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论证| 思考探讨与争鸣 - 飞扬军事 - powered by php...

1.毛主席在《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二）1966.10.24》的讲话：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主席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主席转向陶铸）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新四军皖南事变，彭的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是搞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犯错误路线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插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的人，我就是合稀泥。七大时陈其源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委员了，现在只走了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冬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的，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概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能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那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么？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着起来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那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话，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2.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至此，一线二线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