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被延误得太久

　　经济观察报：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作为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你一定很关注。

　　杨东平：非常关注。目前教育上诸多问题都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密切关系。

　　我把1978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80年代初期，主要是恢复重建；第二阶段1985年到1989年，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第三阶段是90年代初到2002年左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时期；从2003年至今可以看作第四阶段，在新的发展观的背景下，开始重新调整教育路线。

　　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拨乱反正，在教育领域却是半途而废，或者说只完成了一半——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教育。但是，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澎湃的背景下，怎么来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产生新思维。在经济领域逐步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教育却不假思索地重新回到50年代的计划体制、苏联模式上去。今天教育领域的大多数问题在50年代已经存在了。

　　并不是说只要尊重教育、加大投入，就是好的教育。今天世界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与其说体现在教育投入上，不如说体现在教育改革上。

　　经济观察报：教育的竞争成为一场教育改革的竞争。

　　杨东平：美国历任总统无不重视教育改革，韩国大选打的都是教育牌，总统候选人提出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得太久了。教育、医疗、住房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医改、房改都早已开展了，但是教改直到最近才算提到议事日程。

　　到了重申校长负责制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杨东平：中国当代真正的教育改革从1985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教育现代化的纲领，只是缺少清晰的方案。80年代末，中央开始制订第二个教育改革方案。可惜因为形势巨变，第二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搁浅。

　　上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正确的：第一，确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第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由各个地方政府管理。简政放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层层下放，逐渐变成以乡镇为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第三，教育部的职能转换，将教育部改为具有更强综合统筹功能的 “国家教育委员会”。当时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情，需要包括人事部、劳动部、科技部等各个部门共同努力。

　　经济观察报：成了“大教育部”，而且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教委主任。

　　杨东平：但到1998年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教育部，这是一个倒退。今天这一轮教育改革，还应该搞“大教育部”。

　　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最最生动、最有声有色的，是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

　　当时还没提教育家办学，但校长负责制的理念已经有了，党政分开，校长对学校负责，聘请合适的人来当大学的校长，而不是“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当时有100多所学校成为试点，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华中理工学院的朱九思、深圳大学的罗征启等。

　　经济观察报：1998年制订的 《高等教育法》，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了。

　　杨东平：1998年《高等教育法》立法过程中，对此争议很大，三审才通过。不少人不同意改变校长负责制，因为它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制度。1956年5月高教部颁发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仍规定大学实行校、院长负责制，校、院长领导学校的全部工作，代表学校处理一切问题。1956年底，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一制度才发生变化。现在到了重申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80年代的教育改革似乎有意淡化学校的行政级别。

　　杨东平：当时所有高校都是局级，不管是清华、北大，还是地方的高校。淡化是为了取消。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官本位、行政化回潮，重新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现在竟然有39所所谓的“副部级大学”！所以在高校管理体系的维度上，现在比80年代大大后退了。

　　发展压倒了改革

　　经济观察报：有一次去采访刘道玉，他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教育只有发展，没有改革，发展压倒了改革。

　　杨东平： 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发展大于改革”，第二个特点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改革”。如果说90年代也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那主要是围绕着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让学校搞经营创收，或者说是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模式。

　　经济观察报：让学校去创收，就是政府推卸、放弃责任。

　　杨东平：90年代以来教育 “跨越式发展”，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招生数，2006年比1998年差不多增加了5倍左右，可是教育投入一直徘徊在2%-3%之间，直到现在也没有达到1993年提出的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很多外国人很惊奇，很羡慕，政府又不花钱，还能让教育大发展。其实这经验是没法学的，就是靠老百姓掏钱，靠银行贷款。虽然教育实现了规模上的大跃进，但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为代价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恢复。今天的学校，同时运行着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官场的、市场的和教育的。

　　政府行为本身一定要公正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把2003年以来称为教育的第四阶段？

　　杨东平：因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样新的概念，国家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很多人或许认为 “以人为本”仅仅是一个口号，教育界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深刻价值。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奉行的是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也就是说，国家目标至上，个人是不重要的，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因此个人的兴趣、动机、爱好等等都可以改变或牺牲。今天我们认识到，教育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方面，教育对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与每一个儿童、每一个家庭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事业。所以，我们既要举办能够兴国的教育，也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以人为本”在教育过程中，应当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不能只关注优秀生、尖子生。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每一个儿童都需要认真对待。因此，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要构建一种全新的学校教育。

　　经济观察报：这种教育理念需要制度来支撑。在现实的层面上，基础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如择校热、应试教育等，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杨东平：择校热、应试教育等问题，主要是等级化学校制度造成的后果。上世纪50年代中国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国家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基础教育的功能就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结果把小升初、初中升高中的考试都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国家举办教育面向每一个儿童，是强迫的、义务的，重点学校制度在理论上已经不具有合法性。但我们今天仍在变本加厉地维系这一制度，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叫示范学校、实验学校等等。正是这种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造成了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刚性结构和“倒逼机制”。

　　其实，实现义务教育的正常化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办法，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难。首先是学校硬件资源的均衡，第二步就是均衡教师的资源。通过教师流动制度，促进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这是日本、韩国的经验，我国沈阳等城市也有成功的实践。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这些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政府和权势阶层享受 “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许多权势部门通过与学校“共建”的方式维系这一特权，严重侵犯了教育的平等价值。如果要改的话，必须痛下决心，伤筋动骨。

　　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

　　经济观察报：我们认为，这一轮教育改革，首先要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现在是把学校作为政府的行政下属，形成的格局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

　　杨东平：这是典型的教育行政化现象。教育部必须转变职能，最核心就是下放教育权力，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部能够直接办七十几所大学！要教育家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

　　经济观察报：怎么进行制度变革？

　　杨东平：这种变革各国有很多先例，大学和政府之间构建法律框架下的委托管理关系，教育部通过制订标准、政策、拨款实现对大学的管理——第一，建立新型的大学拨款机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之类的中介组织对大学进行绩效评价、审核预算，通过下一个年度的拨款，而不是以行政化的方式，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给你拨付。第二是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大学校长不应该按党政干部管理模式由上级部门考察任命，应该由一个独立的遴选委员会面向社会进行遴选，报教育部批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高校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放权、大学自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所谓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基础教育的改革是提“民主化”或者“自由化”，核心内容也是扩大学校的自主权，鼓励教育家办学，提高学校的活力、质量、丰富性，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

　　教育改革确实很难，没有什么一抓就灵的妙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考虑将一部分公办高校转为股份制或其他形式，如果允许每个省拿一所高校进行试点，全国就有30个试点，待摸索出有效的经验后再进行总结、推广。

　　现在回头来看，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大多数目标和任务都是正确的，当年对教育的批评，今天仍然适用；当年提出的改革目标，许多仍然是今天需要解决和面对的。在这个历史关口，我们需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重温和继承80年代的改革精神，推进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做出超越前人的新贡献。

　　（摘自2009年3月9日《经济观察报》）

　　链接 杨东平，

　　姓名：杨东平，1949年9月出生于山东曲阜，1969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后赴黑龙江农村上山下乡。1972年-1975年在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后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系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曾任CCTV《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等，主编《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大学之道》、《中国教育蓝皮书（2003）》等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