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江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5:59:57
“张江男”
这是一个周五的早晨，上海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电子屏幕上显示是8点15分。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为拥挤的早高峰时段，但列车呼啸而至后，未等移动脚步，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会把你“架”上车。淹没在一片戴着耳机面无表情睡眼惺忪的“白领”中间，你完全不必担心会因刹车或转弯而跌倒。此刻，车厢里那些贴满广告的拉手毫无价值，很可能你的双脚几经悬空。
我的目的地是2号线的终点——张江高科。最近，因为一纸有关居住证可以申请转户口的规定，张江高科的曝光率骤升。只不过，这次吸引目光的不是园区里的2000多家高科技企业，而是它背后那数万名没拿到上海户口的“张江男”和“张江女”。
在上海，“张江男”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宏给出的素描画像是：年龄在25～30岁，单身，至少本科学历，理工科出身，大多从事IT行业，月收入5000元以上。与电脑打交道的时间远超过与人交往，见到电脑就像见到亲人，见到女孩子就会脸红。某种程度上，他们仍过着校园式的生活，三五好友合租，宿舍与公司两点一线，周末的娱乐就是约同学打打游戏喝喝小酒。
在张江园区13万在岗员工中，80%大学毕业，80%在35岁以下，70%来自外地，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张江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一半以上的人没有上海户口，或者持有人才类居住证，或者干脆连居住证都没有。
鲁翔就是这样一个连居住证都没有的“张江男”。去年夏天从武汉的一所高校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张江的A公司上班，从事技术研发。他把房子租在了公司附近，上班乘公交车只需十几分钟，虽然不用担心每天在地铁里被挤成“肉饼”，却也带来了另外的烦恼。
由于这房子是当年的动迁房，又经过中介公司的几次倒手，所属关系扑朔迷离。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用三合板分割成6个房间。鲁翔所住的房间虽然只能容得下一张床，每月的租金却也有700元。“大半年了，跟其他房间的人都没说过几句话。”他告诉我。
由于无法出示固定居住场所证明，鲁翔的居住证一直没办下来。“一个人在上海举目无亲，找谁借房产证去？这种群租性的中介公司，更不可能给你出示合法租售证明了。”没有居住证，鲁翔就享受不到“四险一金”，只能由公司每月交200块的综合保险，“与农民工的待遇一样”。
不过，不管是居住证还是户口，鲁翔说自己并不是太在意，“现阶段，生存第一”。公司去年到武汉招人的时候，鲁翔心里就已经有底了，“在上海落户基本没戏”，只好把户口迁回了原籍重庆。
据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向我介绍，2002年左右开始实施非上海籍大学毕业生落户打分制度，“此前三四年，尤其是‘入世’前后，只要是本科毕业生找到稳定工作，落户上海基本不成问题，每年少说也有五六万”。到了2004年，政策进一步收紧，高校毕业生也纳入申领居住证范围，此后一年难过一年。
高校毕业生人数骤增成为直接原因。2001年上海高校毕业生4.8574万人，此后一路飙升，2002年为6.3478万人，2003年超过8万人，至2004年已接近10万人，年增长率在40%左右。与此相呼应的是始自1999年的全国高校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仅为108万人，仅仅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就翻了一番，达到220万人。
鲁翔毕业的2008年，全国共有559万人跟他一起走出校门。单单是在上海，就有超过5万非本地生源的毕业生与他一起竞争。面对每年只有不到2万人的指标，僧多粥少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堆在公安部门等待办理户口的材料迅速长高，但人们心里的期望值却被迫不断降低。上海有些招架不住了。
但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像鲁翔这样想得开。落户上海，仍是他们的心头大事。A公司的行政经理刘静感触明显：“前些年去外地招人的时候，很少有人问及户口，那时候上海的消费和房价还没有起来，员工们对户口也没那么在乎。但这两年，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人人都会问。越是落户难，大家可能越在意。”无奈，只好花大量时间向那些即将踏出校门的“80后”们耐心解释上海复杂的户籍制度。
这让主管人力资源的刘静苦恼倍增。一方面，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从最初的15个员工成长到现在的100多人，尤其2007年新一轮融资后，每年新增员工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去人才中心递交资料越来越困难，“基本上没人受理”，排队等候时间越来越长。至今，公司里还有2/3的员工尚未拿到户口，这其中近一半人连居住证也未办理。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的王大副教授注意到了一些打分制度的“空子”。每年上报紧缺类专业的时候，各部门都会争得不可开交，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往往有更大的发言权。仅以他任教的人口所为例，人口学被列为紧缺专业，人口地理学却榜上无名，1分之差就会挡住很多人。由于就职郊区可以获得比市区更高的分数，甚至有的人去郊区随便找一家单位签约，干两年就走人。
相比鲁翔，李锟要稍稍幸运一些。2002年从武汉毕业的他，在最初的两年里对户口“完全没有概念”。2004年进入A公司后，才意识到了要交社保这样的事儿。他向同事借来房产证，去办理了人才类居住证。
“刚开始天天装在钱包里，后来慢慢发现也没什么用，就扔到家里了。”李锟很坦率地说自己当初办证的目的，就是为了缴纳“四险一金”。
按照规定，持有居住证的人可以与户籍人员享受基本一致的市民待遇。上海是全国福利水平最好的城市之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中，由单位承担的比例分别为21%、12%、2%、0.5%和7%，加起来相当于工资的42.5%。这个比例在去年北京上调住房公积金之前，一直处于全国第一。
以月薪8000元计算，A公司每月要为李锟缴纳的费用超过3000元。在刘静经理的账本上，每年支出的200万元人工费用中，要有60多万元交给政府。
不过，李锟说自己还是会选择离开。去年10月，他用几年来的积蓄在武汉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年底与女友办了结婚证。“再干两三年，把房贷还完就走。”他说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对户口的奢望被飞涨的物价镇压了。但更重要的是，即便等几年自己拿到户口了，在武汉工作的妻子也无法随迁。
张江集团殷宏副总经理对我坦言，去年市里有关领导多次来张江调研，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户口。最近三四年来，园区每次开座谈会，更是逢会必谈，呼声渐高。“公司培养一个业务骨干得花三至五年，如果五六年之后还让他拿着居住证生活，缺少归属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刘静曾笑言“0/1代码的头脑比较简单”，他们大多不会因为上海的时尚文化而留下，更实际的是未来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生节点——结婚、生子、孩子上学甚至是高考。
按照规定，持居住证人员的子女可以在上海享受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但要命的是必须回原籍地参加高考。鉴于上海较低的高考分数线，这算得上致命一击。另外，他们不能凭居住证在上海办理出国签证手续，如果一个业务骨干经常出国，所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
“其实，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他们在乎的是，我在上海贡献了五六年，社保、纳税都比平均水平高，为什么还不能算上海人？”殷宏反问道。长三角地区周边城市迅速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即便是回原籍地创业，凭着一身技术与几年工作经验也不是问题，“如此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公司只好不断地花大力气培养新人”。
这是一个周五的早晨，上海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电子屏幕上显示是8点15分。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为拥挤的早高峰时段，但列车呼啸而至后，未等移动脚步，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会把你“架”上车。淹没在一片戴着耳机面无表情睡眼惺忪的“白领”中间，你完全不必担心会因刹车或转弯而跌倒。此刻，车厢里那些贴满广告的拉手毫无价值，很可能你的双脚几经悬空。
我的目的地是2号线的终点——张江高科。最近，因为一纸有关居住证可以申请转户口的规定，张江高科的曝光率骤升。只不过，这次吸引目光的不是园区里的2000多家高科技企业，而是它背后那数万名没拿到上海户口的“张江男”和“张江女”。
在上海，“张江男”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宏给出的素描画像是：年龄在25～30岁，单身，至少本科学历，理工科出身，大多从事IT行业，月收入5000元以上。与电脑打交道的时间远超过与人交往，见到电脑就像见到亲人，见到女孩子就会脸红。某种程度上，他们仍过着校园式的生活，三五好友合租，宿舍与公司两点一线，周末的娱乐就是约同学打打游戏喝喝小酒。
在张江园区13万在岗员工中，80%大学毕业，80%在35岁以下，70%来自外地，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张江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一半以上的人没有上海户口，或者持有人才类居住证，或者干脆连居住证都没有。
鲁翔就是这样一个连居住证都没有的“张江男”。去年夏天从武汉的一所高校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张江的A公司上班，从事技术研发。他把房子租在了公司附近，上班乘公交车只需十几分钟，虽然不用担心每天在地铁里被挤成“肉饼”，却也带来了另外的烦恼。
由于这房子是当年的动迁房，又经过中介公司的几次倒手，所属关系扑朔迷离。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用三合板分割成6个房间。鲁翔所住的房间虽然只能容得下一张床，每月的租金却也有700元。“大半年了，跟其他房间的人都没说过几句话。”他告诉我。
由于无法出示固定居住场所证明，鲁翔的居住证一直没办下来。“一个人在上海举目无亲，找谁借房产证去？这种群租性的中介公司，更不可能给你出示合法租售证明了。”没有居住证，鲁翔就享受不到“四险一金”，只能由公司每月交200块的综合保险，“与农民工的待遇一样”。
不过，不管是居住证还是户口，鲁翔说自己并不是太在意，“现阶段，生存第一”。公司去年到武汉招人的时候，鲁翔心里就已经有底了，“在上海落户基本没戏”，只好把户口迁回了原籍重庆。
据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向我介绍，2002年左右开始实施非上海籍大学毕业生落户打分制度，“此前三四年，尤其是‘入世’前后，只要是本科毕业生找到稳定工作，落户上海基本不成问题，每年少说也有五六万”。到了2004年，政策进一步收紧，高校毕业生也纳入申领居住证范围，此后一年难过一年。
高校毕业生人数骤增成为直接原因。2001年上海高校毕业生4.8574万人，此后一路飙升，2002年为6.3478万人，2003年超过8万人，至2004年已接近10万人，年增长率在40%左右。与此相呼应的是始自1999年的全国高校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仅为108万人，仅仅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就翻了一番，达到220万人。
鲁翔毕业的2008年，全国共有559万人跟他一起走出校门。单单是在上海，就有超过5万非本地生源的毕业生与他一起竞争。面对每年只有不到2万人的指标，僧多粥少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堆在公安部门等待办理户口的材料迅速长高，但人们心里的期望值却被迫不断降低。上海有些招架不住了。
但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像鲁翔这样想得开。落户上海，仍是他们的心头大事。A公司的行政经理刘静感触明显：“前些年去外地招人的时候，很少有人问及户口，那时候上海的消费和房价还没有起来，员工们对户口也没那么在乎。但这两年，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人人都会问。越是落户难，大家可能越在意。”无奈，只好花大量时间向那些即将踏出校门的“80后”们耐心解释上海复杂的户籍制度。
这让主管人力资源的刘静苦恼倍增。一方面，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从最初的15个员工成长到现在的100多人，尤其2007年新一轮融资后，每年新增员工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去人才中心递交资料越来越困难，“基本上没人受理”，排队等候时间越来越长。至今，公司里还有2/3的员工尚未拿到户口，这其中近一半人连居住证也未办理。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的王大副教授注意到了一些打分制度的“空子”。每年上报紧缺类专业的时候，各部门都会争得不可开交，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往往有更大的发言权。仅以他任教的人口所为例，人口学被列为紧缺专业，人口地理学却榜上无名，1分之差就会挡住很多人。由于就职郊区可以获得比市区更高的分数，甚至有的人去郊区随便找一家单位签约，干两年就走人。
相比鲁翔，李锟要稍稍幸运一些。2002年从武汉毕业的他，在最初的两年里对户口“完全没有概念”。2004年进入A公司后，才意识到了要交社保这样的事儿。他向同事借来房产证，去办理了人才类居住证。
“刚开始天天装在钱包里，后来慢慢发现也没什么用，就扔到家里了。”李锟很坦率地说自己当初办证的目的，就是为了缴纳“四险一金”。
按照规定，持有居住证的人可以与户籍人员享受基本一致的市民待遇。上海是全国福利水平最好的城市之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中，由单位承担的比例分别为21%、12%、2%、0.5%和7%，加起来相当于工资的42.5%。这个比例在去年北京上调住房公积金之前，一直处于全国第一。
以月薪8000元计算，A公司每月要为李锟缴纳的费用超过3000元。在刘静经理的账本上，每年支出的200万元人工费用中，要有60多万元交给政府。
不过，李锟说自己还是会选择离开。去年10月，他用几年来的积蓄在武汉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年底与女友办了结婚证。“再干两三年，把房贷还完就走。”他说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对户口的奢望被飞涨的物价镇压了。但更重要的是，即便等几年自己拿到户口了，在武汉工作的妻子也无法随迁。
张江集团殷宏副总经理对我坦言，去年市里有关领导多次来张江调研，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户口。最近三四年来，园区每次开座谈会，更是逢会必谈，呼声渐高。“公司培养一个业务骨干得花三至五年，如果五六年之后还让他拿着居住证生活，缺少归属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刘静曾笑言“0/1代码的头脑比较简单”，他们大多不会因为上海的时尚文化而留下，更实际的是未来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生节点——结婚、生子、孩子上学甚至是高考。
按照规定，持居住证人员的子女可以在上海享受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但要命的是必须回原籍地参加高考。鉴于上海较低的高考分数线，这算得上致命一击。另外，他们不能凭居住证在上海办理出国签证手续，如果一个业务骨干经常出国，所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
“其实，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他们在乎的是，我在上海贡献了五六年，社保、纳税都比平均水平高，为什么还不能算上海人？”殷宏反问道。长三角地区周边城市迅速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即便是回原籍地创业，凭着一身技术与几年工作经验也不是问题，“如此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公司只好不断地花大力气培养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