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日本史料看中国抗战

在《拉贝日记》中，这位德国商人谈到自己1937年在南京的生活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和尘暴那样。”或许，拉贝日记的背后透露着他在当时处境下对于自己身份的无奈。但对中国人而言，我们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无疑有着更深层的无奈与尴尬——这位德国人因“不得已”而记录下的字句竟然是我们有关南京大屠杀最详细的史料。
事实上，在阅读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的时候，我也无法不怀着这种尴尬的心情：一场本来发生在中国的战事，反倒是侵略者对它的记录更为详尽准确，这不得不说是我们今天面对抗战历史时的悲哀。因此，作者在本书中试图对国人之于历史的“遗失”做出某些补救。于是，我们得以读到诸如国民党军独九旅血战潮州、“天皇号”飞机被击落始末、东北装甲列车部队阻击日军等等在国内抗战史料中鲜能一见的记录。
诚如本书的副标——从日本史料揭密中国抗战——所示，书中所使用的材料多出自日本“四大”新闻社当年的报道和战地特写，或者日本历史学者的著述和个人回忆。这一点，可以说是承接了作者在2007年出版的本书姊妹篇《国破山河在》的写作手法。不过，如果说上一本书主要是为了发掘我们历史视域的某些“死角”而著，那么作者在本书中更为强调的则是一种“反思精神”：不仅是日本，我们自身也需要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做出某种反思。
由于书中资料多出自日本，我们自然得以借此进一步了解日本国内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不难看出，日方多年以来几乎口径一致地在说：“战争确实发生了，但不是我们的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解读。NHK编辑的《历史的交待》第21辑中对“七七事变”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泥淖”，却绝口不提“枪响”背后的原因。
不过，日本隐瞒事实真相的努力却往往经不起他们自己史料的“揭短”。当时的日本同盟社通讯记者松本重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卢沟桥谜一样的枪声》一文中，明确提到当时日本的国策是以卢沟桥事变作为挑起对华军事事端的一个由头，因此“日本方面发动长城之战、热河之战，此后关东军做出了无论如何都要取得华北一带，作为满洲的缓冲地带这一决定”。
至于那个挑起事端的日军“走失士兵”志村菊次郎，实则在事变以前早已返回营地，时任日军前线指挥官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在《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采访中所说的已经证实了这一切。但是，一木清直却又在文章中颇为蹊跷地提到，虽然士兵志存已安然返回，“没有异状”，但“我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日方主动扩大事端的野心昭然若揭。
但在对“七七事变”的研究长期不衰的日本，人们却往往对于有助于揭示历史全貌的资料视而不见，反而是东挪西借，用拼凑而成的材料炮制出各种“阴谋论”，其中最为可笑的，要数“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的无稽之谈。可偏偏他们对于此等论调又拿得出一些“证据”，例如称驻守的二十九军将领张克侠、何基沣是共产党，而张自忠又与宗哲元有矛盾，于是从中煽风点火造成中日战事以从中渔利云云。总之，日本始终可从过去的报纸书刊寻章摘句为自己辩护，并堂而皇之地拒不承认事端咸出于己。
而关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国内其实也多有记述。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就曾详细地描述了大屠杀的可怕场面，“整个过程如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都没有”，足见军方蓄谋已久。但日本即使是事实摆在面前的情况下，却也视若无睹，反而竭力鼓吹南京屠城乃下级军官擅自做主所致，是所谓“下克上”的结果。更有右翼学者对此彻底否认，并将冀东政府的日伪军将领投诚起义，冠以“通州大屠杀”之名，大肆渲染，甚至狂妄地宣称，“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列入中国教科书”，以之作为对中方呼吁披露真相的反击……可惜，日本哪怕将用来“造假”精力的十分之一用在对事实真相的发掘上，如今的中日战争史必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事情的可悲正在此处。作为日军侵华受害者的中国，居然有数量庞大的“独家”资料被施害者攥在手里，而在对历史问题的争辩时，我们却常常拿不出具有与之相同“级别”的材料来和对手进行交涉。日本右翼人士顽固的历史观，固然可恶，然而，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为何会如此疏漏？骆春霆、华振中、冯运修、刘国霖等大大小小的抗日英雄人物，若不是凭借日方的资料，能否全面地被我们所了解？
在我看来，全书给人感触最深的恐怕并不是对抗战的各种“揭秘”，而是《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在1942年5月拍摄于河北衡水的两张照片。二者都是关于日军感动于一队力战而死的中国官兵的勇气而为其所立的“中国无名战士之墓”。第一张照片上，日军将新树立的墓碑周围清理得非常干净、肃穆；而在第二张照片中，却有不少中国老百姓麻木地坐在中国军队战死的官兵墓标下歇脚。作者在这里几乎有些愤慨地写道：“将士们可以打得让敌人敬佩，但也要面对若干民众的冷漠，而他们的牺牲正是为了这样的人民。”
可以饶恕，但不能遗忘。曼德拉曾将此话赠予南非昔日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们。如果说饶恕是对残酷世界的消极抵抗，那么遗忘则意味着妥协。当面对70年前那场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我们却不得不十分尴尬地通过侵略者的撰述，反思自己曾经饶恕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