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木讷寡言与西方社会的“巧言令色”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那种以花捎的言语，华美的外表而赢得别人喜好的人，很少具有‘仁’的品德。”

［评论：中国人的木讷寡言以及民主社会中的“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这句春秋时代的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古文，而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可见它至今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至深。中国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和这句话相关的地方甚多。在海外观察，就更清楚些。

中国的文化中，对那些喜欢动嘴皮子的人很鄙视。我小时候就被父母说成是“胡狡蛮缠”、“吹牛不上税”、“光说不作”等等。如今在大学里当教授，谋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靠在课堂上或在纸上“吹牛”，命中注定一辈子要有言而无行了。所以看到《论语》里老说类似的话，心里总想着为自己辩护。读这些话的“评论”，当然就有了偏见，甚至可能有些离题。我这里讲的，大多是中国社会对孔子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本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谁也不清楚。这都怪《论语》记录得太简单破碎。不过，沉默寡言者在我们的社会常常颇受尊重，滔滔不绝者容易被人警惕。这里的“文化密码”，不能说和孔子全无关系。所以，我不妨扯远一些，以我个人的见闻，把我的偏见全“晒”出来，供大家来评论是非。

几年前，曾有位中国留学生到华尔街找工作。他回来对我说：“美国学生常常没有什么过人的技能，但就是能说，一点小事就能吹得天花乱坠，有时在明明不如你的时候也能抢了你的饭碗。”他还告诉我，尽管如此，他最后被六大银行录用，战绩赫赫。他面试时的一个制胜之道，是自己的“真功夫”。比如某银行的招聘者问他一个很“小儿科”的数学题，他不加思索就给出正确答案。对方颇为震惊，告诉他今年面试还没有见有人能算出来过。在这位留学生的眼里，大概那些算不出这么简单的数学题的美国学生都是些“巧言令色”之徒了。

其实，他的经验，有夸张之处。他作为外国人和美国人用人家的“母语”比谁能说，当然是比不过了。这并不证明中国人就不能说。另外，他中学就进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预备队，数学基础也不是一个商学院的美国学生可以比的，并不能说明整体上中国人就更有实际技能。不过，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常常是术业专精，但为人处世比较沉默，不喜欢争，也不喜欢炫耀。这一点，看看美国华人的职业就明白：越是不需要说话、技术性越高的职业，比如实验室里的工作，华人就越多。越是耍嘴皮子的工作，比如政治家，华人就越少。说我们的文化是相对沉默的文化，并不为过。

中国人不爱说话，大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文化预设上的：说的多作的少的人，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对他人的贡献夸张，进而得到些非分的报偿。当然还有一类，则是志大才疏，话说得很大，行为跟不上。无论属于那种，这样夸夸其谈的人都是不值得尊重的。相反，沉默寡言者，常常被视为忠厚老实，或者是行动能力，很令人敬重。

这些都是朴实的生活智慧，有跨文化的意义。比如，美国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之士，而更喜欢实干家。不过，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对言辞表达，特别是口头的表达，不很重视。这一点，和从小让孩子学演讲、学戏剧的美国文化明显不一样。

这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当然各有其理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一方面是描述实干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君子让而不争、不屑于计较、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去吵吵嚷嚷。换个说法，与其把精力放在和人家讨价还价地分饼，不如一声不吭地把饼作大。这样，分的时候哪怕没有花精力去争抢、得到的分额小一点，但因为整个饼已经被你作大了，最后得到的绝对数量可能还多一些。一个社会要是都这么作，大家都埋头作饼，分的时候互相礼让、不斤斤计较，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人们的精力就更多地用于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整个社会就更有效率。

中国人对这样的智慧，领会得非常精深。看看中国家庭在美国就知道了。比如就种族平权的问题而论，黑人和白人争得很厉害：考大学因为种族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黑人的分数线低很多。于是双方又打官司又进行政治动员，闹得不可开交。中国家长的态度则是：费那么大精力闹什么呢？还不如用那精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最后我的孩子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怎么歧视，我的孩子还是要笑到最后的。果然，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但在常青藤的学校的学生人口中一般都占20% 上下。亚裔不喜欢在政治上发言，代表性低，其子女为上同一个大学，要比黑人白人的分数都高才行，明显受了歧视。这样的竞争规则从小培养了亚裔的自我意识：我天生就应该比别人好才行。应该说，这样的压力，从总体而言还是刺激了他们的成功：横杆设得高，才跳得高。如今在美国社会亚裔的政治声音很小，但从教育程度到平均家庭收入，都比白人还高。厚道老实的人也许吃亏一时，最后还是会有最好的结果。有子前面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其实也可以向这方面引申：你一天到晚吵闹着去争自己的利益，能挣到什么呢？饼在那里，就那么大。即使多分一点有能怎么样？如果埋头作饼，那才是“务本”，最后饼大得多，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怕是无关紧要。

以此观察西方社会，许多中国人觉得不以为然：那里最优秀的人不去当搞创造发明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是去当律师。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用最好的大脑去琢磨怎么分饼而不是作饼。甚至学贯中西、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认为西方社会“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已经成为深重的文化问题，既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也在西方内部引起了反省。（见余英时，1995：4.）

可惜，这样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关照西方社会，因为忽视了自身文化的阙失，所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肤表。儒家的传统，确实不断产生木讷寡言的礼让君子。这样的君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常常会很成功、很受尊重。不过，这样的君子，能够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就是那个终日无语的颜回。颜回的人格，也许确实近乎完美。但是，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几乎全然无知。他对社会又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呢？

可以说，这种不说话的君子，其实多是些“搭便车”的君子。因为这些君子本身无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要等别人把这样的理想社会给创造好了，他们可以生活在其中如鱼得水。至于创造这种社会的成本应该由谁支付，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

我们不妨把有子的话再重复一遍：“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弟之士，在家谦恭驯顺，在外规规矩矩。以如此温和的性情，很难冒犯人，很难和人斤斤计较。他会沉默寡言，服从权威，敬守本职，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作饼上，把分饼的事情托付给别人。大家都是这样，交易成本就会非常低，社会就和谐而且有效率。但是，这样的君子之道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异想天开、甚至完全不可能的预设之上。这位孝弟之士不仅要有好父兄，其父兄尊奉的主人、乃至这位主人要尊奉的君主，都必须是近乎圣贤才行。否则，他私德再好，他所创造的财富也会被统治他的人用去害人。而他除了对此保持沉默外，也无能为力。还谈什么“本立而道生”呢？

西方社会那种“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其实也讲究“本立而道生”。不过，人家那里的“本”，是分饼而不是作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讲得很清楚：所谓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饼”的成绩，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因，是有一种制度框架，也就是“分饼”的规则。在这个框架中，人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接近于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也就是说，你作饼时的贡献，会按比例地给你带来个人回报。一旦有了这种机制，许多人都会拼命地去把饼作大。

关于“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近美国金融界一直在讨论华尔街是否还能维持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华尔街的金融运作，法律成本太大。许多公司因为支付不起律师费用，越来越倾向于到别的地方上市，使华尔街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有一派人立即指出：这种法律成本，其实就是制度成本。价格高低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这种繁复的法律，是否创造了一个更靠得住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成本到底值不值？任何一个希望多花点钱买辆好车的人，问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文化所培养的那种假设自己可以搭制度便车的君子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健讼之国，交易成本太高。美国人则看来，这种制度，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关键，不能靠假设，必须下大本钱保证其牢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建设，需要大家一同博弈来达到均衡。这个前提是大家有要去争、去表达自己的利益。

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鼓励每个人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希望一些人放弃这种追求，实际上就等于让另外一些人不公正地侵多了这些人的利益，最后造成的就是不公正。美国人并非不懂他们支付的法律成本非常高。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许多共和党人都声称自己致力于息讼，攻击一些律师为了自己挣钱而无事生非地制造官司。布什在竞选时就经常说，许多地区的医生因为对付不了无休止的官司而宁愿歇业。你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美国的医生，常常就是半个律师。他在给你治病的时候，也时刻意识到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因为病人把医生告上法庭的事情太常见了。华尔街何尝不是如此！咨询公司利润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新出道的普通咨询师年薪也常常在十几万美元。我有位从事会计业的朋友就百思不得其解：那些咨询人，常常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什么经验也没有，就会纸上谈兵。你作了几十年的生意，创下了很大的事业，怎么会花那么多钱请这些毛孩子教你怎么经营？后来另一位朋友看出了其中的“潜规则”：其实，企业斥巨资寻求咨询公司的服务，并不一定是真有什么求教之处，而是总裁怕日后打官司，要给自己留一条法律上的后路：一旦他所经办的事业失败，人家调查起来，他可以把咨询公司的意见拿出来，证明这是经过专家充分论证过的方案。这样就免于承担法律责任。钱就是这么打了水飘。

要算这样的浪费，我们可以把帐单无休止地列下去，钱的数目肯定会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仅看这一点，你不会相信和在这方面的花销微不足道的中国社会相比，美国社会还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可是，我们又怎么解释美国社会的秩序和效率呢？显然，我们的眼光不能停留在这种肤表的现象上。

质而言之，这种法律费用，是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的成本。一个社会决定在这一“游戏规则”上投多大资，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政治哲学中“游戏规则”的位置。比如在美国，“游戏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在这方面实在吝啬不得。因为有严格的法律，有繁复的诉讼制度，参与游戏的人就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犯规。许多本来会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最终没有发生。社会在这方面所节省的精力和费用是无形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同样的资金使用效率的水平上，你在“游戏规则”上投入越多，这个规则就越牢靠。美国人愿意花这笔钱，或者说美国的律师比科学家工程师收入高，还是在于他们觉得在“游戏规则” 的投入甚至比在科学技术上的投入回报要更好。

谈到这里，我不禁要讲一下律师。律师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无事生非的讼棍，在当代的美国也名声不好。我碰到的第一个美国律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教授。他1992年来北京讲学，正好是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前后。那时他告诉我们一个在美国流行的笑话：“你在电梯里碰到三个坏蛋：一个是希特勒，一个是萨达姆，一个是美国律师。但是你的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你应该怎么办？第一发子弹要打那个美国律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剩下那发呢？答案是：还要打那个律师。你要保证他确实死了！”美国律师的社会声誉，也可见一斑。

美国社会这种反律师的文化，特别是反出庭律师（就是出庭辩论的那种灵牙利齿的律师）的文化是如此之强，乃至常常被政治利用。2004年，民主党副总统爱德华滋就是出庭律师出身的政治家。共和党将此视为一个政治污点，竭力攻击，试图把他描述为靠挑拨离间而发了财的亿万富翁。但爱德华滋专门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出庭律师的经验对他人生哲学的影响，感人至深。那份报纸我至今还留着。文中讲：他三十一岁时，第一次经手一个大案。他代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工人。这位工人因为当地医院用药时剂量超过正常标准的三倍，导致全身瘫痪，说话能力都丧失了，只能靠打字和人沟通。当时医院的律师提出了赔偿七十五万美元。那位工人吃力地打出两个字来：“要了。” 爱德华滋说：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我爸爸就是个工人。他们劳苦一辈子，没有见过几个钱。我妻子现在手指头上还带着我给她的11 美元的结婚戒指。七十五万，对这个工人来说，是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数字。他怎么可能拒绝？但是，他已经是个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我希望把他的生活给要回来，希望他能有尊严地渡过他的余生。于是，我设法告诉他：他许多更多的钱。他又吃力地打出几个字：“我信任你！”这几个字对我的份量是什么？我告诉一个被毁了的人拒绝他一生所见过的最大的一笔钱！如果我赢不了，他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这是什么样的信托！为了这样的信托，我拼命地工作。最后陪审团宣布了裁决：三百七十万！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场官司的成功。“我相信你！”这句话将跟我一辈子，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我知道美国人民在走向投票箱时，心里说着同样的话。(John Edwards.)

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时热泪盈眶。爱德华滋这样的人，是不是“巧言令色”呢？他的政敌肯定会这样说。按孔子的标准，也许也差不多。请看：人家本来已经决定私了了，这也许算不上礼让的君子之行，但至少也符合“和为贵”的为人之道吧？爱德华滋却半路拦住，最后向医院要到了将近五倍的钱，自己当然也分到一大笔。爱德华滋是美国最成功的法庭律师之一。他出庭前，每每进行模拟法庭辩论，请普通老百姓来当假想的陪审员，让他们来判他能不能赢。一直等到他有十足的把握说服模拟陪审团时，他才出庭。他不是电影上鲨鱼般凶狠的律师，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诚恳温和的好人，说服陪审员把案子判给他。他相貌英俊，充满魅力。过去的陪审员回忆，有一次，陪审团的一位女性完全被他征服，什么都要按他说的判。这是他成功的基础：把握着打动人心语言，有着英俊诚恳的外表，出庭如同演电影，自己的角色就是“男一号”，而且他确实“彩排”。这还不够“巧言令色”吗？看看爱德华滋的生涯就明白为什么许多美国家长让孩子从小学演说、学戏剧。他们并不是指望孩子去好莱坞，而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经常会需要“演技”。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就是个“巧言令色”的社会。

象爱德华滋这样的出庭律师，其职业目标，就是提高社会的“交易成本”。怪不得共和党口口声声：这样的律师多了，医院也会破产，企业会破产。但是，美国的医院并没有破产，企业很有效率。事实上，有这样的律师在，你进医院就觉得心里踏实。在一个民主社会，越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利益分配的博弈，所产生的 “游戏规则”就越公正。象爱德华滋这样的人，就是靠让那些不象他那么灵牙利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成功。其实，这也是在代议制中所有政治家应当肩负的使命：代议就是要代人而议。

与此相反，孔子是希望能说话的人也少说一些。在他看来，太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太多的人来“争”，社会就会乱。一般的老百姓，应该把为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责任信托给君子，自己照着人家定好的规矩行事就可以了。我无意以一只言片语来评价孔子。但是，通读《论语》你大致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孔子希望君子少说话，“小人”（也就是老百姓）不说话。“小人”要安心在君子给他们安排好的秩序下生活。这种精英意识，多少有点象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我们不要忘记：孔子的时代，并不比当今的中国公平。我们现在信不过精英，二千多年前凭什么要信得过君子？

在私人的生活领域，我们大多爱和木讷厚道的人作朋友，不喜欢和斤斤计较的人打交道。但是，政治秩序的生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是谋利的动物。你不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些表达和争取利益的人就会按他们的利益设计一套“游戏规则”。而这些人有常常已经垄断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样只能制造一个更不公平的秩序。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曾引用一句诗说：“沉默是女人的荣耀。”这背后的理由是，女人要服从男人。(Aristotle: 1998-2000.)　这里的深意，我不妨在［研究］中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