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女主播曾子墨对话传媒学者展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3日 13:22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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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凤凰卫视主播曾子墨和国内传媒界知名学者展江应凤凰网之邀就“社会能见度”节目和舆论监督的话题展开讨论。
展 江
1957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博士。曾在海军部队服役9年，从事记

者工作8年，1996年7月起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新闻媒介运作机制和战时新闻传播事业。已发表论文有《新闻事业成因论》、《新闻宣传异同论》、《<纽约时报>编辑机制探析》、《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与普利策新闻奖》、《从<焦点访谈>看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当代局部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反恐怖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等50余篇。2001、2002、2003和2004年组织了有海内外多学科学者参加的四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
曾子墨
生于北京，1991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一年后赴美 留学，就读于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主修经济，并于1996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纽约总部，担任分析员，从事美国及跨国的收购兼并工作。1998年回到香港，加入摩根斯坦利亚洲分公司，一年后升任经理。2001年底加入凤凰卫视担任财经节目主持人，曾经主持的节目包括《财经点对点》、《财经今日谈》和《凤凰正点播报》，现在主持的节目是《社会能见度》。
展江谈舆论监督
何为媒体监督？
展江：在西方也有媒体监督这个词，大概表述就是“看门狗”，和我们国内说的舆论监督概念是相通的。舆论监督现在在国内成了一个流行语，本来它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学术表达。舆论监督实际上是媒体在一定程度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国外把这个限定得很清楚，就是媒体捍卫公众利益的行为，这种角色就是我们所说的舆论监督。
但是舆论监督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主流话语，从官方文件，包括《党内监督条例》第三章第八节就叫舆论监督，再到学术界，再到老百姓，普遍都认可了这个概念。所以现在我们也认可它，而且它现在受关注度很高。再回到凤凰这些节目来说，我相信这期节目一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首先我们从凤凰的观众来看，凤凰的观众应该来说都是所谓的精英人群，也就是说影响社会走向和影响社会决策的，从事政治工作的、从事经济工作的，还有知识界，这样的人虽然人数在中国十三亿人里边不占大多数，但他们对决策层的影响，包括他们本身可能都是决策层的成员，所以我相信这种节目的影响已经出现了。
舆论监督对社会的推动
展江：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在反映公众的呼声，包括对权利的监督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到底是怎么产生它的影响，这种生成的机制，我们还可以做学术研究。但是我们从国内的一些好的媒体，无论像90年代中期，央视做的“焦点访谈”到后来做的“新闻调查”，到凤凰做的“社会能见度”，包括一些平面媒体，像《中国青年报》和许许多多的媒体做的报道包括言论来看，是共同推动了中国整个民主和法制，包括社会转型的进程。
还有就是跨越不同的地区和甚至跨国的舆论监督，包括国际法在各有关签署国普遍适用，像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一旦签字国立法机关通过了它，它的第19条，信息传播，意见的传播是不受制约的。现在也出现了跨国的监督。
舆论监督的不可替代
展江：我们都知道，监督权利有多种形式，包括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社会的等等，但是和舆论监督相比，他们都有他们的功能和局限，舆论监督有突出的优点，比如是一种社会付出成本最低廉的监督，如果来法院进行监督，旷日持久，而且花纳税人很多钱，像克林顿性丑闻案，花了纳税人好几千万，但舆论监督是由媒体来消化这个社会成本的，不需要由有关方面最后用纳税人的钱来做的。第二个优点是跨行业，它不受限于某一个行业和系统，比如说行政监督官员，那么非官员就不好监督，或者说党内监督整个监督党员，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是民主党派或者是无党派也掌握一些权利，像这种情况下监督就有死角，而舆论监督理论上说它可以消灭各种死角。
媒体监督是不是寻找超乎政治界限的监督？
展江：我想舆论监督当然是很重要的，媒体所代表的公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超越政治，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媒体都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包括受文化和法律的影响，应该和社会制度的安排是配合的，比如说讲到媒体监督是各种监督形式中的一种，可能会和其他监督形式发生互动。例如，像国家审计署李金华报告出来后，经过媒体报道反响很大。如果离开了有关国家执法部门或者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他们的正常的强有力运作和监督的话，媒体的监督也不能独立存在。
子墨与《社会能见度》
《社会能见度》的初衷
曾子墨：《社会能见度》这个节目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做成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更多的定位就是一个调查类的节目，希望能够接近新闻事件的核心人物，希望能够走到新闻事件的现场，让大家了解这个新闻事件背景是什么，是怎么发生的，让大家看到这一切，这就够了，这是我们的初衷。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既没有把自己当做监督者的角色，也没有做评判者的角色，如果当中有的话可能是无心的，并不是我们主观的目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从我自己和编导人员，也没有说有一个期待，说这一期节目做出来能够真的改变很多事情，我想很多东西是积少成多的。就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一个节目会改变某个法律或事情的结果，就像刚才展江老师所说的，在中国整个的转型期，其实很多事情就是积少成多，我们可能是千万分之一，但是没有小小的这一部分，事情也不会往前发展。
边缘性节目透明度的把握
曾子墨：我不觉得我做的哪个节目是边缘性。网友想说的可能是同性恋等等的。
即便我们做的“爱人同志”，我不觉得这期节目本身会是一个边缘性的节目，其实我们在选择任何一个选题的时候，都是想通过一个人，或者通过一个新闻事件能够展现中国当前转型社会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大家看到的这个人或事件其实只是展现在前面的一个代表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或者人一定是有代表性的，因此我不觉得他边缘。
但是尺寸确实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事情，包括去现场种种的状况，包括采访中的状况，包括最后剪辑出来，包括后来一个月或者半年节奏上的把握，分寸都很难的，这点希望展江老师多多指点。
子墨vs展江
调查性节目报道的分寸如何把握
曾子墨：今天刚一开始的时候谈到分寸的问题，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向展江老师请教的问题，无论是从节目整体的栏目的安排，还是到每一期节目具体分寸把握上面，我们一方面希望这个事件完全展示给大家，另外一方面不希望引起负面的效应，其实我们就是想提个建设性的建议，希望能够推动事件的发展，并不是要把矛头指向某一个官员。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被采访的对象，尤其是他们是弱势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不因为我们的节目而让他们受到影响？
展江：在中国做新闻，尤其是做调查性报道，应该说是一个具有一定风险又非常刺激的事业。去年开过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央视的评论部请了好几个国家的做电视调查的记者，像美国的CBS，澳大利亚的澳广，像BBC的记者和其他的一些学者来开这个会。他们来了以后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新闻资源非常丰厚，而且中国的电视人非常努力，也做过一些非常成功的节目。我想凤凰这几期节目拿给外国朋友看，他们也会非常赞赏的。
讲到令人兴奋和刺激的地方，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目前做新闻调查的困难，确实，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回答，就是分寸感怎么把握。首先我想媒体是代表公众传递信息和发表一些意见的；另外一个我们要逐步说服政府，与媒体达成共识，就是媒体是社会的减压阀，因为中国社会转型，那么多人口那么大地方，造成的情况非常复杂，产生的矛盾最后需要去舒解和调节和沟通，媒体就是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媒体作为减压阀不是给添乱的，不是让社会不稳定，而是一定程度是帮助社会消除这些不稳定。如果达成这样的共识的话，媒体的舆论空间会大一些。
另外一个具体的把握分寸我有一个建议，我们还是做一些具体的个案，我们就是做个案，如果做单一的事件就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和其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说做解释性的调查报道，就是针对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就取一些学者比较独到、比较成熟的观点，他们在相对比较擅长的领域做深刻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成果得出一些有限的，同时对广大观众和媒体的受众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们首先不能对自己的自我期待过高，过高了以后，我们肩上承担的社会责任过大，希望每一期节目影响到党中央、国务院，那我觉得不现实，而且这样可能也使领导觉得压力太大，这样做以后社会要崩溃。所以我提倡做个案，我相信我们个案做好以后，大家会想，会举一反三，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在我们单位存在，我们单位存在我们要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它，解决它和重视它。包括立法部门，哪些法律要修改，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这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
目前的情况下，我建议第一，限制一些层级，不要做得过高。第二个，做一些和我们通常高度关注的行政部门关系稍微远一些的领域的个案。比如说医疗、教育，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呼声，包括一些高级的政府部门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但这些部门相对来说不太敏感。 假设我们做高校的学术腐败案，这种事件也非常具有普遍性，但是不敏感。所以我提这两个建议，限制层级，然后在行政部门以外，再找一些可能滥用权力的机构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督。
舆论监督就是揭露社会阴暗面？
展江：应该说舆论监督就是揭露权力滥用现象，而权力滥用现象经常导致社会黑暗面的出现。这也要考虑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我们的传统媒体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的，而国外的媒体是以负面报道为主，我们的媒体可能习惯于充当喜鹊的角色，外国媒体是乌鸦嘴。以这次的卡特里娜飓风为例，按照媒体的报道，新奥尔良整个是个死城，实际上有些言过其辞了。 但是没有任何人追究媒体，它的就要是这样，媒体宁愿把社会现象说的过于严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到一种平衡，增加一些负面报道的比重，另一方面也考虑节目给观众造成的心理压力。如果说现在的《社会能见度》每一期都是黑暗面，到处都是死人、滥用权力和打伤，可能我们的观众还不能接受。
它在目前的媒体生态中不能成为独立的品种，必须本身是有张有驰的。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民生的、也可以做一些历史问题的，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张力。如果这个张力过大，媒体也好，观众也好，它都可能突破他的心理底线。
新闻报道质量与职业道德的冲突
子墨：我们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为了有一种现场调查真实的感觉，我们在夜里12点钟租了车，摸黑到人家家里做采访。有的时候节目的质量、感觉和出不出现场之间，在现场怎么保护被采访人，以及我们的安全，也是很困惑的事情。
展江：这主要是道德问题，因为在这方面没有道德法律，作为有道德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一定要考虑我的采访对象，在我的采访以后他的境遇有没有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应该通过另外两个办法，内部是我们从业者的一些职业规范，包括我们的一些技巧，确实要考虑到这些建议。即使不叫见义勇为，至少是充满了勇气，敢于揭露一些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这是人充满勇气的，但他们确实是有各种风险的。他有时也不能评估这种风险，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事先感觉不到，但过后他们会受到某种损伤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处理，我看到央视的处理，他们处理的非常严重，有时马赛克把声音都变了。我觉得要这样做。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呼吁学界，以及各方面有识之士，要通过某些法规、甚至是法律来保护反映侵犯公众利益行为、权利滥用现象、反腐败的有识之士，不要让他们承受因为站在公益的立场反映一些问题，最后个人蒙受不可接受的沉重的打击，和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迫害甚至是困境。
舆论监督报道节目的前景
展江：毕竟我们国家开放20多年以后，有了很多的进步，这种进步可能我们一时还感觉不出来，甚至有时候会有相反的看法。比如说，现在子墨能做这种节目，就是社会很大的进步。举个例子，最近媒体关于 矿难的报道非常多，实际上这并不一定说我们现在的矿难比过去增加了多少，而是媒体报道的多了。
这应该是社会开放的表现，至少在这方面，政府比过去开明多了。这种报道比过去及时快速的多，但是你不能反过来因为现在媒体的报道比较及时和充分，最后就认为我们现在全国到处都是灾难，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希望、成绩和问题是并存的，媒体以这种方式报道，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新闻报道。
子墨：我特别赞同，或者说展老师说那句话使我限感受特别深。对于社会能见度我没有太多的抱怨，我觉得能允许它存在，给它一个生长空间，我们作为创作人员很幸运，而且作为这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其实是他也是非常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