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建立和谐社会

我们是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建立和谐社会　我们都是人（在中国，说“某人不是人”是一句骂人话），却回答不出“我们是谁”，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难道真的是由于我们距自己太近而看不清自己了吗？实际上，这是由于某种思维定式在作祟，是对物质财富的崇拜，是因为见物不见人。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造物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自过去的历史总和。或许是太多的物质财富成为人认识自己的障眼物，也许是人的自私性决定了人对物质财富的贪恋，正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吝啬鬼——欧也尼.葛兰台一样，只认识金钱，在他眼里人什么都不是。不能否认的是，造物毕竟给人类带来福音，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人渴望过好日子是天经地义的，崇尚经济发达，应该是人的共同本性。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管理学家泰勒创造出提高生产力的新方法。尽管有人骂他是剥削阶级的走狗，但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曾被他的著作吸引；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曾用自己的照片与泰勒的遗孀交换她故去的丈夫的画像。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难道崇尚物质财富不再使人群分野了吗？当马克思预言的人的彻底解放变成现实之后，“人群分野”也会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送进历史博物馆。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到那时，崇尚物质财富也将成为历史遗迹，人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在那时，“我们是谁”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当然，现在距这个伟大目标还特别遥远。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根本就回答不出“我们是谁”。自有人类以来，人就不断认识自己，并不断有新的发现，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达尔文指出了人不是神造的，而是自然进化来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后，连当时反对他的天主教会也向他道歉了；稍后，天主教会停止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攻击。 马克思则指出了作为社会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只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1]　 对“这种力量”的解释体现于马克思对全球化的预言：“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 “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她们毁灭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他们衰亡；[3] 但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4]这些话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说的，而近代经济全球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马克思对全球化的预见是十分准确的，不愧为极富智慧的历史伟人！一百五十年过去了，供求关系的统治远未消失；市场经济体制反而更加普及，又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了。有人说：“资本国际循环的形成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最终完成的阶段。”[5]此人不懂何为经济全球化，因为供求关系还在起作用，经济全球化尚处于幼稚阶段，怎么能说它进入了最终完成阶段呢。人类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尚处于幼稚阶段，也决定了人对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以耕种土地为生的时期，人类只能勉强养活自己，人的流动性很差。人靠天吃饭，自然认为自己是上天给予的。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进入使用机器的时代，人类有能力发展自己，人的流动性加强，经济全球化崭露头角，人类进化论在工业革命萌芽中应运而生。知识经济走入人的生活，人进入以获知知识为生的时代，具有了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清晰，诞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的思想流动性加强，现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尊重人自身的理论发展了。下一步，人向何处去？根据科技发展的趋势，人将进入运用人体基因组改造自身的时代。信息加上基因组，人第一次真正成为直接的生产要素。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我们亲手制造的智能——人工智能，会不会代替我们自己的大脑？克隆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复制出羊，会不会复制出我们自己来？面对这两个问题，人们开始恐惧了。于是，有人研究起生物伦理学，而且请神学界人士作为研究主力，所以才有了前面说到的美国一位耶稣会教士提出的关于人的三个问题。把神请回来解释人为何物，这是不是又回到达尔文之前的时代？当年，人对自己看不清楚，连从何处来都不知道，才求助于神学。日月轮回，人类难道又回到了认识自己的起点？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毫无根据的。据说，当今的科学家有不少人把科学发现归功于神。美国人类基因组解读计划项目负责人承认他对基因组发现有一种宗教敬畏感。他问道：“上帝难道不能以演化的方式来造物？”但更大的可能是，人类根本没有回到起点，而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科学推动人类进步，让神学界人士臣服在它脚下。他们承认达尔文进化论花了一百五十多年，而接受基因组科学用了不到十年。这世道真是变了。一位犹太教长老说：“我认为宗教的首要任务是鼓励、尊重和奖励科学和科技。”一位牧师说：“我们不是要拿圣经来对照有什么不符之处。圣经里没有‘试管婴儿’或‘遗传工程’或‘代理母亲’这类词语。我们要做的是抓住思考原则，想办法把这原则用在新的方面。”这不等于说神学家放弃了对神的尊崇。但是，一贯对立的科学和神学毕竟开始对话了，并出现和解迹象。超越个人信仰，共同探讨人类未来，有什么不好呢？如同对待人类基因组一样，人能不能善待经济全球化？反对它的人提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既然资本主义是坏东西，经济全球化也就不会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也是汉语中一句骂人的话）。马克思怎么看这个问题？如前面引的话，他认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这个异己的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经济全球化具有历史阶段性。然而，他的功绩在于运用动态的观点观察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它会超越历史。马克思首先肯定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他肯定了全球化对人的能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区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的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最后，他预见了全球化的远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他以豁达大度的品格说出了惊天动地的言语：“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这就告诉人们，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彻底解放。到那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便成为全人类的全球化；经济活动大众化过程将随之从理想变为现实。既然有这么美好的远景，人类当然应该善待经济全球化，并积极参与进去。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近代经济全球化的失败，与战争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20世纪，人类既享受到造物的福利，也饱受经济动荡之苦，经历了最惨烈的牺牲和最悲壮的战争。在现阶段，由资本主义发起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仍然由它支配着，这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经济力量决定的。马克思的关于人受到异己力量支配的论断还是有效的。不过，他把受到异己力量支配的对象只局限在单个人，而不是一组国家。事实上，从近代经济全球化开始，世界就分为较发达的国家和较不发达的国家。在异己的力量支配下，后者面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经济活动大众化之间的矛盾比前者更尖锐。穷国和穷人被排斥在外；全球化传播经济动荡，最大的受害者是普通百姓。这些情况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从工业革命发明了扩大和增强人的体力的工具，到知识经济创造了扩大和增强人的思想的工具；从近代经济全球化的福特生产线，到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消费者在线定制产品；从信息技术的应用，到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效率不断改进，人类生活越来越富裕，经济活动大众化程度不断提高，人的个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却一直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平一直不能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尤其是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而反对经济全球化，并远离它？正如在本书第4章所提出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弱者要成为强者应该追求效率，那就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但是为了公平，弱者似乎不应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两难问题的解在哪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离不开客观规律。要使人民大众富裕起来，应该遵循产品生命周期规律，要参与世界市场为价格趋同而展开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促进人自身发展出发；把握知识经济提供的机遇，不但重视技术知识，更重视属性知识。谋求平等，应该建立相应的机制。这包括投资主体大众化；公司治理公民化；政府不应主管生产，而应掌管社会，致力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采取这些措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对此，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必须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区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化的能力。在现阶段，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业绩较好，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那么，关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争论可以得出结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民族主义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但人类总要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区局限，我们的长远目标是世界主义的胜利，是全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是人的彻底解放。这个意思已经体现在“国际歌”的歌词中，它应该是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所在。马克思之所以成为极富智慧的历史伟人，就在于他能够以理性的锐利目光观察现实世界，以宏大深邃的思维面向未来。我们已经看到，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往往热衷于编造事实，并把未来看成一团漆黑。参与经济全球化，需要每个人都心胸宽广。正如俗话所说“心里要装得下世界”。也正像杭州灵隐寺中的一付对联所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寺中的大肚弥勒笑逐言开的形象，会让朝拜者也大度。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难发现，有抱负并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一般都具备豁达大度的品格；那些斤斤计较个人私利并把自己看得高于客观现实的人，基本都小肚鸡肠，狭隘得很。连世界都瞧不起的人，心中怎么会装下世界。人们还会发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心理通达；阳奉阴违者往往心理扭曲，他们怕面对世界，更怕光明的世界直射他们心里的阴暗面。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的心胸难道连神学家都不如吗？当我们再次回顾科学与神学之争的历史时，不应该这样扪心自问吗？科学家与神学家从势不两立到联手探讨生物伦理学，研究如何尊重人自身。这个历史过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神学家们之所以承认科学的功能，在于科学本身的无穷力量。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显示出的力量超过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力量作用于人的生活，表现为福利增加和人性发现。科学家之所以关注人性，是由于科学既能造福于人类，也会毁灭人类。有人说，人类最大的威胁是核子武器。当年发展它时，许多人关心的不是该不该制造它，而是能不能制造它。50年来，人把它关在笼子里，倒也没出差错。想想冷战时期，有几次，我们真的是命运悬于一线。一不小心，全世界就被炸掉了。科学像是一只打开的潘朵拉盒子，放出来的东西可能极具杀伤力。[6]　　　 我们唯物主义者之所以唯物，是因为我们把人当人看。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只有尊重人性，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造福于每个人，并不断挖掘人自身发展的潜力。从工业革命发明了扩大和增强人的体力的工具，到知识经济创造了扩大和增强人的思想的工具；从近代经济全球化的福特生产线，到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消费者在线定制产品；从信息技术的应用，到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另一面：人越来越尊重人性。一个新学科诞生了，这就是生物伦理学，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尊重人。我们应把它视为人类的历史进步，过去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学科在产生之后专门搞一个有关伦理的学科。如何提高效率，人类已经找到了基本方法，这就是发展科学技术；如何实现公平，人类仍在探索。科学与伦理的结合会不会是人类实现公平梦想的基本方法？这话说得或许过于绝对，但不能回避的是实现公平的基本前提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我们是谁？我们是尊重自己的人。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我们会变成更关爱人性的人。如何达到我们的目标？以和谐的方式处理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这应该是科学家与神学家联手探讨人类未来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启示。人类社会从来就充满矛盾和对立，关于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济全球化与闭关锁国的争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停止；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争，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内容。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了人自身的发展，我们应该尽全力致力于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事业，把争论的主题集中于如何尊重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文章，人们是不喜欢读的；口若悬河，漫无边际的空泛议论，也是人们讨厌听到的；只有着眼于大众，放眼于未来，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这正是马克思本人的个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　　　 因此，只有尊重人自身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才是可持续的；只有发扬人性，才能实现全球化与大众化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