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

 来源：《新世纪》周刊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尚未实现 (博讯 boxun.com)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 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当代中国外交似乎有念旧的传统，凡是和中国有较多往来的外国政要，无论他们是否把中国人当朋友，北京领导人通常都把他们称为“老朋友”。在尔虞我诈和冷酷无情的国际关系中，如此重义、有时甚至轻利的外交风格实属罕见。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但在现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却是不合时宜的一大缺陷。
    
    今年1月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中国政府为此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甚至邀请美国前政要专程赴华参加纪念活动，包括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等人。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虽然在美国已被视为旧时代的符号，但在中国却受到圣贤般的尊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他们时，用“喝水不忘掘井人”这句俗语来表达敬意，足见中国人的有情有义。
    
    中国热情，美国冷淡
    
    可是，与北京的热烈气氛相比，华盛顿方面的表现却是极其冷淡。布什总统为纪念活动发了贺词，除此之外，美国再也没有其他相应的动作。国务卿赖斯原本要去北京出席纪念活动，但在加沙地带发生武力冲突后宣布取消，可见中美两国对纪念活动的重视程度是有落差的。当然，金融危机和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也使华盛顿提不起兴趣。
    
    除了上述几个原因，还有两个更深刻的原因。其一，美国毕竟是个追求实效和急功近利的国家，不大会在此类事情上做无用之功，把大量行政和财政资源投到得不偿失的事情上。再加上建国的历史短暂，美国似乎还没有重温历史的耐心。
    
    其二，美国毕竟依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其高人一等的姿态和作风已经成为习惯，当其他国家自认为是美国的朋友并以此为荣时，美国说不定根本就没有做如是想。在中美之间，这种情况显然也是存在的。按道理，建交和纪念建交都是双方的事情，若一方热心，一方无动于衷，那就是不对等和不平等的。
    
    就在北京高调举办纪念活动的同时，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对候任国务卿希拉莉的提名事宜举行了听证会。在回答有关对华政策的提问时，希拉莉提及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说美国将来对中国如何，要看中国在国内和国外做出何种选择。从外交角度来看，这当然是理性和专业的表述，但与中国官方热情洋溢的景象相比，未免显得傲慢和冷漠。
    
    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就是中国外交所一直面对的国际现实；而中美两国态度的强烈反差，也正是中国外交需要自我调整的必要性所在。不只是与美国之间，中国和其他国家，包括与欧洲国家的交往方式也有必要调整。就如希拉莉所说，中国采取的任何外交动作，也必须看对方作出的选择而定。
    
    利益需求驱使两国建交
    
    中美三十年前的建交举动，乃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尼逊）访华，都使中美双方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同时也使世界安全形势和大国实力均势为之一变。以基辛格当年的话来说，中美两国打破相互隔绝的状态，其意义可以与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成立相提并论。而就当前的国际格局和日益重要的中美关系而言，我们也许还可以对其意义给予更高的评价。
    
    但是，中美两国当初走到一起，是因为受到各自利益需求的驱使，是两相情愿的选择，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借助尼克松的访华以及中美建交，中国逐步摆脱了国际孤立处境，其大国地位也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同样，借助于中国的合作，美国得以早日脱离越南战争的陷阱，并在冷战中对苏联构成了更大的优势。因此，假若美国也有饮水思源的传统，那么，尼克松和卡特之后的历任政府，包括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在内，都应该常常想到那一段历史及其延续至今的现实意义。
    
    可是，事实非如此。美国的党派政治、两党轮流执政和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加上白宫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态度因人而异，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不够连贯和稳定。其结果是，每隔四年或八年，中美两国都不得不重新认识对方，从头再折腾和磨合一次。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磨合过程的起点，不是追溯和缅怀历史，更不是着眼于友谊、义气和温情，而是为赤裸裸的现实利益进行寡情寡义的斗智斗勇。这既是美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使然，更是其利益至上主义所决定。
    
    少一些情绪，多一些理性
    
    在过去三十年对美外交中，中国不仅获得了很多利益，而且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汲取了一些教训，使得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变得比过去更加冷静、理性、务实和有效。在向世界大国地位持续攀升的过程中，这是中国在外交上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
    
    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中国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交往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还有分寸拿捏不当的缺陷。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或者在双边交往中发生自己不希望看到的事态时，感性的反应依然容易多于理性的应对。例如最近这些年，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政府思考的角度不是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而是指责对方“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经常认为感情受到伤害，部分原因可能是决策过程中掺入了情感或情绪的杂质，对某个国家或某位“老朋友”存有一厢情愿的看法和期待。一旦事态的发展不如所愿，政府和民众就容易变得沮丧、错愕和愤怒。假若决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务实、理性的，甚至是冷冰冰的，那么，结果即便令人失望，也不至于引发群情激愤，官民都变得情绪化。 _(网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