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八十年代的一件小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8:25:55

今年,许多报纸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有一些报纸找我写文章,我只写过一篇,谈邓丽君的歌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邓丽君的歌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希望以后专门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给她一席之地,有时候流行文化对思想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主流文化,特别是对青年。
还有一件小事我很难忘,也写出来,或许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帮助。中国近30年的进步,其实非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小人物,历史不会记住他们,但历史进程中应该有他们的贡献。我从头说起。
1980年,我到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因为对专业本身没有太大兴趣,我很多时间是自己看书。刚到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住校。当时晋中师专的条件非常差,一开始是想住校而不得,但到了学校要求住的时候,我倒不愿意住了。
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我家住处离榆次法院很近,榆次人称为衙门街,我就经常去法院旁听,那时我对律师职业非常向往。1983年,榆次第一次招考律师的时候,我已留校编报纸,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找了我师专的学长底安民,从他那里借了一点关于法律方面的书,可惜当时学校领导不让参加考试,我这个律师梦也就破灭了。但那段时间,法院一开庭我就去,慢慢有了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至今还影响着我,那就是在法庭上看到所有被告,我感觉都是好人,都特别让人同情,当时的真实感受是被告无坏人,后来我明白,同情弱者是人最高的天性。人是非常脆弱的,再强大的人,在那种处境中,也非常可怜。后来我想,这种性格肯定是做不了法官的,因为在法庭上极容易对被告同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大概是1981年,我旁听了一个案子,至今还有一点印象。记忆中是一件投机倒把案。当时的法官是一位女士,那个时候榆次许多案子都是由她来担任审判长的,她的名字叫靳同(可能不是这样写,但读音不会错)。被告是一位工厂的技术员,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犯罪事实我记住了,是他在工作之余,帮一家工厂做了一点技术工作,人家给了他几百块钱,细节记不清了,但大体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印象中,那个技术员是南方人,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在法庭上非常沉默,想辩解而不得,眼中含满眼水,但努力不让流下来。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是当时榆次一位老律师,文革前可能就从事这个职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名字是叫张守中(至少读音如此)。这个因为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别人,收了几百块钱的技术员,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这个记忆可能不准确,但事实不会差太远)。
快三十年了,我有时候还记起那个技术员在法庭上的情景,我想在他一生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偶然做的一件事,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我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几年之后,这个技术员的案子可能早已改正(但愿如此),因为过了不久,他的行为不但不是犯罪,还是政府一度时期鼓励的,但这个技术员的一生可能已经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有相当多小人物的经历构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足迹。我那时旁听过很多案件的审判,以我现在非常有限的法律知识判断,多数是不公正的,这个不公正,不是因为腐败,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法官的水平和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我相信社会进步是累进的,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电视台经常有“讲述”一类栏目,我想以后也应当找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出来,让他们诉说一下自己的苦处,因为在时代中流逝的小事,放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却不小。老话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也应当是纪念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2008年9月22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