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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草原
这是一个大草原、大空间的魅力诗篇；这是一片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的土地；这是一个凝结了厚重的文化和历史的绿色家园，为了共同的草原和共同的西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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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草原/郝冰
2006-12-16 19:28
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去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一路上，对草原由期盼变为焦灼，继而怅然若失。因此在路程以外，把手头上关于草原的书一一翻开，曾经草原而做如下笔记。
两千年，金戈铁马，风吹草低见牛羊
内蒙古大草原自古就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
秦汉时代匈奴以一个强劲的姿态登上内蒙古大草原，建立了政权，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在中国的北方几乎一直都有一个独立的游牧民族和同期的中原王朝互相征伐，轮流坐庄。汉武帝一生八次征战匈奴， “从之如搏影”。因为匈奴骑兵无论战时平时都驰骋草原，无需动员，因此汉武帝出征匈奴，几次都是在春夏之交，趁着大旱之时匈奴骑兵天然补给不足发动。战利之际，汉武帝曾迁徙70万人到黄土高原，牧区变农区，鄂尔多斯沙地的雏形成于此时。
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中原三国大战，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战场移动到了淮南和湖北的襄阳，而离开草原的骑兵，在淝水之战中“纵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之隔，也无法冲锋陷阵。从汉末至唐初这四百余年，战火多烧在南地，北方的内蒙古草原上得以休养生息，呈现出“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唐中后期，屯田制渗透到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这也是内蒙古历史上自汉朝之后第二此规模较大的开垦阶段，此时库布齐沙漠开始扩大。此后，内蒙古草原上一直活跃着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游牧部落。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更是驱马扬鞭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这些蒙古骑兵不带什么行李，可以几个月没有粮草，靠马奶和狩猎来的飞禽走兽为食，他们甚至可以在马背上睡觉，昼夜行军。绵延万里的欧亚大草原不仅是蒙古骑兵的疆场，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蒙古帝国实则草原帝国。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康熙皇帝用红衣大炮打败噶尔丹才告结束。
总之，内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当政时，多以传统的游牧方式在草原上生活；而中原王朝当政时，多以农业思想来经营草原。以农业思想来经营草原，草原注定在劫难逃：一劫在天，二劫在地，三劫在风。
所谓在天，是指300毫米降雨线。从赵武灵王修长城直到清朝的派兵驻守的柳条边墙，南北拉锯两千余年，并非只是人力较量的结果，而是因为长城与300毫米降雨线在内蒙境内的走势是一致的。这条从大兴安岭西侧，直抵燕山山脉，然后延长城到贺兰山向西300毫米降雨量是中国农牧带的气候分界，所以游牧民族破了长城，入主中原的时间总是不会长久；而中原的农耕人在草原上开垦，注定水分不足。
所谓在地，内蒙古草原的表土很薄，通常只有几十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几厘米；而薄薄的表土下面则是历次地质构造形成厚达100至200米的湖相沉积沙层，因此只要表土被翻起来，就会不尽黄沙滚滚来。
所谓在风，内蒙古冬春季节长处于蒙古高压东南缘，气压梯度大。蒙古高原因地势较高、地形平坦，冷空气入侵时长驱直入，全年大风日数都在40天以上。大风卷起的细沙可达气压值850百帕至700百帕的高空，相当于1000至3000米的高空，形成沙尘暴。
有了这三劫，草原只要表土一破，注定难逃沙化的结果。从秦汉至清初的两千多年中，因为游牧民族是内蒙古草原的主体民族，所以虽然汉唐时期，曾有过局部的开垦和沙化，但终未形成内蒙古草原整体退化。
今日读史，但见王侯将相，百姓无踪。殊不知正是那些踏着草原的节奏在苍茫天地间缓缓行进的牧人，以其游牧传统保持了草原的千年绿意。牧人不占有土地，却了解草原的每一个秘密，他们知道水在哪儿，知道牛羊最爱吃的草在哪儿，知道这个季节长得最好的草在哪儿，即使在夜晚，牧人也能闻出草和土的味道。就这样，牧人的一生在转场和游牧中周而复始，牛羊跟着草走，牧人跟着牛羊走，一走就是千年，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精巧的默契：草原养育着牧人的生命，牧人维护着草原的生机。
2003年初我在北京的雍和宫碰见一个小喇嘛，他的爷爷是个牧民，说起家乡的草原，他非常肯定：“牛羊怎么会破坏草原呢？一定不是，破坏草原的是人！我小时候，爷爷从来不让我挖土，因为今年挖一锹，明年这就会有一大片沙地。”
四百年，垦政同步，碧野映黄沙
清朝一直实施蒙汉分治的政策。1634年，清太宗为达到“众建以分其势”的目的，在被征服的蒙古各部地域，划定牧地疆界，有侵越疆界者，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会遭到严惩。1748年，乾隆对内蒙古严申封禁政策。此后一百五十余年，屡次严申禁令。道光皇帝五次颁发禁令，并做了更缜密的补充，加重了刑罚。普通蒙民私自招垦，处以鞭责、枷号，屡犯者发往南方充苦役；汉人私往开垦，轻则驱逐出境，解回原籍，重者处以杖徙等刑法；对查办不力的各级地方官，也制定了各种惩罚制度。出于政治目的所实施蒙地封禁政策，在不同时期虽有具体的调整和让步，但实质未变，因此在客观上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起到了保护内蒙古草原的作用。此后经过了短暂的限垦阶段。1901年，光绪准奏晋府岑春煊开放晋边蒙荒，1902年委派贻谷为督办垦务大臣，主持察哈尔绥远开垦事宜。清末十年放垦，在规模和程度上都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和游牧文化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反观清朝禁垦-限垦-放垦的历史过程，以及实施封禁政策的过程中的局部垦荒现象，考察其发端，有个人观点，有生存需要，有集团利益，有时代背景。
1698年夏，康熙皇帝东巡，看到游牧生活中的牧民艰苦的生活，感觉他们非常贫困，而康熙的祖母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和他的母亲孝惠章皇后，都是科尔沁蒙古人。康熙认为在草原上开荒种地，是使牧民摆脱贫困的最好方法，因此命原内阁大学士黄茂，前往科尔沁草原开荒种地。康熙的恻隐之心和对草原生态的无知导致科尔沁沙地的流沙迅速扩大。
康熙年间，内地一些农民由于清军在华北圈占土地成为流民，走西口，出关种地成了这些人的必然生存选择。户部为印发“龙票”，每年限800张，令其春去秋回，这些农民也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雁行人。这一阶段垦荒涉及的人数有限，地区也仅限于与内地相连的少数蒙旗。生存压力最终转化为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清朝的封禁政策只针对蒙旗所有土地，而不包括“官荒”，所以官庄、皇庄招垦、军民屯垦、公主府第招垦、借地养民等官垦蒙荒一直存在。同时私垦使蒙古王公得到吃租之利，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将垦荒视为生财之道的利益集团。私垦现象表面上是流民出关种地，但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个蒙古王公的利益集团与其呼应的。私垦现象，禁而不止，才会有上述封禁政策的三令五申。利益集团的私利导致草原退化，古而有之。
清末十年，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招乌达盟、哲里木盟、查哈盟总计放垦约5000万亩。清末放垦，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因为害怕“归政”，于1901年清政府和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银4.5亿两。此举解决了慈禧太后眼前的政治危机，却使整个清朝面临着深刻的财政危机，更是直接导致了开放蒙荒，收“押荒银”。而实际上大部分的押荒银要么进了各级垦务官吏和地商的腰包，要么用于垦局、公司管理费用，上缴国库的押荒银总计只有613875两，不到总数的20%。所以全面放垦非但没有解决当日清政府的财务危机，反而是贻害后人。同时，“移民实边”的政策和内地大量过剩人口涌入，使得农耕人口的比例开始上升，从而为日后草原的进一步开垦埋下了伏笔。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期，内蒙垦荒的思路仍然是一脉相承。1914年，《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仅在绥远一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即放地1190万亩之多。各路军阀杂沓而来，视放荒为生财之道。1931年4月，武装抵抗张作霖放垦的嘎达梅林战败牺牲。直到今天，嘎达梅林的故事还在草原上传唱。
世纪末，梦醒时分，平沙莽莽黄入天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依然沿袭以农业思想经营草原的思路，在草原上开垦荒地，内蒙古自治区的耕地面积由1952年的7530万亩变为1998年的12300余万亩。如此大规模的开垦，是长期以来政府和国人缺乏对人地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对内蒙古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无知所导致；更现实的压力则来自于人口激增。从1949年到2000年，全国人口由5.4亿增长到12.6亿，增长132.3%。而内蒙自治区从1947年成立至2000年，总人口由752万增长到2345万人，增长了222.4%。民以食为天的安邦思想在计划经济时代转化为“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和“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极左口号，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粮食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开发者”跟着利润跑到草原上开荒。20世纪的百年，内蒙古草原上的垦荒规模是空前巨大的。虽然每一次垦荒都有当时的历史动因，但因为本质上违背了自然法则和生态规律，中华民族最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
20世纪下半叶，除了垦荒，影响草原的因素更为复杂多变。50年代，拖拉机开进了国营农场。1957年仅呼盟的3个机械化农场开垦的土地面积就达到19个垦荒农场总垦荒面积的37%。拖拉机取代了锄头，垦荒的速度和规模迅速扩大。可惜技术的发展在此成为草原退化的催化剂。在国际羊绒市场的拉动下，原以出产绵羊闻名的赤峰克什克腾旗的山羊量从84年的87000只增至98年的480000只。据测算，承载一只山羊的草场能够养活15到20只绵羊。山羊的大量养殖导致当地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严重沙化。而同一时期，给草原带来劫难的发菜，也只是因为远在东南亚的人听着它的名字像“发财”，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就把200多万人带入内蒙古草原，导致草原面积急剧减少。内蒙古草原已经置身于一个迷宫一样的市场经济网络中，市场经济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带来了风险，地方政府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很容易会因为短视而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工业污染威胁草原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草原上的人还在盲人摸象，放牧的人只见牛羊饲料、种地的人只见荒地一片、办厂的人只见地下矿产、当官的人只见几年政绩，那被凌迟后的草原终将赤地千里。
今日内蒙古，自西向东横亘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巴音温都尔五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乌珠穆沁、科尔沁、呼伦贝尔五大沙地。2000年全区沙漠化土地面积为42.08万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的35.57%，区内沙漠化速度已达每年3145平方公里。沙尘暴一浪高过一浪迎面扑来，90年代内蒙古沙尘暴次数已由50年代的5次升至23次。
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为人们敲响警钟，1999年江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时指出：“内蒙古是我国北方的一道天然屏障。这里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系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意义和责任十分重大，一定要改善。” 内蒙古自治区在西部大开发规划纲要中提出“把内蒙古建设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防线”的战略目标，以草原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为重点，划分了五大重点治理区域，即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区和风沙盐碱治理区，京津周边内蒙古风沙源治理区、大兴安岭天然林资源保护区，呼伦贝尔和锡林格勒草原保护治理区，阿拉善生态自然封育治理区。以八项重点工程为重点，即草原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建设重点险工程、防沙治沙功臣、“三北”防护林工程、绿色通道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政府以如此大的规模和投入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在历史上是空前的。20世纪末这些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政策的实施必将会对草原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2002年，人在路上，天涯何处觅芳草
2002年，野马车——自然之友的第二辆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已经走过了两万多公里，壮美饥渴的黄土地映着孩子们的笑脸和期盼好像都已经凝固在我的精神里。当时想，我们的流动环境教育，也许可以是一份有意义的回家礼物，于是策划了“野马回乡”活动。陈老师第一个找到我们说要去东乌旗，那里有现在中国最美的草原。去草原！最美的草原！那该是绿意荡漾，很快意的呀！
陈老师是一个职业画家，三十多年前他在东乌旗插队。后来人回来了，心好像还留在草原上，草原是他画作永远的主题。陈老师每年都要跑回草原几次，这几年回草原的次数越来越多，作品却越来越少。草原，这大自然天成的杰作正在一年年失去颜色，画家不愿意只在记忆中寻求素材与灵感，于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为草原、生灵、牧民的命运而奔走呼吁上了。这次除了请野马车给苏木小学的孩子上课，他还带着知青们捐资翻译的蒙语环境法律文本汇编，准备发给牧民，这一阵子让他牵肠挂肚的是东乌旗草原上愈演愈烈的污染事件。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个摄像师叫张伟，他这次是受国际环境影视集团的委托拍摄中国民间环保活动，是电视片《珍·古道尔在中国》拍摄计划的一部分。张伟游历多国，是个经验丰富的电视人。刚上路时他不怎么说话，离草原近了，张伟的话才多了。我们也才知道，张伟原来是蒙族人，小的时候还在牧区放过牧。他说有一次他在草原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只百灵落在了他头上，他就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听百灵唱歌。
顺着老知青和蒙族青年的视线，我看到的是远比统计数字更为震撼的现实。耳边上好像陈老师一直在说：“快了！就快到草原了！”可没想到通往草原的路是这么远！出关了，不见草原！出锡林浩特了，不见草原！到东乌旗了，说有草原了！可草原是这么稀疏寥落的吗？从北京到东乌旗，像一个天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把百年沙化的进程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几天后在满都宝力格到了真正的草原，直到看到了狍子，天鹅，闻到了草原的香气，心才慢慢熨贴温润起来。可是耳闻目睹的草原现状，依然使人感到不安和忧虑。
我们在草原上只看见一个蒙古包，更多地看到的是房子。内蒙古几千年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慢慢定居下来，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变化，可这意味着牧民从此放弃几千年的游牧传统，草原从此失去了游牧文明的庇护。失去文明的庇护，草原在经济大潮涤荡之下，哪有招架之功？最终草原的生态价值功能将无从谈起，牧民也会因为草原退化而失去家园。牧民为什么会从蒙古包搬进了房子呢？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划分草场承包到户能无限激发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牧民也会尽心尽力保护建设自己名下的草场。80年代中期草场承包到户，草原的所有权归嘎查所有，使用权归牧民所有。当时，面积数字到户，没有围栏，牧民仍按习惯两季或三季轮牧。每户有两到三个营盘，牧民仍然保持轮牧。90年代前半段草场使用权证发到户，在政策的倡导下，各户开始围栏。畜群在自己的草场上全年放牧，房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盖在了自家的营盘上。网围栏把草原打成了方格本，人畜都固定在方格子了，可是沙子却不拘一格地飞扬起来。锡林浩特北40公里处的巴彦宝力格定居示范点在五年之内由牧场彻底变成了被沙地包围着的寂静之城。目前阶段，是否有可能按照自然保护区的思路，在草原地区建立具有综合功能的生态与文化保护区，牧民成为参与性保护的主体，这样也许可以未来保住草原。否则再过几十年，牧人们可能永远地丧失了走出房子的勇气和走进蒙古包的能力了。
草原的另一种威胁来自于工业污染，东乌旗境内就有造纸厂、银矿、铁矿，这些企业非法占有牧民草场，排放的污水在草原上四处蔓延，草原污染面积达35000多亩，导致牲畜中毒死亡，牧民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到草原的企业是来求财的，草原退化在他们眼中既非代价也非成本，因为带着资本来，他们成了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地方政府工业强旗的思路与外来的资本一拍即合。于是在河北省排放不达标的关闭的造纸厂以西部开发之名堂而皇之转移到当地优质草原上；于是银矿含剧毒氰化钾的洗矿液在草原上四处横流；于是草原在铁矿吊车的隆隆声中开膛破肚。在整个事件中牧民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没人打招呼，自家的草场就变成了别人的矿、别人的厂，牲畜开始一头头死去，整个牧场不能再放牧。地方干部如果对于草原生态的脆弱性没有深刻理解，不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观，就会在利益的驱动下钻政策的空子甚至不惜违法，求一时之利而为草原带来千古之灾。所以对于基层干部的普法教育和生态环境意识教育迫在眉睫。现在。东乌旗受害的牧民们开始学习法律，走上诉讼的道路。“秋菊”打官司，谈何容易？但牧民做了对于保护草原最理智的选择，这也正是草原的希望所在。
在生态保护政策上对目前仅存的锡勒格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和已经退化的土地应该区别对待，不宜采用退化地区“就治理而治理”恢复自然植被的技术工程模式，而是应该想方设法保住现有的草原。
野马车开到满都宝力格小学上环保课，和以往一样，孩子们特别喜欢生态网的游戏，因为他们可以在户外模拟动物，表演动物之间的关系。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多少个学校，和多少个孩子一起做过这个揭示生态系统规律的游戏了，可草原上的一课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是因为一个小孩子下课时跑来对我一字一句地说：“老师，钱要是没有了，还可以挣。草原要是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来源]：天堂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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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6 19:28
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去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一路上，对草原由期盼变为焦灼，继而怅然若失。因此在路程以外，把手头上关于草原的书一一翻开，曾经草原而做如下笔记。
两千年，金戈铁马，风吹草低见牛羊
内蒙古大草原自古就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
秦汉时代匈奴以一个强劲的姿态登上内蒙古大草原，建立了政权，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在中国的北方几乎一直都有一个独立的游牧民族和同期的中原王朝互相征伐，轮流坐庄。汉武帝一生八次征战匈奴， “从之如搏影”。因为匈奴骑兵无论战时平时都驰骋草原，无需动员，因此汉武帝出征匈奴，几次都是在春夏之交，趁着大旱之时匈奴骑兵天然补给不足发动。战利之际，汉武帝曾迁徙70万人到黄土高原，牧区变农区，鄂尔多斯沙地的雏形成于此时。
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中原三国大战，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战场移动到了淮南和湖北的襄阳，而离开草原的骑兵，在淝水之战中“纵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之隔，也无法冲锋陷阵。从汉末至唐初这四百余年，战火多烧在南地，北方的内蒙古草原上得以休养生息，呈现出“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唐中后期，屯田制渗透到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这也是内蒙古历史上自汉朝之后第二此规模较大的开垦阶段，此时库布齐沙漠开始扩大。此后，内蒙古草原上一直活跃着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游牧部落。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更是驱马扬鞭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这些蒙古骑兵不带什么行李，可以几个月没有粮草，靠马奶和狩猎来的飞禽走兽为食，他们甚至可以在马背上睡觉，昼夜行军。绵延万里的欧亚大草原不仅是蒙古骑兵的疆场，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蒙古帝国实则草原帝国。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康熙皇帝用红衣大炮打败噶尔丹才告结束。
总之，内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当政时，多以传统的游牧方式在草原上生活；而中原王朝当政时，多以农业思想来经营草原。以农业思想来经营草原，草原注定在劫难逃：一劫在天，二劫在地，三劫在风。
所谓在天，是指300毫米降雨线。从赵武灵王修长城直到清朝的派兵驻守的柳条边墙，南北拉锯两千余年，并非只是人力较量的结果，而是因为长城与300毫米降雨线在内蒙境内的走势是一致的。这条从大兴安岭西侧，直抵燕山山脉，然后延长城到贺兰山向西300毫米降雨量是中国农牧带的气候分界，所以游牧民族破了长城，入主中原的时间总是不会长久；而中原的农耕人在草原上开垦，注定水分不足。
所谓在地，内蒙古草原的表土很薄，通常只有几十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几厘米；而薄薄的表土下面则是历次地质构造形成厚达100至200米的湖相沉积沙层，因此只要表土被翻起来，就会不尽黄沙滚滚来。
所谓在风，内蒙古冬春季节长处于蒙古高压东南缘，气压梯度大。蒙古高原因地势较高、地形平坦，冷空气入侵时长驱直入，全年大风日数都在40天以上。大风卷起的细沙可达气压值850百帕至700百帕的高空，相当于1000至3000米的高空，形成沙尘暴。
有了这三劫，草原只要表土一破，注定难逃沙化的结果。从秦汉至清初的两千多年中，因为游牧民族是内蒙古草原的主体民族，所以虽然汉唐时期，曾有过局部的开垦和沙化，但终未形成内蒙古草原整体退化。
今日读史，但见王侯将相，百姓无踪。殊不知正是那些踏着草原的节奏在苍茫天地间缓缓行进的牧人，以其游牧传统保持了草原的千年绿意。牧人不占有土地，却了解草原的每一个秘密，他们知道水在哪儿，知道牛羊最爱吃的草在哪儿，知道这个季节长得最好的草在哪儿，即使在夜晚，牧人也能闻出草和土的味道。就这样，牧人的一生在转场和游牧中周而复始，牛羊跟着草走，牧人跟着牛羊走，一走就是千年，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精巧的默契：草原养育着牧人的生命，牧人维护着草原的生机。
2003年初我在北京的雍和宫碰见一个小喇嘛，他的爷爷是个牧民，说起家乡的草原，他非常肯定：“牛羊怎么会破坏草原呢？一定不是，破坏草原的是人！我小时候，爷爷从来不让我挖土，因为今年挖一锹，明年这就会有一大片沙地。”
四百年，垦政同步，碧野映黄沙
清朝一直实施蒙汉分治的政策。1634年，清太宗为达到“众建以分其势”的目的，在被征服的蒙古各部地域，划定牧地疆界，有侵越疆界者，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会遭到严惩。1748年，乾隆对内蒙古严申封禁政策。此后一百五十余年，屡次严申禁令。道光皇帝五次颁发禁令，并做了更缜密的补充，加重了刑罚。普通蒙民私自招垦，处以鞭责、枷号，屡犯者发往南方充苦役；汉人私往开垦，轻则驱逐出境，解回原籍，重者处以杖徙等刑法；对查办不力的各级地方官，也制定了各种惩罚制度。出于政治目的所实施蒙地封禁政策，在不同时期虽有具体的调整和让步，但实质未变，因此在客观上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起到了保护内蒙古草原的作用。此后经过了短暂的限垦阶段。1901年，光绪准奏晋府岑春煊开放晋边蒙荒，1902年委派贻谷为督办垦务大臣，主持察哈尔绥远开垦事宜。清末十年放垦，在规模和程度上都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和游牧文化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反观清朝禁垦-限垦-放垦的历史过程，以及实施封禁政策的过程中的局部垦荒现象，考察其发端，有个人观点，有生存需要，有集团利益，有时代背景。
1698年夏，康熙皇帝东巡，看到游牧生活中的牧民艰苦的生活，感觉他们非常贫困，而康熙的祖母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和他的母亲孝惠章皇后，都是科尔沁蒙古人。康熙认为在草原上开荒种地，是使牧民摆脱贫困的最好方法，因此命原内阁大学士黄茂，前往科尔沁草原开荒种地。康熙的恻隐之心和对草原生态的无知导致科尔沁沙地的流沙迅速扩大。
康熙年间，内地一些农民由于清军在华北圈占土地成为流民，走西口，出关种地成了这些人的必然生存选择。户部为印发“龙票”，每年限800张，令其春去秋回，这些农民也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雁行人。这一阶段垦荒涉及的人数有限，地区也仅限于与内地相连的少数蒙旗。生存压力最终转化为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清朝的封禁政策只针对蒙旗所有土地，而不包括“官荒”，所以官庄、皇庄招垦、军民屯垦、公主府第招垦、借地养民等官垦蒙荒一直存在。同时私垦使蒙古王公得到吃租之利，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将垦荒视为生财之道的利益集团。私垦现象表面上是流民出关种地，但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个蒙古王公的利益集团与其呼应的。私垦现象，禁而不止，才会有上述封禁政策的三令五申。利益集团的私利导致草原退化，古而有之。
清末十年，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招乌达盟、哲里木盟、查哈盟总计放垦约5000万亩。清末放垦，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因为害怕“归政”，于1901年清政府和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银4.5亿两。此举解决了慈禧太后眼前的政治危机，却使整个清朝面临着深刻的财政危机，更是直接导致了开放蒙荒，收“押荒银”。而实际上大部分的押荒银要么进了各级垦务官吏和地商的腰包，要么用于垦局、公司管理费用，上缴国库的押荒银总计只有613875两，不到总数的20%。所以全面放垦非但没有解决当日清政府的财务危机，反而是贻害后人。同时，“移民实边”的政策和内地大量过剩人口涌入，使得农耕人口的比例开始上升，从而为日后草原的进一步开垦埋下了伏笔。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期，内蒙垦荒的思路仍然是一脉相承。1914年，《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仅在绥远一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即放地1190万亩之多。各路军阀杂沓而来，视放荒为生财之道。1931年4月，武装抵抗张作霖放垦的嘎达梅林战败牺牲。直到今天，嘎达梅林的故事还在草原上传唱。
世纪末，梦醒时分，平沙莽莽黄入天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依然沿袭以农业思想经营草原的思路，在草原上开垦荒地，内蒙古自治区的耕地面积由1952年的7530万亩变为1998年的12300余万亩。如此大规模的开垦，是长期以来政府和国人缺乏对人地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对内蒙古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无知所导致；更现实的压力则来自于人口激增。从1949年到2000年，全国人口由5.4亿增长到12.6亿，增长132.3%。而内蒙自治区从1947年成立至2000年，总人口由752万增长到2345万人，增长了222.4%。民以食为天的安邦思想在计划经济时代转化为“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和“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极左口号，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粮食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开发者”跟着利润跑到草原上开荒。20世纪的百年，内蒙古草原上的垦荒规模是空前巨大的。虽然每一次垦荒都有当时的历史动因，但因为本质上违背了自然法则和生态规律，中华民族最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
20世纪下半叶，除了垦荒，影响草原的因素更为复杂多变。50年代，拖拉机开进了国营农场。1957年仅呼盟的3个机械化农场开垦的土地面积就达到19个垦荒农场总垦荒面积的37%。拖拉机取代了锄头，垦荒的速度和规模迅速扩大。可惜技术的发展在此成为草原退化的催化剂。在国际羊绒市场的拉动下，原以出产绵羊闻名的赤峰克什克腾旗的山羊量从84年的87000只增至98年的480000只。据测算，承载一只山羊的草场能够养活15到20只绵羊。山羊的大量养殖导致当地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严重沙化。而同一时期，给草原带来劫难的发菜，也只是因为远在东南亚的人听着它的名字像“发财”，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就把200多万人带入内蒙古草原，导致草原面积急剧减少。内蒙古草原已经置身于一个迷宫一样的市场经济网络中，市场经济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带来了风险，地方政府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很容易会因为短视而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工业污染威胁草原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草原上的人还在盲人摸象，放牧的人只见牛羊饲料、种地的人只见荒地一片、办厂的人只见地下矿产、当官的人只见几年政绩，那被凌迟后的草原终将赤地千里。
今日内蒙古，自西向东横亘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巴音温都尔五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乌珠穆沁、科尔沁、呼伦贝尔五大沙地。2000年全区沙漠化土地面积为42.08万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的35.57%，区内沙漠化速度已达每年3145平方公里。沙尘暴一浪高过一浪迎面扑来，90年代内蒙古沙尘暴次数已由50年代的5次升至23次。
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为人们敲响警钟，1999年江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时指出：“内蒙古是我国北方的一道天然屏障。这里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系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意义和责任十分重大，一定要改善。” 内蒙古自治区在西部大开发规划纲要中提出“把内蒙古建设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防线”的战略目标，以草原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为重点，划分了五大重点治理区域，即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区和风沙盐碱治理区，京津周边内蒙古风沙源治理区、大兴安岭天然林资源保护区，呼伦贝尔和锡林格勒草原保护治理区，阿拉善生态自然封育治理区。以八项重点工程为重点，即草原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建设重点险工程、防沙治沙功臣、“三北”防护林工程、绿色通道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政府以如此大的规模和投入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在历史上是空前的。20世纪末这些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政策的实施必将会对草原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2002年，人在路上，天涯何处觅芳草
2002年，野马车——自然之友的第二辆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已经走过了两万多公里，壮美饥渴的黄土地映着孩子们的笑脸和期盼好像都已经凝固在我的精神里。当时想，我们的流动环境教育，也许可以是一份有意义的回家礼物，于是策划了“野马回乡”活动。陈老师第一个找到我们说要去东乌旗，那里有现在中国最美的草原。去草原！最美的草原！那该是绿意荡漾，很快意的呀！
陈老师是一个职业画家，三十多年前他在东乌旗插队。后来人回来了，心好像还留在草原上，草原是他画作永远的主题。陈老师每年都要跑回草原几次，这几年回草原的次数越来越多，作品却越来越少。草原，这大自然天成的杰作正在一年年失去颜色，画家不愿意只在记忆中寻求素材与灵感，于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为草原、生灵、牧民的命运而奔走呼吁上了。这次除了请野马车给苏木小学的孩子上课，他还带着知青们捐资翻译的蒙语环境法律文本汇编，准备发给牧民，这一阵子让他牵肠挂肚的是东乌旗草原上愈演愈烈的污染事件。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个摄像师叫张伟，他这次是受国际环境影视集团的委托拍摄中国民间环保活动，是电视片《珍·古道尔在中国》拍摄计划的一部分。张伟游历多国，是个经验丰富的电视人。刚上路时他不怎么说话，离草原近了，张伟的话才多了。我们也才知道，张伟原来是蒙族人，小的时候还在牧区放过牧。他说有一次他在草原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只百灵落在了他头上，他就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听百灵唱歌。
顺着老知青和蒙族青年的视线，我看到的是远比统计数字更为震撼的现实。耳边上好像陈老师一直在说：“快了！就快到草原了！”可没想到通往草原的路是这么远！出关了，不见草原！出锡林浩特了，不见草原！到东乌旗了，说有草原了！可草原是这么稀疏寥落的吗？从北京到东乌旗，像一个天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把百年沙化的进程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几天后在满都宝力格到了真正的草原，直到看到了狍子，天鹅，闻到了草原的香气，心才慢慢熨贴温润起来。可是耳闻目睹的草原现状，依然使人感到不安和忧虑。
我们在草原上只看见一个蒙古包，更多地看到的是房子。内蒙古几千年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慢慢定居下来，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变化，可这意味着牧民从此放弃几千年的游牧传统，草原从此失去了游牧文明的庇护。失去文明的庇护，草原在经济大潮涤荡之下，哪有招架之功？最终草原的生态价值功能将无从谈起，牧民也会因为草原退化而失去家园。牧民为什么会从蒙古包搬进了房子呢？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划分草场承包到户能无限激发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牧民也会尽心尽力保护建设自己名下的草场。80年代中期草场承包到户，草原的所有权归嘎查所有，使用权归牧民所有。当时，面积数字到户，没有围栏，牧民仍按习惯两季或三季轮牧。每户有两到三个营盘，牧民仍然保持轮牧。90年代前半段草场使用权证发到户，在政策的倡导下，各户开始围栏。畜群在自己的草场上全年放牧，房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盖在了自家的营盘上。网围栏把草原打成了方格本，人畜都固定在方格子了，可是沙子却不拘一格地飞扬起来。锡林浩特北40公里处的巴彦宝力格定居示范点在五年之内由牧场彻底变成了被沙地包围着的寂静之城。目前阶段，是否有可能按照自然保护区的思路，在草原地区建立具有综合功能的生态与文化保护区，牧民成为参与性保护的主体，这样也许可以未来保住草原。否则再过几十年，牧人们可能永远地丧失了走出房子的勇气和走进蒙古包的能力了。
草原的另一种威胁来自于工业污染，东乌旗境内就有造纸厂、银矿、铁矿，这些企业非法占有牧民草场，排放的污水在草原上四处蔓延，草原污染面积达35000多亩，导致牲畜中毒死亡，牧民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到草原的企业是来求财的，草原退化在他们眼中既非代价也非成本，因为带着资本来，他们成了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地方政府工业强旗的思路与外来的资本一拍即合。于是在河北省排放不达标的关闭的造纸厂以西部开发之名堂而皇之转移到当地优质草原上；于是银矿含剧毒氰化钾的洗矿液在草原上四处横流；于是草原在铁矿吊车的隆隆声中开膛破肚。在整个事件中牧民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没人打招呼，自家的草场就变成了别人的矿、别人的厂，牲畜开始一头头死去，整个牧场不能再放牧。地方干部如果对于草原生态的脆弱性没有深刻理解，不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观，就会在利益的驱动下钻政策的空子甚至不惜违法，求一时之利而为草原带来千古之灾。所以对于基层干部的普法教育和生态环境意识教育迫在眉睫。现在。东乌旗受害的牧民们开始学习法律，走上诉讼的道路。“秋菊”打官司，谈何容易？但牧民做了对于保护草原最理智的选择，这也正是草原的希望所在。
在生态保护政策上对目前仅存的锡勒格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和已经退化的土地应该区别对待，不宜采用退化地区“就治理而治理”恢复自然植被的技术工程模式，而是应该想方设法保住现有的草原。
野马车开到满都宝力格小学上环保课，和以往一样，孩子们特别喜欢生态网的游戏，因为他们可以在户外模拟动物，表演动物之间的关系。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多少个学校，和多少个孩子一起做过这个揭示生态系统规律的游戏了，可草原上的一课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是因为一个小孩子下课时跑来对我一字一句地说：“老师，钱要是没有了，还可以挣。草原要是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来源]：天堂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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