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史树青 - 媒体报道 - 文物大家史树青

    北京魏公村韦伯豪家园一套宽敞明亮的寓所里，体胖如佛的八旬翁史树青侃侃而谈，舌璨莲花。他谈得最多的就是他所收藏的那些宝贝。
　　
　　得意之外
　　
　　窗台一角立着一个青花瓷瓶，古朴的灯台和外行人不能准确叫上名来的石雕工艺品，一并置于零乱的桌上。史树青坐在宽大的布沙发上，讲述自己得意藏品的来历。得意之余也有郁闷，一把从地摊上淘来的古剑令其五味杂陈。
　　去年4月初，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的地摊上，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眼熟”，剑身菱形暗纹，并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上有两行错金的鸟篆体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有价值！”史树青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回来。
　　回到家中，史树青对这把剑进行了研究，发现剑的底部一面镶有青金石，另一面镶着绿松石，剑柄上还有 12个同心圆，这种装饰在先秦古剑中常见。史树青让家人拿出几张报纸，手握寒光闪闪的宝剑，轻轻一划，叠加在一起的数层报纸瞬间被切开，露出整齐的切口。
　　史树青眼熟的这把古剑，其实与他缘份颇深。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该剑出土时寒光闪烁，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无锈迹，震惊考古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破解古剑密码，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并且被专家公认为“天下第一剑”。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古剑》，记录了史树青鉴定古剑的场景。
　　1973年，史树青操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化展”赴日本及欧洲展览，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由他亲手带到日本东京展出。后来为保护原剑，曾复制了两把越王勾践剑，复制品都没有错金（错金就是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用黄金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
　　“而这次我买的这把剑在文字上更好，使用了错金工艺，所以价值当在那把剑之上，应该为一级文物”。史树青介绍。
　　史树青收藏越王勾践剑一事一传出，立即在考古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文物界多数人认为无论从剑的形质、表面处理和它的文字结构都不像是真的，史树青的判断有误。因为有争议，史树青原本想把剑捐给国家博物的心愿未能实现。
　　“年纪大了，反而像个小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史树青的夫人夏玫云说。“他对越王勾践剑的事老是不大开心。”为此，史树青赋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他叹了一口气说：“学术上的事有时是没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
　　
　　捡漏儿大便宜
　　
　　与文物之缘始于乃父。1922年8月16日，史树青出生河北省乐亭县一殷实之家。在北京做买卖的父亲，对文物鉴赏有点基础，平日喜欢收集乡贤遗墨。幼时的史树青经常见到的场景便是有人把字画带到家里来，父亲看好就买下。这便是他最初所了解的收藏。
　　8岁，史树青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后来上了琉璃厂附近的北师大附中。那时，他放了学就到琉璃厂各铺子里逛，听老板们讲古玩的掌故和规矩。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每周开课，请当时的著名学者讲授经、史、子、集、书画艺术，史树青是当中最最年轻的学子。
　　国文老师张鸿来先生也很喜爱古字画，史树青买了东西常跟他交流。一次，有人托张先生鉴定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几位老师在一起品评，都说是赝品，张先生说：“还是让我的学生看看吧。”于是史树青被找来，他看过画，说：“是真的。”后来，经琉璃厂的专家鉴定，果然是真迹。从此，老师们若有朋友来鉴定或购买书画，就常请史树青协助。史树青高中毕业时，张鸿来先生给他题诗字一幅，诗中有“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少年独名家”之句。
　　从少年时代学收藏之道，史树青始终对“捡漏儿”（古玩行里把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值大价钱的真货叫“捡漏儿”）乐此不疲。他捡的第一个漏儿就是15岁那年以两毛钱买到清末台湾著名爱国将领邱逢甲的字画，史树青津津乐道：“《邱逢甲七绝诗》轴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1953年这幅字画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51年，史树青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当时，西外大街好多卖早点的饮食摊，一个卖凉粉的老太太拿一个青花大盘子盛凉粉，史树青一看那盘子，是明朝初年官窑的瓷器。他叫住同乡兼同学的王世襄（而今也是文物鉴赏家，有“古玩大家”之称），指指老太太手上直径约40厘米的盘子，说“这不跟你们家的那个一样吗？”
　　王世襄出身河北乐亭的大户人家，家藏无数。他也认出来了：“是啊，这是宣德的盘子。”两人一心想把这个大盘子捐给国家，就在那跟老太太磨了好一会儿嘴皮子。最后，老太太5块钱出手。可他们俩都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一人凑了两块五。史树青和王世襄两人就轮流抱着大盘子站队、游行走到西直门内的科学院宿舍，正好看见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站在门前看游行盛况，就把盘子暂放在裴家，游行结束后径直捐献给了故宫。
　　1970年，史树青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每天筋骨劳累却仍不忘搞点“副业”。一次，他在向阳湖里插秧时，竟然摸到一把远古的石锛，这是一种石制的平头斧，已有三四千年历史。高度的职业敏感，让他感到“了不得”。那年代地上地下文物都归全民所有，个人不得收藏，他立即拣起洗净保存起来，等到春节放假时，亲自找到湖北省博物馆无偿捐给了国家。
　　
　　淘宝，淘国宝
　　
　　1947年，史树青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经业师余嘉锡先生推荐到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工作，从此正式开始他的鉴定人生。一直以来，史树青有一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有机会，见到好的文物，他就想方设法、不惜耗时费舌征集。数十年来，他给历史博物馆征集了数以百计的珍贵文物。
　　在史树青为历史博物馆“淘”来的诸多镇馆之宝中，有关成吉思汗的两件文物便是他最得意的“淘”来之品。
　　
　　1951年，史树青的同学崔月荣通过他出售一些书画。崔月荣的公爹做过民国的参谋次长，曾经视察过蒙古，当时蒙古的一个王爷赠送了一些宝物。在崔月荣拿出来的书画当中，史树青看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感觉“不得了，非同一般”。此前他仅见过一幅明人仿制的成吉思汗画像，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当时馆里也没太在意，不记得给了人家3块钱，还是5块钱”。
　　这个事情过后一直到1962年初，馆里请了3位大专家张珩、谢稚柳、韩慎先对馆藏的全部书画进行鉴定，年轻的史树青在旁边跟着听。鉴定这幅成吉思汗画时，专家们从画像的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签文字和用笔等方面断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历史博物馆另有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也是史树青凭过人眼力才收到历史博物馆的。1978年，一名河北人拿着一块腰牌到历史博物馆，想鉴定后卖掉。可是征集处的人认为腰牌是假的，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人拎着个包就要走，正好史树青进来，他仔细打量这块腰牌，银质鎏金，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而且还是成吉思时代的圣旨金牌，那时成吉思汗还没称汗，“成吉思或成吉思汗的文物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枚圣旨金牌是国内仅存的成吉思文物。”这是至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那时，负责文物征集鉴定的史树青没有文物购买权。已到中午了，史树青请这个人吃饭，得知这个人花 8000元买的腰牌，给9000就卖。下午上班后，史树青去找馆长，但是馆长认为是假的。无奈，史树青只好眼看着宝物流走。过了半年，史树青还惦记着这块金牌，他还为此去找过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一直到老馆长卸任，换了一个年轻的馆长，新馆长经不住史树青的“撺掇”同意买这块金牌。经过这么一折腾，人家要价2.5万元，几经周折宝贝总算是到历博手中了。

　　末代皇帝溥仪曾把家藏的醇亲王画像捐给历史博物馆，而促成这件事的就是史树青。当时，溥仪因为要写自己的前半生，需要从历史博物馆所藏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绪的日记里查找一些资料。得到史树青先生热情接待”。溥仪非常感谢史树青，回去后便与弟弟溥杰商议，将家传的醇亲王画像无偿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
　　史树青访古鉴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文物不计其数，人们对他的鉴定准确率之高非常好奇。对此，史树青坦言，智者千虑亦有一失。鉴定文物还是以眼学为主，凭经验、做比较，难免会有走眼的时候。一次在山东淄博，当地的一位女同志请史树青掌眼给她买一件铜镜。在淄博文物市场，史树青看到一件铜镜很光亮，花纹也好，就让她用 200元买了。结果第二天商店里又出现了一件同样的铜镜。经过仔细鉴定，证明它们都是新做的翻版制品。此番老马失蹄，让史树青很尴尬。
　　
　　以读书为养生良方
　　
　　国家有规定，从事文物工作的人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自己私买收藏。史树青自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后，长达半个世纪不再从事个人收藏。即使后来自己能收藏文物时，他都是去潘家园、报国寺踅摸。有时到外地古玩市场看看，也能挖来不少好东西。
　　一次，史树青路过廊坊，在旧货市场见到一个长着翅膀的石雕小人，花200元买了下来。他说，“这是汉代石雕羽人像”，翻开一本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他指着里面的一些图像说：“这些都是平面画，石雕的很难得。”史树青拿过放在桌上的一个瓷瓶，介绍说：“这个是宋朝哥窑弦纹直颈瓶，乾隆年间刻的字，曾是故宫养心殿东暖阁的用品，流落到民间。”前些年，史树青偶然在深圳罗湖市场觅到这个宝贝，当即以4000元钱买下。回到北京后，他希望将瓷瓶重新送归故宫，但故宫专家鉴定后，认为不是宋朝的东西，也不是故宫流落出来的。
　　几次捐宝被拒后，史树青表示自己对现在文物鉴定界的人才培养有些看法，文物鉴定要掌握3个要素：一是文物必须同文献相结合，二是传世品与考古发掘品相结合，三是眼力和科学相结合。但渊博丰富的知识、敏锐的眼力非那些冷冰冰的仪器能替代。“比如，用清代遗存下来的纸张，‘高仿’出一副古画。你用仪器测定，那纸的年代，假不了，可画在纸上的水彩笔墨是现代人画的，欺骗了你。”
　　他认为，有学问的人分学者和专家两种，学者是郭沫若、启功、沈从文先生那种，博古通今、触类旁通，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史树青在历史、考古、石刻、碑帖、青铜器、玉器、陶瓷、版本、杂件、民族文物、宗教文物等方面，都有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见识超凡。“历史上书画大家和收藏家的名字记得不多，天津一个鉴定家能记1万多人名，我能记5000人吧。”
　　一直到耄耋之年，史树青以读书为养生良方。他曾赋《书缘十咏》10首，“十缘”是：买书、收书、点书、抄书、选书、校书、藏书、品书等。北京东堂子胡同里的一间旧四合院是史树青原来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住了40多年，这里还藏着他多年积累下来的3万多本书，这些书是他一生最大的财富。子女们都不要这些“破烂”，而老伴好整洁，也不愿意把这些旧书都搁到新家里。为了这个问题，老夫妻俩争吵了很多次，最后史树青妥协了，把旧书装箱搁在旧宅。每次重新回到四合院的老宅子，老人都要吵着把一些已经装箱的书拿出来再看一眼。最近，史树青以前住的四合院就要拆迁，他最担心的是他那3万多本书该如何处置。两个孩子也都没有继承他的事业。儿子平时倒也喜欢收藏，到潘家园到那儿买东西，史树青一看就知道大多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