送礼收礼有什么不对头，更不会去思考其背后隐藏什么问题。意识左右行为，把送礼、收礼看做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哪里会提出“为什么要送我礼物”的问题呢?在权钱交易活动中，收礼者即使不问，送礼者也会主动找出借口，使得双方都获得虚假体面，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治病期间送是“慰问”，出国之前送是“帮助”，亲属生日、结婚时送是“贺喜”，子女经商中送是“支持”等等。总之视不同情况各有说辞，而同样情况天南海北的说辞又大同小异，几乎形成固定模式，这是许多贪官的受贿史中反映出的真实现象。收礼的人难道收礼时果真不知道其中名堂，不知道送礼者心里的“小九九”，真的对这些鬼话信以为真吗?当然不是。收礼的人私欲膨胀，根本就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自然不可能问出那类“为什么要送我礼物”的尖锐问题。
腐败与廉洁是水火不容、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所有干部都能在公务活动中有人送礼时当场问问为什么，肯定会问出反腐实践，问出廉洁行为。如果大家都这样问一问，肯定会问出拒礼意识，问出廉洁环境。反之，如果大家都不想、不敢、不愿态度鲜明地提出问题，不去拒绝公务活动中收受礼物，那么培养廉洁的意识、习惯和风俗就无从谈起，有害于廉政建设的“潜规则”就必然大行其道。
然而，没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就别指望大家会提出这类问题。虽然，我们的法纪明确规定，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超过一定数额必须报告或上交，否则以违纪、违法的贪污受贿性质论处。但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制度不够强势，在很多情况下，对这类收下级礼、收单位礼的问题，重视不够，太宽容、太举重若轻、太讲究法不责众了。这种态度还有一个名字叫“姑息”，是纵容破坏制度，鼓励无视道德，其后果就是，不足以严肃纪律和制度并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造成积习难改，以致很少有人会像瑞典公务员一样问一问“为什么给我送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廉政经验提示我们，对廉政问题，丝毫不能马虎，无论是制度还是自律，必须严格、苛刻、高标准，并且做到常态化、普遍化和法制化，这样才能使清正廉洁思想在人们心中扎下坚实根基，得到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