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

　　本报记者 刘建锋 2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成都赶到绵竹市人民医院——这仅仅是一家县级医院，目前却成了四川省内唯一一家仍然接收地震伤员并完全提供免费救治服务的康复中心医院。

　　在这所板房医院里，住着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的重症地震伤员王海清。此前，由于在理县没有得到持续的康复治疗并被妻子遗弃，他一度濒临绝境。

　　与王海清类似的、未能得到有效的后续康复治疗的地震重伤员，据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教授所率康复医疗团队的调查及评估，后期需要康复医疗的人数多达7000人左右。四川省卫生厅的官员在2月11日也对专家承认了这一数字。

　　志愿者发现王海清

　　地震重伤员王海清是被民间志愿者发现后，才获得有保障的康复医疗救助的。

　　2008年12月底，家住成都的志愿者——老中医聂晓萍带领来自上海、西安等地的几位志愿者，翻山越岭来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杂谷脑镇打色尔村科多寨，赫然发现：在这海拔3000米的高山上，竟然还躺着未得到持续有效治疗的两位病患——76岁的陈光彩和31岁的王海清。

　　2月12日下午，在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这一经历时，55岁的聂晓萍眼眶不由得红起来：“我不敢相信啊，陈光彩，那个老头，76岁了，震前就有病，说是地震吓瘫了，没钱治，就没认真治过，躺在床上7个多月了。那个王海清，身下都是褥疮，我帮他翻过身来看，跟我一起去的年轻人，都不敢进他的窝棚，腐烂的臭味，那伤口……”

　　“王海清在地震时被房子压倒，脊椎受到重创，下身瘫痪，丧失行动能力，医疗康复还没有见效就被送回家，可他的家就是一个窝棚。妻子见他瘫痪了，就带着孩子跑了。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臀部和腿部多处腐烂，要是还不能得到康复治疗，肯定就会死的。”

　　“我去之前几个月，王海清还曾经再度被送往州医院进行救治，治了40多天，由于无法承担几千元的医疗费，不得不离开医院。后来，王海清60多岁的父母得到湖南对口支援单位救助款2000元后，又将他送到了理县医院。对于两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仅仅是把王海清从山上送到10多公里外的县医院已经很不容易了。可王海清只在理县医院治疗了三天！三天后却只能再次送回山上。老实、淳朴、胆怯的老人逻辑非常简单：看病花钱天经地义，没钱看病听天由命。至于国家对灾民提供的医疗政策，他们全然不知，即便知道也未必敢和院方理论。”

　　“他(王海清)当时对我说，我才31岁，要救救我啊……回成都了，我脑子里天天都想着这句话。”

　　回到成都后，聂晓萍在博客里写下“救救生不如死的四川理县羌藏重症灾民王海清”，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写了一封信寄给理县的主要政府官员。为了跟踪王海清是否得到了政府的救治，她还买了手机寄给王海清以便联系。

　　老中医聂晓萍在网上公开发表的呼吁，引起了更多志愿者的关注，文章被四处转载，有好心人还专门为陈光彩老人捐款。可惜的是，捐款到时，陈光彩已经死去。

　　一位网名为高山流水的安徽网友看到聂晓萍的博客后，便开始通过电话与阿坝州和理县有关部门交涉，交涉的结果是：王海清终于在1月23日再次被送到阿坝州医院，但费用仍然是自理。这次，志愿者为他捐了4000元的住院费。

　　2月初，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教授获悉此事。此前，为了尽最大的能力帮助那些仓促出院的地震伤员，他一直在灾区奔波。

　　2月12日，励建安对记者说：“我2月2日得到他的消息，我的学生张霞(在绵竹灾区做康复医疗志愿者)将他的情况转帖到了康复医学会论坛上，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上网看了，当时就留言：把他接过来。因为当时我有底气来做这件事：南京有一个很不错的企业，公司名叫焦点科技，元旦的时候与我谈定，拿出一百万元捐款来资助灾区的康复项目，钱直接打到绵竹市人民医院，一个月后，资金到账。这笔资金是我接过王海清的底气，为他康复所需的资金，从这个项目里出，对他的康复技术服务，由我的硕士来免费做。”

　　2月5日，王海清从阿坝州医院转入绵竹市人民医院的板房住院部康复科。接收王海清的医护人员为他的病情之严重感到震惊。励建安教授在他的材料里记录了他的硕士生张霞的叙述：

　　“王海清于2009年2月5日晚11点半到达绵竹市人民医院，吃完晚饭安排住院后，我们对他进行了仔细的查体，这才发现他的病情比我们预计的要严重、复杂得多。”

　　“当初从王海清入住的医院得知他的病情是脊髓损伤伴压疮，并没有发现他还有其他诊断，事实上：除了脊髓损伤伴截瘫、泌尿系感染、骶尾部及双坐骨结节处严重的压疮之外，他的双足在4个月前不慎烫伤，由于未经过有效处理而出现严重的感染坏死，另外他的头部在地震之前有一次可疑(没有任何病历资料，王海清本人也说不清楚病史)的脑出血史，造成目前右侧肢体偏瘫，肌力和感觉减退。”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还有人比他严重得多。”励建安教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由于康复治疗不及时，我很无奈地发现，有的伤员已经死掉了。或者由于缺乏资金，或者缺乏正确的康复理念，现实情况非常艰难。如果还不及时给予伤员科学的康复治疗，还会有大批的地震伤员将失去恢复健康的机会，沦为终身残疾。”

　　在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论坛上，他忧心忡忡地发表看法：“当地民众和一些官员的康复意识就是‘休息＝康复’。令人极度担忧的是，超过1万名没有积极康复医疗的患者，在‘休息＝康复’的迷梦结束之后，将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残疾。如果我们可以积极地处理这些问题，就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伤员回归正常人群。而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就会让这些人永远地进入残疾人的行列。”

　　由于有幸被志愿者发现，不幸的王海清得以死里逃生，进入了民间捐助的康复项目，“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能做到：一、他能拄着拐杖走路；二、能轮椅独立，自己能上下轮椅，在轮椅所能达到的地方，能生活自理。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这个31岁的青年将能活到50岁以上。我们可能无法对所有伤员做到这点，但是我们既然主动将他接到手里，我们就要努力做到。”励建安说。

　　专家估计：因康复不力

　　陷入困境者还有约7000人

　　众多的其他伤员怎么办？

　　2月6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探访四川省人民医院地震伤员康复中心，这里还住着数十位地震重伤伤员。

　　35号病床的截瘫女伤员侯丽，42岁，她在10多年前离家出走，2005年开始在平武县南坝镇与残疾人彭国军组成事实家庭。地震中他们的商铺被毁，十余万元的货物损毁，彭国军的安身之处仅有一处租用的帐篷。大年初二，记者在南坝其帐篷发现：被褥在夜间都被寒露浸湿。

　　正是由于没有安身之处，侯丽呆在省医院不肯离开，“12月31日以后就说是自费，我没有钱，又没有地方去，只好赖在这里不走。”

　　“他们有钱、有家人的，就能付费得到好一点的治疗，我没钱。不过这家医院比较人道，还是保证了我最起码的药物治疗。”侯丽说。

　　“赖在医院”使侯丽暂时躲过了与王海清一样的遭遇。

　　像侯丽这样留在医院未离开的重症伤员，只是绝对少数。

　　励建安教授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地震伤员的康复有三个月的“黄金(212,-0.14,-0.07%)期”，如果那时能持续做好，就能少去很多麻烦，可惜都早早出院了。“黄金期”过后，未得到有效康复的伤员依然应该坚持救治，否则他们就将永远失去恢复健康的机会。

　　“地震的重伤患者有一万人左右，从6月(去年)开始发动了一万多名重症伤员回川。回来以后，这边只有900多张床位，所以注定了90%的伤员直接回家。许多从外地回来的伤员并没有达到卫生部的出院标准就一窝蜂地全部出院了。这是由于当时就已经知道国家给各地支付的治疗金额不足。直到现在，国家支付的资金还没到位，医院也都是几百万地贴钱做治疗。伤员回家以后，就如王海清这样，四川有些地方的山民，极端淳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什么要求。这些人听信了人们说的：回去过两个月就好了。”

　　2008年6月29日，四川省有关方面公布了《四川省地震伤员医疗康复网络建设方案》，称：“据初步统计，四川省医疗卫生系统内约有医院康复科和可提供康复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84个，床位6951张，从业医师2705名、护士1891名、康复技师703名……”

　　然而，地震伤员的康复医疗事实与可提供康复服务的数字相去甚远。2008年9月7日新华社的报道说，“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赵万华介绍，目前四川省已分别在省人民医院、省骨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设立100张床位的省级地震伤员医疗康复中心；在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雅安和阿坝的医疗机构中设立医疗康复分中心，分别设立100张床位；在6个重灾地区确定了44个县级医院为伤员医疗康复机构，共设立床位772张。据了解，医疗康复中心和分中心共收治1278名对医疗康复技术要求高的伤员；还有6146名分散于县乡社区或家庭进行医疗康复，医疗康复医护人员对每一位伤员建立医疗康复档案，制定医疗康复方案。”

　　对此，励建安评价说，“6000个康复床位，4800个康复专业技术人员……从理论上，中央一看，你不过就一万多地震重伤患者，有6000多张康复床位，好像也就差不多了。”

　　“现实却相差得十万八千里。”励建安教授根据对江油市的现场调查，做了一个预估：目前处于困境的重症伤员人数大约有7000人。

　　对这一数字，教授的解释是：“江油现场调查的结果实质性地表明，65%的患者需要积极的康复医疗。据此推算，四川需要康复医疗的患者至少在6000—7000人以上。而我们已经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足！”

　　2月11日，四川省卫生厅的官员告诉励教授，省厅的预计值也是7000人。

　　“我昨天问了卫生厅官员，厅里的数字7000人是不是根据我们在网上公布的预计来的，回答说不是，说是他们根据各地卫生局报告的统计结果。”励建安对本报记者说。

　　救治这些患者，

　　只需2100万元左右

　　2月11日下午，在绵竹市人民医院，王海清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地震受伤后，他在医院住了27天，然后出院回了家，在家里住了10多天之后，再次被送到阿坝州医院，在阿坝州医院住院40多天之后，又被送回家，在家里睡了一个多月，又在理县医院住了三天，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卧着。为什么老是来回这么折腾？没钱。

　　在资金短缺的问题面前，康复医疗救治不能到位——这是地震伤员一步步陷入困境的最主要因素。

　　一直在灾区为伤员的后续康复治疗奔走的励建安教授以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康复医学会提出组织国家康复医疗队来支援，终于得到卫生部的认可，组织了国家康复医疗队。列了180—190人的医疗专家名单，最终落实能来的有100人左右，当地不要。开始，第一批的是要的，但后来就不要了。因为连当地一些康复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付不起，国家的钱又没有到位，急救的钱都没有到，就更别说康复的钱了。国家的钱就始终进不到医院，专家来了，看病服务都不要钱，但是吃饭和住宿当地要安排，就连这一点地方都有困难，以后的批次便干脆不要了。”

　　“去年11月中旬，通知说全部撤退，12月31日，所有的医疗费用停止，伤员动员回家。许多医院的伤员出院，华西医院，此后就一个也没有了，骨科医院一个没有，省人民医院有几十个，成都第二人民医院有一些，现在最大的康复中心是绵竹市人民医院，一个县级医院，是因为有我们项目的支持，有香港福幼基金会的支持。”

　　没有钱，是医院动员伤员回家的重要因素。2月6日下午，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目前，国家和省里还没有相关政策下来，医院完全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没有将付不起钱的患者赶走，但是医院已经不得不考虑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

　　目前，客观地处于灾区最大的地震康复医疗中心地位的绵竹市人民医院——由于自身仅为一个县级医院，处境比省人民医院更尴尬、艰难得多。

　　该医院的金鸿院长在板房区的水泥路上，边走便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不要说12月31日以后了，就是之前的应急时期的医疗救治，钱也始终到不了医院，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之所以能坚持拿出一个康复科来做这件事，除了我们自身是极重灾区，有太多的兄弟姐妹在困境中需要我们的帮助，还有很大程度上是项目得到了好心人的支持，五月份之后来到我们医院的志愿者与香港福幼基金会合作，为地震伤员提供免费的康复医疗服务，他们也提出要求——医院不能收费，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哪怕医院的经济负担非常重。”

　　“从2008年5月到现在，医院已经负上了沉重的债务。”

　　2月10日，四川省卫生厅新闻发言人江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地震发生之后到12月31日之前，国家定位为应急救助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灾区的地震伤员乃至普通病人，看病都是不花钱的。12月31日之后，国家没有出台政策，省卫生厅为此曾多次向上提交报告，希望能出台政策，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2月11日，另一位省卫生厅的官员对记者说，省厅厅长为此事几次亲自找省上协调，但是没有得到解决办法。

　　资金，究竟需要多少？励建安教授测算说，“如果比照在江油所做的，均摊下去，可以算为平均每人3000元，即使这7000名患者都是困难家庭，也只需要2100多万元便可以解决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何况我们还可以对患者家庭做评估，保证将资金用在最缺乏经济能力的患者身上。”

　　一位志愿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笔钱，如果依靠社会，将难免会遗漏未被发现的“王海清”，如果政府出资，并且发动各级医疗机构切实查找，就能基本为地震伤者尽到人道主义的义务。

　　一次难堪的采访——

　　该谁来管第N个“王海清”

　　2月10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四川省民政厅，出示记者证后仍被门卫挡住了。门卫在与厅办公室沟通后，给了记者一个电话，让找该厅办公室赵主任：“他是负责新闻宣传的。”

　　电话里，记者向赵主任咨询：“12月31日以后，家庭特别困难的地震伤员，需要后续医疗救助，这件事情是由民政哪一块分管？”

　　回答说：“我正在休假，你找卫生厅，这一块是卫生厅的事儿。”

　　记者来到四川省卫生厅，找到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发言人江涛主任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依照国家的规定，12月31日以后就不再是应急状态了，应该已转为常态了。在12月31日之前，确实是主要由卫生厅负责，但是12月31日之后的政策未出，卫生厅提交了相关的报告，也还未得到答复，因此无法独立出台什么措施，但是我们正与上级协调，资金问题还未能解决，家庭情况好的能够自费支付医疗费用，家庭经济差的，根据有关规定，常态下是可以在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资金的。”

　　于是，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再次拨通四川省民政厅赵主任的电话。电话里他说：“地震伤员后续医疗的事儿，跟你说了找卫生厅，这件事不归我们管。”

　　记者坚持：“但是卫生厅的官员告诉我，12月31日以后不再是应急状态，转入常态下的家庭困难患者应该可以申领民政的医疗救助金。”

　　赵主任语速急起来：“救助金一两千块钱一年，顶什么用？跟你说了，后续医疗的事你去找卫生厅。”

　　记者继续道：“那么请问民政是否即是民生？是否应该关注灾区困难家庭的状况？是否对于地震后陷入困境的地震伤员家庭有过了解？做过调研么？”

　　赵主任声音有些激动：“你不要预设什么结论！调查什么？这不关调查的事，国家、省民政部门一级一级下发了很多的文件。”

　　采访变成争吵，他挂断了电话。

　　但几分钟后，他打来电话，是简单的一句话解释：“我刚才问过了，12月31日以前是由卫生厅负责的，12月31日以后，国家还没有出政策。”

　　结束这次难堪的采访，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心中颇为茫然：不知道类似王海清、侯丽这样的地震伤员，到底该由谁来管？

　　志愿者：

　　去调研一下，就知道我们这样做的价值

　　2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王海清的病床前，发现专家带着医疗志愿者正在查看他的病情。

　　由此，记者方才认识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执委、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教授和他率领的康复医疗志愿者队伍。

　　当天，在现场的还有四川省卫生厅、省残联、德阳市卫生局、市残联的干部们。

　　在场的干部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省卫生厅和省残联都对此事相当重视，但是资金如何解决还未找到办法，目前唯有先与励教授率领的志愿者队伍合作，发动基层卫生人员，先在德阳全市花十天时间，把所有地震伤员的康复情况做初步调查、筛选，然后由励建安教授带领专家组的队伍逐一审评，分出缓急轻重来，为下一步的康复医疗做好基础准备工作。

　　2月11日下午，王海清俯卧着对关怀者说了很多句“谢谢”，他对记者提到聂晓萍时称呼她为“聂阿姨”，他一直在笑着，甚至提起抛弃他的妻子时，脸色也没有变：“地震27天，她就走了。”

　　到记者离开病房时，他仍在笑着。一种感恩的幸福，一种对励建安教授将给予他健康未来的希望，让简陋的病房，在他和母亲的微笑下显得和谐。

　　“官员迟早会醒悟到，志愿者所示范的、为和谐而付出的努力，是多么有价值。”2月9日晚上，成都的志愿者易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我们还想再努力，如果我们放弃的话，就意味着王海清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志愿者方式，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有政府行为，就没有志愿者，志愿者工作就是覆盖政府工作所没有覆盖的……在政府把握不清、犹豫不决的时候，志愿者就是一个示范，我们在绵竹做的工作，就是示范，到绵竹去调研一下，就知道我们这样做的价值。我们要让官员们认识到，由政府来做这些事，绝对是值得的、应该的。”励建安教授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