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倒闭背后：赌博作怪？2009年02月02日

 浙商号称“天下第一商帮”。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群最不愿墨守成规、最富冒险精神的人，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把中国人发现市场机会的能力和商业经营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正是骨子里那股天生的“赌性”，不仅阻碍了他们获得商业上更大的成功，实现整个群体质的飞跃，在全球经济危机突袭之时，更成了威胁其现实生存的一把利刃。

每年数以十亿元计的巨额赌资流向澳门，而且基本上有去无回；遍布本地的地下赌场，吸引着男男女女们狂热的心；围绕着“赌博”形成的产业链，严密而完善——这一切都让人为先富起来的浙商感到担忧，同时对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及其可能的结果产生疑惑。

救救那些嗜赌的浙商，也救救正经历着青春期躁动的中国民间商业文化。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一线调查

浙商倒闭背后：赌博作怪？

对很多人来说，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难以忘怀的，而曾经在商场得意的浙江义乌人李辉（尊重本人意愿，此处为化名）却宁愿赶快忘掉这一年来接连不断的霉运。

从前身家近千万、出入宝马车，如今一贫如洗、有家不能归，李辉　　后悔做错了一件事：赌。

更让人吃惊的是，江湖传闻“浙商嗜赌”并非空穴来风，李辉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民间最活跃、最成功的一群商人，难道最终也要栽在“赌”字上？

初涉澳门

2008年年底的一天，杭州迎来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气温骤降至摄氏零度以下。在杭州体育场路附近一间茶室里，李辉一边喝着醇香的龙井茶，一边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是这里的常客，每年龙井新茶刚刚上市的时候就会过来，喝完茶后，茶室老板都会送给他一些新茶带走。

“我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这年头，赢了怕露富，输了怕丢人，谁愿意接收你的采访？想找赌博的人，算你找对了。”一个连遭挫败的人，居然仍不失豪爽。

李辉大口大口地抽着香烟，只是不再是以前47元一盒的硬中华，而换成了17元一盒的蓝利群。记者很难将面前这个神情有些焦虑的中年男人与两年前认识的那位意气风发的商人联系在一起。

两年前，李辉还是义乌一家不大不小的纺织厂的老板，效益好的时候雇有二三千名工人，自己日子过得很风光很滋润。现在，他把厂子卖了，房子也卖了，跑到杭州租了一间几十平方米的房子住着，轻易不敢回义乌。

当初，记者只是从他身边的朋友那里隐约知道他爱赌上两手，但没想到，一个“赌”字竟使他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李辉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老板总喜欢跟老板在一起，交流经验，沟通信息，也一起娱乐——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个地方关上门“小搞搞”（当地方言，即赌博）。

李辉说他难以免俗，跟着学会了赌博。开始时，大家真的只是“小搞搞”，筹码不高，输赢不大，“小赌怡情”。但好景不长，有些老板去了一趟澳门旅游，回来后大谈在那儿参赌的神奇感受。于是，已经上瘾的李辉决定也到澳门玩一把。

2007年“十一”黄金周，李辉头一次去澳门是跟着旅行团走的。他还清楚记得，那一次的感受可以用“震撼”一词来形容：一辆辆大巴士把刚刚抵达的游客一批批地送到那些豪华的酒店前，装修美轮美奂的餐厅和购物商场，各色各样的演出，特别是充满神秘感的赌场，就像一个巨无霸式的吸盘一样，一瞬间就把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得干干净净。

“这么多人光天化日下公然进行赌博，让我大受刺激。”李辉说。

当时他心里就像猫抓似的，跃跃欲试，马上换了1000元的筹码，心想输光走人。可惜手气不好，最多时输了近2000元，只觉得血往上冲，手心里全是汗。他说他不记得后来怎么又赢回来了，最终赢了大概有8000元，带着初战告捷的得意心情，李辉离开了澳门。

联手出击

正是这一趟澳门之旅，还有当天赢来的8000元，彻底改变了李辉的观念。他想，办企业赚点钱真是不容易，竞争如此激烈，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很可能前功尽弃。而澳门的赌场，让他看到一扇敞开的大门，走进去就能一夜暴富。

接下来那段日子，李辉好像着了魔一样，只要厂里的生意不太忙，就会抽出几天跑到澳门去，从一开始的图个新鲜玩玩，直到后来越陷越深。

由于跟旅行团出去不太方便，李辉索性办了港澳通行证，有时候直接去澳门，有时候从香港借道过去。2008年起，国家为刹住内地人赴澳赌博之风，收紧了澳门出境审批手续，李辉索性办理了护照出入境。再后来，赌红了眼的李辉干脆采取偷渡的方式，悄悄往返于珠海和澳门之间。

一年时间里，他去澳门豪赌不下50次，成了赌场贵宾房的常客，赌注也越下越大，从几百、几千元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

起初李辉还是能“见好就收”的，通常随身带去两三万元，输光就走人，赢了也不恋战，而且运气居然不错，赢的比输的多，到2008年年初粗略一算，累计赢了100万元左右。直到有一天，他在赌场里遇见一位义乌老乡，局面才发生了转折。

这位姓马的老板经营义乌一家规模和名气都很大的袜业公司，在当地袜业同行里能排到前5名。李辉第一次见到对方时颇为意外，因为那家袜业公司经营得很好，而马老板在义乌的口碑也不错。

两个老乡本来很熟，此时赌场内撞见，难免都有些尴尬，但彼此相对一笑，心照不宣。马老板显然是赌场中的老手，每次几万元、几十万元的下注，眉头也不皱一下，出手之阔绰一下就把李辉给震住了。李辉　　把心一横，决定与他联手出击。

然而正是因为大手笔“跟注”，让李辉遭遇“滑铁卢”。马老板运气不好，输得很惨，赔进去的钱大概有几千万元，而李辉不仅将原先赚的那100万元输光了，还多输了不下100万元。

眼睁睁看着自己十几年来辛苦赚来的钱被赌场吞噬，李辉很不甘心，总指望有一天能起死回生。2008年年中，恰逢外贸不景气，李辉的纺织厂效益下滑，输红了眼的他索性将办了8年的厂子作价300万元卖掉，带着这一大笔钱他再赴澳门，结果没几天又打了水漂。

“短短一年，500万元扔进赌场，连水花也不溅起一朵。”李辉懊悔地说。最后一战时为了翻本，身无分文的他向相熟的赌场中介（俗称“码仔”）借了50万元高利贷，结果再欠下一屁股赌债，灰溜溜地回到义乌。

为了还赌债脱身，他不得不把自己在义乌的数百平方米豪华大宅300万元卖掉，跑到杭州租了一间几十平方米的房子，深居简出。对他来说，如今回趟义乌都是一件奢侈的事。

浙企倒闭潮背后

李辉透露，在义乌和温州，像他一样频繁前往澳门碰运气的商人赌徒为数众多，有些人每次要准备上百万元的赌资，这些钱基本上是有去无回，反而还会欠下一大笔高利贷。

“跟他们比，我还算赌瘾比较小的了。”李辉自己解嘲说。

广泛流传于义乌、温州坊间的一些“故事”，经常会提到当地某些声名赫赫的大企业，因为老板好赌而导致资金紧张、经营困难，似乎也从侧面验证了浙商赌博风气之盛。

比如李辉在澳门遇到的那位马老板，其袜业公司2008年上半年时资金周转确实遇到困难，为此不得不向另外几家企业紧急拆借。该公司对外的解释是，由于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认识不足，错误预估了金融形势，导致企业投资规模过大，扩张过于急速，才遇到了资金上的瓶颈。

但李辉说，马老板嗜赌是不争的事实，为此还把公司全盘交给一位亲戚打理，去年企业爆发资金危机时，他们欠了六七家银行一共两亿多元的贷款到期未还，马老板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同行拆借资金渡过难关。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2008年浙企大面积倒闭潮中，除了一部分企业确实是受累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出口订单萎缩外，还有不少则是因为企业主赌博赔钱、借高利贷造成的“非正常死亡”。

2008年11月下旬，温州小有名气的鞋企信瓯制鞋有限公司突然倒闭，老板石建欧逃逸。这家鞋企总资产1700多万元，鼎盛时员工有七八千人。据温州制鞋业一位资深人士称，石建欧投资四川某地产项目失利，损失了近1亿元，为了挽回损失，他跑到澳门想博一把，结果又输了6000万元，只好跑掉了。

几乎与此同时，温州吉尔达、东艺、飞驼、泰马等几家知名鞋企突然倒闭或面临倒闭，有说法称是因为几家企业的老板到澳门赌博，总共输了约13亿元。

义乌知名企业、中国饰品行业老大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近期也备受参赌传言困扰，据说她的家族有人参与赌博损失上亿元，连累集团资金链吃紧，甚至连放高利贷的对其都避之唯恐不及。

上述坊间传言后经警方介入查无实据，但常言道无风不起浪，义乌、温州部分商人好赌成性，看来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新闻视野

浙商赌博“生态链”

由于去年国家严控内地居民出境赌博，那些嗜赌的浙商去澳门碰运气的难度越来越大，浙江本地一些早已消失的地下赌场又日渐兴盛起来。而地下赌场、地下钱庄及担保、洗钱等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承载着也蚕食着一道非常庞大的资金暗流。

暗访温州地下赌场

《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在温州调查采访时，很多线人包括出租车司机都表示，“只要你愿意，可以带你去赌场‘玩’一把。”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来，在警方的持续打击下，温州的地下赌场不断转移“阵地”，从原来的茶馆、坟场、山头到后来的宾馆，如今又有转移到最不起眼的普通居民家中的趋势。赌徒们在分散各处的“家庭赌坊”中，依然一掷百万，警方难以有效监控。

记者经人辗转介绍，结识了做担保生意的温州人小林（化名），他的姐夫就拥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家庭赌坊”。在小林的指引下，记者来到温州鹿城郊区城乡结合部一幢四层楼的民宅外，小林说那就是他姐夫经营的赌场。

远远望去，那栋民宅楼下是一个汽车修理行，二楼以上的几层窗户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小林说，那个汽车修理行也是他姐夫开的，很多赌客开车过来，假装修车或者做汽车美容，然后人直接跑到楼上去“玩”了。修车的师傅们兼职望风，万一有啥风吹草动，马上通知楼上的赌客，这幢楼的四楼跟旁边一座工厂的仓库修有通道，紧急情况下赌客们可以迅速疏散。

记者曾试图请小林“带上去看看”，但被婉拒，理由是他姐夫规定进去的必须是熟人，而且都必须“会玩”，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肯定要吃闭门羹。

小林说，赌客们有的头天晚上十一二点就过来，有的是早上八九点钟才来，但一律只玩到下午4点钟就收场，雷打不动。一般他有事要找他姐夫谈，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联系上。

在耐心等待了2个多小时后，下午4点刚过，果然陆续有人从那栋楼上走下来，直奔修车库开走车子，还有一些车子从后面的仓库里开出来。

小林说，这样的赌场在温州市鹿城区不多见，一般“玩”的数额也不大，一场下来，顶多输赢也就一二十万。在温州下辖的乐清、瓯海等赌风更盛的县市，地下赌场要多得多。

据小林介绍，前些年他曾经去过温州瓯海的一个“山头赌场”，赌场老板凭借着山体地形，开辟多个窝点，每天轮流开赌两场，每个窝点通常设有多道关卡，每道关卡相距30至50米，赌场里的通讯设备都很先进。

据温州一位长期从事反赌工作的警方人士告诉记者，有些赌场甚至在派出所门口布置“哨位”，警察一出动，他们马上给赌场通风报信。

2008年11月份以来，温州市公安机关开展了严厉打击各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百日整治”行动。但上述警方人士也坦承，那些赌窝大都经过精心挑选，一般设在海拔一两百米高的隐蔽山头上，进山只有一条路，却有多处逃跑的小道，给警方的抓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利益链条 环环相扣

在温州地下赌场里的人并不全是赌客，除了经营赌场的庄家外，还有看场的人和“码仔”，以及专门放高利贷的，专门替人追债的，或者专门记账的，分工很细。

以小林姐夫经营的赌场为例：他姐夫是庄家，每场赌局下来，要从赌资里面抽走20％的“头薪”，一部分给看场和望风的人提成，其余都是他的——仅此一项，他姐夫一晚上就有一两万元左右的收入。

专门放高利贷的人，往往是提着一袋子现金等生意，有“九五款”（借出1万元实际只给9500元）的，还有“零零款”（借出1万元，先从里面扣除1000元）等等。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怎么办？有专门追债的人负责，其实就是打手。

据去过义乌一些地下赌场的人说，当地赌场台面上几乎看不到有现金，原来赌客进来是不用随身带钱的，下注都用筹码，事后庄家会通过网上银行把钱打到赢家银行卡上，输家则在约定的时间里把钱打到庄家账户上。如果一时没钱，欠着也行，但要收高额利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因为根据现行法律，查处赌博案件时定罪的轻重是依照现场查获的现金数量，而不是筹码多少。

由于经营地下赌场能带来暴利，屡屡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2006年9月4日，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原温州至洞头航线码头两个地下赌场团伙因为赌债纠纷发生“火拼”，双方人马持械斗殴，甚至开枪互射，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

幕后

以贸易汇款做掩护

赌资出境路线图

如今已经戒掉赌瘾的李辉说，如果要反赌，他建议第一是要打击赌场中介，即所谓“码仔”，第二要严厉制止偷渡澳门的行为。

按照海关规定，通常内地游客赴澳门时只可随身携带不超过2万元的现金，但对习惯阔绰生活的企业老板来说，这些钱只够在澳门几天的正常开销。那赌资怎么办呢？

李辉说，熟悉门路的赌客到了澳门后，自然会有人提供筹码，等分出了输赢，也有人在内地进行结算，赌客管这种人叫做“沓码仔”，或干脆简称“码仔”。

所谓的“沓码仔”，其实就是为赌场拉客的中介。赌场通过他借给赌客一笔“沓码”作为启动资金，条件是赌客必须把“沓码”用完。“沓码”不同于一般的筹码，不能兑换现金，赌客用“沓码”赢回来的筹码才可兑换现金，赌场最后会按一定比例给“沓码仔”提成。因为不需要支付现金，赌客很容易被麻痹，大笔的钱就这样输掉了。

李辉说，他本人即深受“码仔”所害。起先去澳门的时候，自己身上都带有现金，但往往没赌几把就输完了，去的次数多了，就有“码仔”找上他，双方约定，他出发前先将赌资打到“码仔”在内地指定的账户上，由“码仔”联系“蛇头”带他偷渡，确保安全。偷渡时一般从珠海过去，水路费用在6000元左右，陆路费用要高些，在1万元左右，每次到澳门后，有专人专车在澳门码头迎接，直接住进赌场的酒店，吃喝玩乐赌，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

李辉称，他认识的“码仔”账户设在福建的泉州，赌资是以公司之间贸易汇款的方式打过去，他先后共往这个账户汇进去近200万元，每笔金额都在5万~10万元之间。

“实际上去澳门豪赌的人，大多都采取这种方式输出赌资。”李辉说。

浙江某外贸公司一位从事国际贸易结算的人士也表示，借助贸易汇款做掩护汇出赌资“很正常”。具体操作模式有三种：其一是内地公司通过香港设立的业务机构，由香港当地银行开出支票或电汇，直接进入赌博公司账户；其二是利用贸易往来汇兑过程中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汇率波动，隐瞒账面差额，变相输出赌资；其三是注册空壳贸易公司，在没有任何业务的情况下虚构贸易往来。但这位人士表示，最后一种模式稍显繁琐，赌客用得比较少。

李辉说，有一次在澳门玩大了，所带的钱全部输光，情急之下他直接找到“码仔"借了50万元，不幸连本带利都赔进去了，在“码仔”步步追逼之下，最后不得已找到了义乌那位金老板做担保才得以脱身。这笔债到现在都没还清。

据李辉自己估计，仅温州和义乌两地商人像这样在澳门输掉的赌资，一年至少有10亿元，至于整个庞大的浙商群体，有多少资金被赌博的旋涡卷走，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专家在线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 定义浙商30年

定义一：发展阶段

关于30年来浙商发展阶段的划分，目前有几种比较常见的说法，最通俗的一种是按照创业条件划分：

第一阶段是“做人家不愿做的事”，即从事一些社会声望和评价较低的职业——摆地摊、补鞋、弹棉花、走街串巷收破烂，这是浙商的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是“做人家不敢做的事”，即所从事的经营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书福的创业经历，从最初的砖瓦厂，到后来的冰箱厂、摩托车厂，直至现在的汽车行业，他最初的创业都是在政策和社会舆论不允许或不看好的环境下进行的；

第三阶段是“做人家做不了的事”，这一阶段的创业对资金、人才、技术、管理水平的要求比较高，存在不少门槛。

还有一种比较理性化的划分方式，它同样将浙商创业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挣钱”阶段，即创业者是靠辛苦劳作、个人打拼掘得第一桶金；

第二阶段是“赚钱”阶段，即品牌战略、资本经营“钱生钱”的阶　段；

第三阶段是“来钱”阶段，“来”的繁体字中包含三个“人”，形象地说，这一阶段的经营，企业家无须事事亲历亲为，只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投资和经营便可。

“挣钱——赚钱——来钱”的发展阶段，通俗地说，也就是从“辛苦打拼”到“自身经营”再到“经营人力资本”的过程。

定义二：地域差异

从地域上，简单来说，浙商可以划分为四个小板块，即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嘉（定）湖（州）、浙中板块。这四个板块之间的内涵差异，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特质、产业结构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业历史文化几个方面。

就温台商人而言，首先，他们的流动性、迁徙性是浙商群体中最强的。从“行商”还是“坐商”的角度来看，温州人的行商风格最为明显，在世界各地也走得最远；从地理分布来看，温台商人空间分布最广、流动性最大，迁徙性也最突出。

其次，温台商人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和自我意识，统计表明，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组织是最多的，其中很多商会是自发组织的。

第三，温台企业家创办企业的产业稳定性也是最强的，往往是朋友之间相互复制、代际之间进行传承。

第四，从温台产业结构特征来看，其轻型化的产业结构特征较为明显，典型的是那些“一只手”就可以拿着走的轻工产品，甚至不需要“一双手”。如眼镜、打火机、皮鞋、服装、低压电器、阀门，都是温州轻工产品的典型代表。温州人之所以选择这些产品，与当初当地与外界交通不发达有关，是地理特征、产业渊源和商业历史文化等多因素综合的产物。

宁绍板块商人的特质和温台又有差异。宁绍商人的最大特征是机敏而务实、低调。绍兴浙商的实力和绍兴发展模式的内涵一直被外界忽略，其实他们创办的企业往往产业规模比较大，末端产业比较少，产业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并非一两人单打独斗可以维系。这点也可以从每年的百强民营企业评选看出，浙江省民营企业100强中，绍兴历来是最多的，平均占据30多个席位，达总数的1/3以上。此外，海外宁绍浙商创办的企业也往往是大规模企业。

杭嘉湖地区作为鱼米之乡、江南水乡，当地人的生存压力不大，与南边的温台人相比，当地浙商冒险意识相对较弱，改变现状的动力不足，因此起步也相对较迟。在流动性方面，杭嘉湖三地选择外出经商的人比较少。但是，由于当地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人口素质也相对较高，这一地区的浙商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企业密度也比较高。

浙中板块中，最典型的就是以义乌为核心的盆地地区。可以说，以义乌商人为代表的浙中板块，既有浙南温台商人的特征，又有浙北杭嘉湖商人的特点。浙中商圈中，义乌、东阳、永康都具有悠久的产业文化传统，如义乌的货郎担、永康的五金、东阳作为百工之乡都有很好的手工业传统。浙中板块的总体特点是：企业个体数量多，产品的辐射力很强，但本地大型企业较少，产品规模小，产业的流动性也不足。

定义三：代际划分

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是三代人，第一代是30年前开始创业的鲁冠球、徐文荣、沈爱琴等人，他们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开之前就已开始创业。

第二代是80年代的浙商，比如1986年开始创业的传化集团，1984年开始创业的南存辉和胡成中，西子联合控股王水福的事业则从1981年肇始，现在影响力大的浙商大多数从80年代开启创业历程。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之前，那时的浙商创业还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第三代是90年代开始创业的浙商人群，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家政策逐步放开，提倡大力发展私营企业，此时涌现出了一批新兴民营企业。如果进一步划分第三代浙商，还可以将1998年以后出现的马云、孙德良为代表的新经济网络产业归为第四代浙商。

定义四：三大软肋

首先是文化性的弊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使浙商形成了“人人做老板”的文化，这在早期是有利的，它营造了百舸争先的创业氛围。但是到了后期，这种文化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一个原本可以做到10亿元规模的企业，却因为人人都争做老板，一分为十。

二是浙商不善于真正的合作。这种不善合作一方面表现在人力资本的合作，即不少企业家只相信自己人，任人唯亲唯熟，不善引进职业经理人，即使引进也对其不放心、不放手，导致职业经理人“进不来、留不住、用不好”。另一方面表现为缺乏产业合作，目前浙江不少产业集群内部都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三是浙商的品牌创新意识还比较弱。对以差异化、创新、品牌为特点的创新竞争还不够积极，多数是本着拼价格的想法。

记者手记

浙商的桎梏

浙江商人李辉说，他天生好赌，经商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但也正是因为好赌的天性，他迷恋上了赌博，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为赌博而疯狂，可以不睡觉，也可以不吃饭，但就是不能不赌博。自从爱上赌博，他众叛亲离，恶名远播，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信任他的人，身边只剩下那些和他臭味相投的赌友。人家做生意是为了赚大钱，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也为家乡发展做一份贡献。而他呢？到头来经营纺织厂仅仅就是为了赚点赌资，输完了借，借完了输，厂里有点小利润就赶紧拿来还债，还完了再去赌，赌输了再去借，就这样日复一日重复着他困窘的人生。

李辉说了句大实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而赌博，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赌徒们不劳而获的心理在作祟。都说赌博有赢有输，可是赌徒们想到的往往是赢钱之后的欣喜若狂，对于输钱的恶果却视而不见，以致越陷越深。当然也有更多人是因为一时暴富、精神空虚，他们拿着大把的钞票，追求的只是赌博所带来的瞬间刺激。

跟李辉一样，精神上贫困几乎成为了嗜赌浙商们的标签。大多数浙商出身于草根阶层，当他们自身的素质明显落后于企业发展的速度，不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时，这将成为最大的桎梏。

一位成功的浙江商人说过：“赌性，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天赋，而浙商的赌性，举世无双。因此他们才能成为‘中国第一商帮’。”

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缺乏赌性，往往会失去大好机会。而过去多年来，正是凭着敏锐的市场嗅觉、好赌的天性、过人的胆识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浙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以说，一部浙江乃至中国沿海省份的改革开放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浙商所书写。但眼下，浙商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企业家需要更多的创新，需要更长远的视野，浙商能经得起这一次严峻的考验吗？

法国有句谚语说：“赌徒的钱包上没有锁。”清朝的蒲松龄则云：　“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

曙光闲话

赌徒与赌徒式企业家

浙江的企业家好赌，福建的企业家就不好赌吗？未必。说企业家好赌，官员就不好赌吗？末必。说中国人好赌，美国人就不好赌？也未必。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赌博绝非中国人之所好。中国有句老话，说是“劝偷不劝赌”，一个人穷途末路时，你让他去偷东西，也别让他去赌钱。可见国人恶赌之心由来已久。但现在国人好赌之“盛况”举世震惊，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主要是物质财富急速增长后精神价值观的缺失。

但作为一个搞企业或是搞事业的人来说，“赌”字又可分为两层含义。一是赌钱，二是冒风险。

据说日本军阀山本五十六就对赌博尤为着迷。据记载：他在军队里常与同僚赌，与部属赌，还常跟艺妓赌，走到哪里，赌到哪里，赌技超群。玩扑克、打桥牌、下围棋、打赌都称得上是行家里手。1910年，山本为一件不大的事与他的好友一下子赌了3000元，这在当时也算一笔“巨款”，结果山本输了。虽然是玩笑之事，可山本却坚持还债，每月从薪金中扣，一直扣了十几年。后来山本当武官出使欧洲时，进过好几个国家的赌场。传说由于他赌艺太精，赢钱太多，有的赌场经理禁止其入场。山本也曾夸口说，如果让他在世界上逍遥两年，赢的钱至少能买几艘大军舰。当然，山本五十六并非以赌钱闻名，而是他将赌徒心态用到他的战争事业上，而且与他在赌场上一样，也是大输大赢。奇袭珍珠港就是他最大的一次人生赌博。他成了赢家，而后来的中途岛一战他又成了大输家。

现在的企业家也是如此，行业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等无处不在，没有点赌徒精神，没有点风险意识还真干不了这一行。朱新礼把汇源果汁当孩子一般养了这么多年，但深知其中风险，常在江湖走，哪能不挨刀？所以及时收手，24亿美元卖了个好价钱。当然也有不畏风险，继续在江湖上行走的，如柳传志、张瑞敏等，不仅行走国内的江湖，还闯进了国际江湖，现在金融风暴来临，输赢还未可知。搞企业多少与赌博有些相通之处，博弈论不就是从赌博中发展出来的吗？

但真正的企业家仅有冒险精神还远远不够。著名企业管理学家东方赢曾总结出一套“企业跨越式发展理论”。他将有跨越式发展的企业规律归结为九条：第一条是抢先到位总原则，也就是抢商机；第二条是滚动割据总方法，就是抢市场份额。最高的一条，就是第九条“高端思维”。是指超越常人的一种价值观和人格。这才是真正优秀企业家最核心的素质。而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只能做到前两条，最高的境界鲜有能及者，这恐怕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问题。所以中国赌徒太多了，而有赌徒精神的企业家太少了。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新闻链接

2008年浙企

“倒闭潮”部分案例

■2008年6月，中国缝制设备行业领头企业浙江飞跃遭遇资金链危机，传言企业申请破产。

■2008年6月，浙江旭莱服饰发展有限公司背负巨额银行贷款，女老板蒋连珍一家神秘失踪。

■2008年7月，浙江义乌昔日的明星企业金乌集团，因数亿元巨债而“土崩瓦解”，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失踪。

■2008年7月19日，浙江云光泵阀制造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

■2008年8月，前福布斯富豪、浙江金义集团董事长陈金义，被传背负巨债神秘失踪。

■2008年8月12日，浙江一新制药股份公司董事长郑亚津自缢身亡。

■2008年10月，中国最大印染企业浙江绍兴江龙控股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董事长夫妇失踪。

■2008年11月，温州著名鞋企、温州信瓯制鞋有限公司破产，成为温州首家倒闭的鞋企，老板石建欧逃逸。

■2008年12月，浙江影视大亨、上海亨宏事业公司法人代表、中视新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强被传负债16亿元后失踪。

新闻DNA

浙商：徘徊十字路口

浙江民间资本活跃，义乌、温州、宁波一带经商成功者尤多，富足的生活，花不完的钱，为一部分沉于享乐的商人走入赌博歧途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好赌”的温床

到澳门的内地客中又数浙江人最多，他们不仅成为赌客的主力，有不少还当上了“码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放数”（放高利贷)。

据了解，在澳门赌权刚开放前，赌场客源主要来自香港，当时的“码仔”（赌场中介）也多以香港人为主。2002年赌权开放后，又适逢中国内地许多省市实施了港澳“自由行”，内地游客到澳门很方便，赌场上的内地赌客骤增，其中有很多是先富起来的温州商人，他们往往是成群结队而来的。

据统计，2004年澳门回归5周年时，赌税一项累计超过了130亿澳门元，来自博彩业的各类收益（不包括食宿）高达273亿澳门元。而据澳门旅游司统计，访澳旅客中内地人占绝大多数，一般每年黄金周期间访澳游客中，六成以上来自内地。

一位经常去澳门赌博的浙江商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些内地客中又数浙江人最多，他们不仅成为赌客的主力，有不少还当上了“码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澳门“放数”（放高利贷）。

据说一些温州人靠澳门博彩业的上下游利益链发了财，短期内又无法取得澳门居留权，索性在珠海买房，白天过关上班，晚上回来居住。现在温州赌客中知名度很高的两个“码仔”，以前不过是温州本地的小混混，后来去澳门包了两个赌场挣到钱了，于是大模大样地经常往返于温州和澳门两地，邀请温州商人过去赌博。

“太太赌博团”

“温州太太赌博团”有的一次下注少则万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豪气”甚至超过男赌徒，成为当地一道奇异的“风景”。

2008年12月22日，记者在温州采访时恰好碰到温州警方查处一起妇女团伙赌博案件，现场抓获的24名赌徒中，19人是女性，年龄大都在30岁至50岁之间，最大的一位老太太已经72岁了，而最小的一个女孩居然还是“80后”。

据警方事后核对资料，发现这些女子中竟有近一半是有赌博“案底”的，那位72岁的老太太就因赌博被治安大队抓获过3次。

温州市鹿城区江滨派出所所长陈可浩说，这几年他们抓到过好几批赌博“娘子军”，这可能算得上是“温州特色”了。

有浙商研究专家称，浙商是全国赌博最凶的商人群体，以前主要是男人在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主要原因是温州民营经济发达，老百姓家境普遍比较宽裕，这为一般很少赌博的女性参赌提供了物质基础。

实际上，男人在外面忙着做生意，在家的太太们闲来没事赌博消遣，在温州民间已经司空见惯。还有一些自己开店的个体女老板，把门店交给营业员看着，也喜欢借赌博打发时间。

温州当地一家报社跑政法线的记者透露说，以前外界只知道“温州太太炒房团”，其实“温州太太赌博团”更厉害，她们有的一次下注少则万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豪气”甚至超过男赌徒，成为当地一道奇异的“风景”。

“经济浙商”须转变

浙商要摆脱赌博等低级文化，做到善待财富，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摒弃“暴发户”心态，提高自身素质，追求更高级的文化形态，实现更有价值的人生理想。

对浙商文化深有研究的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翁礼华认为，部分浙商热衷赌博，不善待财富的最根本原因，是整体素质有问题。

据翁分析，浙商群体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农民经商机会成本很低，所以那时做出名堂的浙商，大多是农民出身。

“农民有一个天生的弱点，就是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养低，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比较简单，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往往很直接。”翁礼华说，“当他们追求到以往难以想象的大笔财富后，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需要另外一种形式来满足人生的幸福感，但有限的文化水平又制约了他们，于是只有转向花天酒地、奢侈浪费，或者选择了赌博。”

翁认为，浙商要摆脱赌博等低级文化，做到善待财富，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摒弃“暴发户”心态，提高自身素质，追求更高级的文化形态，实现更有价值的人生理想。

“江浙一带富豪多，有钱赌，自然就赌得大。”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这说明企业家成功后能否自律十分重要。”在他看来，浙江目前最成功的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都相当良好，但浙商整体水平确实有待提高。

浙江省一位政府官员曾总结说，当企业家积累相当数量的财富后，摆在面前有几条路：赌毒之路，虽有一时之娱，却是一条绝路，越走越险，走不通；守摊之路，虽可以小富即安，却是一条小路，越走越窄，走不长；创业之路，虽充满艰辛，却是一条明路，越走越宽，走得远；慈善之路，虽是一条正路，但也必须以创业为基，创业为本。

而眼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让经营出口外向型企业为主的浙商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是产业升级转型、多元化与专业化，另一方面是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与矛盾，再加上沉迷赌博导致资金大量流失。浙商能否走出空前的困局，确实令人担忧。

“希望浙商能够完成从‘经济浙商’到‘人文浙商’的转变。”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青年学院副院长王曙光教授说。

访谈 浙商创业激情在消退

        ----访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中国经营报》：当前浙企出现的倒闭潮中，除了一部分的确属于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外，还有一部分受累于高利贷、赌博等，这些浙商的“非正常死亡”，折射出他们身上存在哪些软肋？

周德文：浙商整体状态我不好做评价，仅仅就温州商人来说，以前市场繁荣的时候，确实有不少商人好赌，但他们大部分还是忙着做生意，总的来说赌博并不是主流。

赌博和吸毒是社会毒瘤，是两大瘟疫，他们经常找财富较多的人下手，我们的企业经营者不可避免地成为重点侵袭目标。

《中国经营报》：尽管温州中小企业今年遭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我们看到温州人财富还是在不断增加，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德文：是的，刚刚过去的2008年，温州人把钱更多的是存进了银行。据统计，截至2008年11月末，温州全市市民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136.14亿元，首次超过20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4.05亿元，增长25.4%，市民人均储蓄额达26108元，增幅创历史新高。但另一方面，温州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 20%左右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这说明企业缺乏明显的投资方向。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浙商这一群体目前正面临着自满情绪滋长，创业、创新激情消退的现象，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很多商人盲目投资，企业大面积遇到经营危机，一方面又是大量闲钱没处花，找不到好的投资去处。这一切都为浙商参与赌博提供了资金支持。

《中国经营报》：国家目前出台了很多刺激增长的利好政策，资金雄厚的浙商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才对。

周德文：是的，随着中央4万亿拉动内需的投资计划出台，蛰伏多时的温州民间资金又能萌发投资冲动，其中一个重点方向就是正处低迷的房地产市场。2008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杭州等地到温州寻求民间资本支持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很多，我们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就是温州财团烂尾楼收购基金的牵头者。

此外，去年底出台的“金融九条”将民间信贷视为合法的“融资资源”，强调要予以规范，这在政策层面首次肯定了民间信贷的合法性。近期以温州乐清行业龙头企业民扬电器、长城电器、环宇电器为首的30余家企业抱团成立了乐清市投资俱乐部，集结大量民间资本，准备主动出击，积极寻找全国各地的投资机会。

《中国经营报》：2009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可能更困难，浙商特别是温州企业家们将如何面对挑战？

周德文：自金融危机蔓延以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温州是受到第一波冲击的城市。我们预计2009年春节以后温州将有30%的企业开不了门，到四五月份以后，将有40%中小企业可能处于停工的状态。

我们相信如此困难的形势，将促使温州商人重拾创业的激情。一句话，面对危机，温州商人更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抓住发展机遇，才能确保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