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像切那样的人

做像切那样的人　　

　　这是格瓦拉1965年写给卡斯特罗的那封著名的告别信中的名言，这位不断革命论的积极倡导者显然不能适应在政府中做一些批阅公文的工作，他需要的是努力证明自己青春的价值：拿起武器，然后永垂不朽。

　　格瓦拉的一生就像一场超现实主义电影。从一个喜欢周游世界的流浪汉变成一个抽着雪茄烟的无畏战士，最后，当他躺在玻利维亚政府军士兵冰冷而绝情的卡宾枪下时，他的脸上又带着无产阶级的嘲讽和忧伤的表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六十年代反战、热爱摇滚和积极寻求性解放的激进青年，于是，格瓦拉理想的夭折，却成就了一段共产主义的传奇。

　　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肋骨，“我们时代的完人”（萨特语）。今年，古巴迎来了革命50周年的日子，回顾古巴革命的历程，就不能忘记这位怀揣着光荣、梦想、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游击战士。

　　红星照耀古巴。

　　1958年8月，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

　　美国读者像以往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身躯高大魁梧、说话罗嗦、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和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酷派大众偶像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8月中旬，起义军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制定了彻底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暴政的总攻计划，这个计划在现在看来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军事冒险。因为当时起义军名之为军，却只有几百名装备很差的战士（当然了，这和1956年卡斯特罗古巴登陆的81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巴蒂斯塔这位暴君手下，还有两万名士兵、半打左右的特务、几亿美元的资本和飞机大炮，但是有时候，革命的会计学自有一套非凡的数学公式，可以让劣势变成优势。

　　卡斯特罗任命不怕死的格瓦拉为“拉斯维利亚斯省城乡一切起义部队司令”，格瓦拉接到命令后，立即将他在米纳弗里奥山村游击学校毕业生作为新鲜血液调来充实部队，他在对这支部队时讲话时说：“凡是害怕飞机的绵羊，我一概不要！”

　　于是，这支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军队出发了，可是，政府军并不是真地不堪一击。在曼萨尼略地区的一个简易机场，政府军的飞机发现了在那里的格瓦拉军队，大炮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猛轰了一整夜，然后他们又遭遇了猛烈的飓风，不得不抛弃了所有的汽车徒步或骑马前进。他们穿越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带，无数的蚊子也加入到围剿他们的行列中来，这让格瓦拉觉得他们“就像是一群漂浮不定的幽灵”。有一天，格瓦拉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就像死了一般，战士们马上把他扶起来，发现他其实是睡着了。

　　巴蒂斯塔宣称，造反者只是“愚昧无知的乡巴佬”，但是正是这群乡巴佬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和信念，尽管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但是巴蒂斯塔成千上万的军队却根本无法阻挡切和他的手下通过重重阻碍，这令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声誉扫地。格瓦拉早就直言不讳地说了：“自由战士，专扇霸权的耳光！”

　　1959年1月，古巴，圣克拉腊

　　在12月末尾几天的战斗中，尽管独裁者撤换了胆小怕事的圣克拉腊城防司令查维亚诺少将，以心狠手辣的卡普利亚斯·伦普伊上校取而代之，但是也根本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司法厅大厦、旅馆、监狱、警察局和兵营都发生了激烈交火。流弹纷飞之中，热情的市民却毫无惊恐之情，他们热情地请格瓦拉的军队进入他们的房屋，请他们吃饭喝水，因为他们知道，巴蒂斯塔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到1959年元旦的时候，只有监狱、几座兵营和郊区的机场还在敌人手中，12月31日，政府军方面向总统汇报，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首都哈瓦那危在旦夕。巴蒂斯塔此时才相信一条真理：他已经完蛋了。万般无奈之下，巴蒂斯塔卷起铺盖，登上了逃亡的飞机。

　　“那时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攻打你们，休想将战争拖延下去，你们这些人将在绞刑架上结束你们的生命。”对于仍然负隅顽抗的巴蒂斯塔走狗及其帮凶，格瓦拉毫不客气地说。

　　元旦的午后两点，圣克拉腊城全部解放。卡斯特罗命令格瓦拉急行军赶至哈瓦那，大胡子们胜利了！

　　1967年10月，玻利维亚，伊格拉村

　　格瓦拉是个天生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就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他还不忘谈恋爱。1958年10月，在佩德雷罗村，他爱上了年轻的金发女子阿莱达·马尔奇，他鼓励她参加革命，后来她成为了格瓦拉的第二个妻子。但这个爱情的小插曲却为日后格瓦拉的死埋下了伏笔。

　　与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相比，对待爱情格瓦拉并不那么忠贞。起义军占领哈瓦那组建革命政府之后，1959年1月21日，格瓦拉的第一任妻子伊尔达·加德亚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来和格瓦拉见面，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我爱上了阿莱达”。得知这个消息，伊尔达悲痛欲绝，他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杂志采访时说：“就是因为古巴革命，我失去了我的丈夫。”

　　格瓦拉为自己辩解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格瓦拉和伊尔达离婚后和阿莱达正式结婚，卡斯特罗来参加了婚礼，但是他呆了一小会就走了。婚后的格瓦拉仍然我行我素，在感情方面并没有收敛多少。对他影响最大的非塔尼娅莫属。据说后者既是苏联的间谍，又为玻利维亚的政府军出卖情报，最终，正是因为这位女犹大的告密，正在巡逻的格瓦拉遭到了玻利维亚政府军特种部队的突然袭击，他被俘了，22个小时之后，他被处死。玻利维亚政府军司令对媒体披露说，他们抓住格瓦拉时，他说：“我是格瓦拉，我输了。”但是对于说出了“宁要站着死，不要跪着生”的格瓦拉来说，他会不会在敌人面前承认失败？这似乎是很有疑问的。因为卡斯特罗说：“这么说吧，我宁肯自我牺牲也不做俘虏。他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格瓦拉肯定没有输，格瓦拉阵亡的消息传到哈瓦那，沉浸在悲伤中的卡斯特罗宣布国丧三天，之后，格瓦拉这个名字迅速传遍了西方世界，成为不安分的青年心目中的文化图腾，甚至比他在获得古巴革命胜利时还要让人热血沸腾。

　　格瓦拉死了吗？格瓦拉热导致了格瓦拉的无处不在。人们在T恤衫上印上了他的头像，40年来，印有他头像的T恤在全球卖出几百万件，这成为了一种时髦的象征。格瓦拉的崇拜者都会在游行集会上用尽自己的肺活量来高呼这个名字：切！每年6月4日的格瓦拉诞辰和10月8日格瓦拉被捕之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在格瓦拉遇难的伊格拉村献上一束鲜花，以祭奠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写出了《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的威廉·H.布兰察德认为，正是格瓦拉的死让他成为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圣徒。1977年，美国作家杰伊·坎特写出了长达65万字的长篇小说《切·格瓦拉之死》，试图进入格瓦拉谜一般的世界，却将历史赋予了更多的传奇性，书中的一位战友这样评价格瓦拉：“他有着无穷的正直……在这种正直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冰冻。”再次将格瓦拉－－这位“我们时代富有魅力的伟大男人”－－的神话推向高潮。

　　2004年，美国，圣丹斯

　　这一年是切·格瓦拉逝世40周年，对于这位美国利益的敌人，美国人显得非常宽容。他们将格瓦拉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在拉丁美洲周游的故事拍成电影《摩托车日记：切·格瓦拉的青春之旅》，2004年1月，影片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放映后，博得了在场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结果风靡一时。这部由巴西导演沃特·塞勒斯执导（他也就是《中央车站》的导演）、约瑟·里维拉编剧的电影，根据格瓦拉和艾伯托·格兰度的真实旅程改编而成。1951年12月29日，当时还是专门研究麻风病的医学院学生的格瓦拉和他的好友艾伯托，骑上1939年产的诺顿500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历时八个月、行程8000里的旅途。他的做法和垮掉的一代的凯鲁亚克如出一辙。

　　2008年，曾以处女作《性·谎言·录像带》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索德伯格拍摄了《切》，这部长达4个半小时的长片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时让许多媒体记者看得头晕脑涨，索德伯格野心勃勃地想要用一部史诗巨片来让自己心中的英雄获得永恒。

　　在有着浪漫主义传统的法国，切·格瓦拉是青年人最崇拜的旗帜；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切·格瓦拉的巨幅画像比两层楼还要高，日本东京的巨幅画像也不少，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印有格瓦拉头像的Ipod包和钱包都深受年轻人青睐；在阿根廷，阿根廷发行了格瓦拉的纪念邮票，同时，一部名为《直到最后胜利》的纪录片在布宜诺斯艾丽斯首都足球场的首映礼，迎来了4万格瓦拉的忠实拥趸，整个足球场座无虚席，场外还聚集着很多格瓦拉的崇拜者。在阿根廷，卡斯特罗的每一次的到访都会引起轰动，当然，他总会提到这位曾经的战友：切·格瓦拉。在英国和爱尔兰，“切·格瓦拉牌”啤酒不仅让本地人趋之若鹜，而且还远销海外。就连意大利的名模，也热衷于佩戴切·格瓦拉的圆型无沿软帽。

　　像卢卡契这样用细密的哲学话语来反思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学者注定只能是小众中的小众，对格瓦拉的情感中充斥一种宗教式的个人崇拜。张广天的一出《切·格瓦拉》就煽动了多少青年“继续革命”的热情！这部小剧场话剧在北京上演后久演不衰，上座率经常达到120%，有一位大学青年教师竟然说他连续看了十二遍，该剧编剧黄纪苏这样解释他们写作这样一部戏剧的初衷：“我们在舞台上表现的，是我们理解的格瓦拉，一个符号。他是苦难世界的永恒福音、理想世界的不朽预言。这位格瓦拉像是一条船，装载着我们对人类命运、正义的 事业、对社会主义得失成败的感想或思考。”

　　格瓦拉无疑是酷派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别人和自己都非常严格，有一种布兰察德所说的“受虐”的倾向，当革命胜利后，同志们都搬到哈瓦那的希尔顿宾馆里，只有格瓦拉还坚持住在卡瓦尼亚堡阴冷潮湿的房间里，导致他的哮喘病久治不愈。

　　格瓦拉是一个酷派领袖，他既严肃认真，又风流倜傥，作为反抗父母一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文化标记，格瓦拉被青年人视作反叛的武器而招摇过市，因为他们认为这很酷，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富有刺激的生活方式。他还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广泛好评。1960年，萨特访问古巴，和格瓦拉在半夜里聊了三个小时，事后，他这样评价当时的古巴国家银行总裁：“格瓦拉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

　　格瓦拉的出现为他们指明了方向。“做像切那样的人！”在1967年10月18日哈瓦那格瓦拉的追悼大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了长篇悼词，他说，“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典范的人，一个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的人，一个属于将来的典范的人，我衷心地说，这样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如果我们想表达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作为热情的革命者，我们一定会从心底里说：‘我们要他们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