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探卢沟桥事变起因 究竟谁挑起中日战争？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中国守军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
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9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11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12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假如当年建桥和建城的先民忽然活过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7月7日上午，驻守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附近演习。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各距约1500米，成三角形。
此时，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已在头一天接到219团3营金振中营长关于日军有异常情况的报告后(此时团长吉星文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10日回到宛平)，已命令吉星文219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
何基沣对当天日军演习动向也感到异常，于是就电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并催促他马上返回北平。此时谁也不会想到5个小时以后，在宛平城下，中日两国两个民族的命运决战轰然爆发。
7月7日，暮色降临，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在天黑前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7时30分，清水节郎大尉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
22时40分，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共18响(据日方统计)。
从当时华北形势看，中日双方军队频繁演习，无论是空弹还是实弹，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这十几声枪响，却揭开了中日全面大战的序幕。
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演习，枪响也不算回事。但这回枪响，据日方称1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位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有一段记述：
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啰？”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对谁挑起战争有过涉及：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由上述两个证据，我们不难看出“第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军关于“士兵失踪”的谎言。
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端的借口除“非法射击”之外，还有所谓“士兵失踪”的事情。日方要求入进宛平城搜查的主要理由正是“士兵失踪”。实际上，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1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3种推测：
(一)可能是解手去了；
(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
(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可是日方一直含糊其词。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219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各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西城门也仅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3营营长金振中回忆：
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一章卢沟桥事件中记述：
1937年7月7日……我从长春亭提前回家，和来访的客人谈过话后，12点前便就寝了。刚入睡不久，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电话，武官室的值勤兵把我叫醒……。就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第一次报告。我大为震惊，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已是午夜1时左右。办公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干部军官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军装围在桌子的周围。这时从卢沟桥附近送来的情报接踵而至，大家听着，却沉思少言，室内鸦雀无声，每人脸上流露着极其严肃的表情。
日本投降以后，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秦市长回忆：“……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
谈判结果：先由中日两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
中方代表：王冷斋(督察专员，宛平县县长)、林耕宇(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周永业(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
日方代表：樱井(冀察政委会军事顾问)、寺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大尉)、斋藤(特务机关秘书官、大尉)。
共6人，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同时丰台日驻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500余人并炮6门，向卢沟桥出发。
调查团车辆开至宛平城东约0.5公里处，遇准备攻城日军，日军埋伏于铁路涵洞下，已经枪炮摆列，作好战斗准备。日军指挥官副森田胁迫中方代表观看日军战线，并以武力恫吓中方代表。
寺平在日军阵地，就拿出了地图，对王县长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在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县长冷冷地回答：“此来只负调查使命，你所提出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森田手指日军枪炮威胁说：“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10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开眼，你等同样危险。”
日方代表樱井又提出与寺平类似的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10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二)赔偿。(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1937年7月8日，凌晨4时23分，在这个时间，实际已经决定中日之间战与和的前途，已经脱开了战争的缰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