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赵勇：中国作家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南方都市报 200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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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道之赵勇专栏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总会听到一些议论。一开始，中国作家离这个奖越来越近的呼声好像比较强烈，然而，伴随着一年又一年的等待和失望，一些有识之士重新丈量起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距离，而丈量的结果又变得越来越不容乐观了。
比如，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尚远》(《新京报》10月16日)的文章中，我就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虽说‘西方列强’在以某种平衡的方式瓜分着诺奖的荣誉，但是平心而论，这些获奖者基本都在某个水平线上。至少在文学之外，他们都有明确而勇敢的政治主张。凯尔泰兹对大屠杀的反思，帕慕克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奈保尔对伊斯兰教国家坦率的批评，耶利内克对保守的维也纳市民社会的唾弃，品特和莱辛也是旗帜鲜明的左派，对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激烈的抨击。没有鲜明批判性价值观的作家不可能是大作家，否则他们华丽的文字技巧难免要沦为雕虫小技……当然，这也和国情有关，中国现在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文学作家’生产基地，绝大多数作家几乎都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纯小说’，甚至等而下之，成为权贵的附庸。”如果此说法有其道理，中国作家最好就别再等下去了。因为照现在这架势往下走，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作家依然与诺奖无缘。
只是，上述说法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不得不深长思之。在许多人心目中，既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自然是靠文学作品来说话的，为什么作家的政治主张也会在评奖中明里暗里发挥着作用？我觉得这既牵涉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隐含着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问题。文学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但它显然隐含着作家的某种政治诉求，所以纯而又纯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纯文学”之说，但现在想想，所谓的纯文学很可能只是一种修辞策略，因为那时的许多作家还是有着种种文学以外的诉求和担当的。慢慢“纯”起来的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但这个问题说起来麻烦，姑且存而不论。
第二个问题是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问题。自从左拉的《我控诉》面世之后，文学世界里便有了一个新传统：当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小说时，他是作家；当他直接介入现实面对社会发言时，他就变成了知识分子。以往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也顾及到了这个传统，比如，加缪固然是因为《局外人·鼠疫》而折桂，但他还有批判暴力的诸多时政评论；萨特当然是由于《苍蝇》而夺冠，但他也是大街上的请愿冠军；索尔仁尼琴的获奖作品是《癌病房》，但众所周知，他还有《古拉格群岛》这种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如此看来，他们都具有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们是作为作家而获奖的，但知识分子的身份因素估计也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吧。
以此尺度衡量中国当代作家，他们与诺奖得主的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五四”时期，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本来已建立起这样一种新传统：他们既有作家的人间情怀，又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但从1942年开始，中国作家便开始了一条腿走路的进程，其间虽有作家尝试两腿着地，但那条腿刚伸出来就被打瘸了。后来者发现两条腿走路的危险，自然便不敢造次，而不得不玩单腿跳的游戏。他们跳成了作家，却把知识分子的身份给跳没了。
所以，每当圈内人说中国的某某作家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就会狐疑满腹。光看他们的文学作品可能还不错。但可惜的是，我们却听不到他们在文学之外的声音。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老是批评中国作家不敢说话，以我之看法，这种“不敢”应该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失语，而不是作为作家的失声。所以，中国作家若有圆诺奖之梦的打算，不妨先把另一条腿放下来。要知道，若是长期不用，那条腿就彻底废了。
(作者系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10210190.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