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傲慢与残酷的现实

近一段时间来，任志强成了媒体和网络聚焦的中心人物。这位中国地产界的大佬、华远集团的董事长以一系列“出格”言论——“要为温州炒房团发奖状”、“我只为富人盖房子”、“禁止炒房就是违宪”、“穷人富人分区论”等，一次次撩动了民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任志强，到底是那个说真话的“指出皇帝没穿新衣的小孩”，还是拥有话语霸权的傲慢的权势集团代言人？
从更宏阔的背景来看，“任志强事件”其实是当下汹涌起伏的中国社会思潮史的一朵浪花。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皇甫平的文章，主张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所谓“以改革总揽全局”，以经济体制改革进而触动行政体制改革。郎咸平教授则主张警惕经济放任自由主义，加强国家干预，有人概括为“新国家主义”。这两种观点都有相当的支持者。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在。
目前的房价是否合理？上海房地产有多少泡沫？政府该不该进行宏观调控，如何应对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因其复杂的专业性，委实难以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
任志强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无疑有其正确处。这一点，有学者和为数不少的网友的支持为证。从这个角度讲，围绕“任大炮”引发的口水战，多少有些误会的成分。
任代表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发言，从现代民主的视角来看，也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在一个由多元族群组成的民主社会里，不同的族群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立场。任先生为地产商人辩护，认为房价合理，批评政府管制楼市，也是天经地义。
矛盾和分歧正由此产生。
一、同样是任志强的观点，在经济学家内部也有着不同声音。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形成机制，在转型期的中国普遍存在寻租现象、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的情况下，尚是一个无法深究的话题。在“好的市场经济”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任志强用市场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自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二、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形成一个针对弱者的保护机制，以及各方利益群体协商共处的对话机制，“丛林法则” 盛行，强横者赢家通吃，弱者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德国思想家马尔库塞观察下的“单向度的人”。
任志强的攻击性和侵犯性，多少显示出一个强权者的轻慢，甚至是肆无忌惮。他的赤裸裸的发言，鲜活地勾勒出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真实一面。作为一个标本，任先生的“适时”出现，其实佐证了“新左派”知识分子们的担忧，在传统的政治威权之外，新的资本霸权正在涌现。
这，正是“任大炮”引发广泛争议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在本刊编辑部看来，任的“政治不正确”，和那句已成为“名言”的“谁叫你生在中国”一样，恰恰及时提出了一个疑问：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分化，各利益群体初步形成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共同体如何才能和谐共存，不发生对抗性断裂？
我们注意到，在传统的官员阶层之外，以任志强先生为代表的新富权力阶层正在崛起。官员以政治权力为竞价筹码，任志强们的武器则是财富。（如果像吴敬琏先生所担忧的那样，中国最后走上“坏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任先生们中间，会不会产生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个阶层的催生壮大，在中国当下很自然会引起民众的非议、质疑甚至是仇恨。在这一背景下，任志强还在声称“说真话”，可以说是“不智”。
一方面是新富阶层“有产者的轻慢”，一方面是民众日益滋生的“仇富心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观察是：权贵的寡头化和平民的民粹化。
不管如何评判，逐渐拉开的鸿沟，孕育着危险。
积压之下，必有反弹。去年底法国全国性骚乱事件发生的根由，正由于少数族裔的声音被长期漠视、法国主流社会不重视族群融合所致。因此，部分网民对任的愤激情绪，与其批评他们有“义和团情结”，还不如说是民意通过网络寻找到了公共表达空间。在过去的管制模式下，缺少民主对话通道的弱势群体的哀号，要么是秘密诉诸于“内参”，要么只能公开宣泄为“群体性事件”。
弥合社会断裂，本该是政府的责任：更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更为和谐的社会政策，协调矛盾，和缓社会对立。但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错位、缺位、越位并存，地价飙升的背后，何尝没有某些地方政府的默许、怂恿和支持！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寄望于政府，把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注入到执政实践中去。
胡适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1916年美国《遗产税法》的制定过程。该法令的核心，是旨在通过高额税收，来减少富翁后代的遗产继承额。让其审议通过的，是当时的美国国会议员们，而这些议员绝大部分都来自权势集团。换句话说，基于社会关怀的立场和理性的考虑，他们亲手断了自己孩子养尊处优的后路。
这个故事至少可以告诉中国的新富阶层，有外国前辈的先例，创造财富和人道情怀，其实可以并行不悖。
不过，轻慢而强硬的任先生，能听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