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段笑话：    小孩回家问爸爸：“什么是政治？”爸爸道：“不大好说清楚，我打个比方吧，我们家里，我赚钱，我是资产阶级，******妈掌握财政大权，她就是内阁，我们负责你的一切费用，你就是民众，保姆就是工人阶级了，而你的小弟弟，我们叫他末来”。小孩说：“不太懂”。爸爸说：“慢慢体会吧”。夜里，婴儿尿床了，小孩想去叫妈妈来换尿布，他打开父母卧室的门，看到母亲一人睡在床上，不想吵醒她，于是又关上门出去了，然后他想去叫保姆，却看到父亲和保姆睡在一起，他没吵醒他们。第二天，小孩对父亲说：我明白什么是政治了。父亲说那你用我昨天的话说一遍。小孩说：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勾结的时候，内阁睡着了，民众对此视而不见，而未来则是一片污秽。
笔者曾做过十几年的县级政协委员，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提案人”。后来“官升一级”，做了市级政协委员，自以为了不得，在一次与市委领导对话过程中，斗胆对市委在处理那起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事件”中，因为不能与媒体及时沟通，使一个受害地区变成被层层问责地区的过失提出批评，并发出《政府面对媒体，掀起你的盖头来》的呼吁。当即就有人批评笔者“不懂政治”，“这样的政协委员不能再聘了”。第二年，市政协就以笔者年龄过大为由，没有再聘。其实笔者在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是最年轻的委员之一。笔者倒挺感谢市政协的，人家辞了咱，还给咱留着面子呢。想到这儿，才猛然有所觉悟，也许这就叫政治呢！
说来可笑，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如果说不懂政治，那将是很可耻的事。可笔者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基层政协委员、常委十几年，居然连政治都不懂，这样的人还配做政协委员吆？
为了今后做一个懂政治、讲政治的人，笔者开始研究起政治来。首先从关于“马哲”的教科书上找到了关于政治的定义：“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很抽象，一点儿也不明白。就象笔者有一次问一位老和尚“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老和尚告诉笔者“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教术语，意思是“向阿弥陀佛归命”一样。后来有人从网上给笔者搜索到了《名人论政治》，列宁说“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罗曼·罗兰说“政治的后台老板总是金钱”。孙中山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说“政治就是他妈的流氓！五七年，先是叫俺大鸣大放，与党肝胆相照，俺诚心诚意地提了几条意见，马上又把俺打成右派，‘文革’中叫俺‘造反有理’，后来又来个秋后算帐，‘清理三种人’，横竖都是俺的错……”。这家伙可能受过“迫害”，精神有点儿偏激。可笔者想起自己的“政治经历”，也越发觉得这政治就是高深的很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一切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此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让我们“按既定方针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前进”。笔者当时所在的部队政治处组织学习，笔者是参加学习的全体军人中唯一的战士，其余的全是军官——那时叫干部。因为电影组属于团政治处直管，是要参加政治处的政治学习的。而战士当了放映员也就是干部坯子子，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两年后提拔为电影组长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个时候，笔者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政治处所有的干部都对社论发表了读后感言，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方向继续前进，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希望……”。最后，政治处的领导望着笔者，希望笔者也说说自己的看法。笔者当时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伦基础，只是凭着在中学上政治课时偷看的几部古典小说中“一朝君子一朝臣，后朝不用前朝人”的道理，对大家的一致看法有所疑问。便问，你是叫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呢？当然要说真话，政治处的领导很不以为然地说“谁想让你讲假话不成？”笔者想了想说：“要让我说真话，那就是说，毛主席的逝世，可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国家领导人是否与毛主席思想一致，很难说……”。这话要是放在今天说，决没有人会大惊小怪的，可在公元1976年，是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掉脑袋、坐大牢的年代。好在那时笔者仅仅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新兵蛋子”，与政治处的干部相处很好，没有人为这句话去深究什么，只是马上入党的事是不可能的了。事后笔者问一个老干事：主任叫我说实话，我就说了实话，为什么又错了呢？老干事很严肃地对我说：这就是政治，你不懂。
1978年8月，笔者从部队申请退伍后，参加“文革”后的第二次高考。由于时间苍促，考分刚过本科录取分数线。想着自己有同学第一年考上了清华，自己怎么着也得考个北大，就在报考志愿表第一志愿栏下填上了几所名牌大学，第二志愿栏下空白，然后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写下了“不服从分配”几个字。这时“招考办”的领导找笔者谈话，说“不服从分配”这几个字是不能随便填的，人家一看这几个字就知道你政治觉悟不高，哪个学校也不会录取你。在“招考办”领导的关怀下，笔者才不得不用白纸把“不服从分配”几个字贴住，重新写上“服从分配”字样。由于没有第二志愿，而自己的分数与第一志愿学校的录取分数又相去甚远，最后笔者被分配到一家师范学院。但笔者自以为不是做教师的材料，就没有去入学。第二年，当笔者又出现在“招考办”时，“招考办”的工作人员眼睛一亮：全地区就你一个考上大学不去上的，你不服从分配，今年不允许你再报考。从那以后，笔者再也没能真正走进过大学的门，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一听到高考的消息，笔者心中还不禁冒出些许酸味儿。政治这玩艺儿，真的是好可怕哦！
2005年初，笔者在为一个公安局长辩护之后，基于对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号召的理解，写出一篇《曾经的英雄血该不该白流》的文章，发表之后，引出一片喊杀声，有关部门甚至给省司法厅发函，要求吊销笔者的律师执业证书。此后，省司法厅依法院对他人的判决，以笔者向法官“行贿”为由，拟吊销笔者的执业证书。笔者提出听证，认为自己不存在“行贿”的问题。省司法厅说人家法院判决书上写着呢，我们也知道那判决书也可能有错，但你得把那判决书推翻才行。为此，笔者找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几位专家论证，认为那判决书是对他人受贿的认定，而不是对笔者“行贿”的认定。“行贿”是一个罪名，依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论证意见书认为：“司法厅的处罚认定事实不清，处罚程序违法。”在二审法院，司法厅不再坚持法院对他人的判决，而改称自己有权认定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犯罪，依据的标准就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的行贿罪的标准。“这里只有轻重之分，没有罪与非罪之分”。
二审法院和省高级法院都认为省司法厅的处罚错误，省高院行政庭的法官甚至还带着二审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去省司法厅“说情”，希望省司法厅撤销或变更处罚，司法厅不但不“领情”，甚至在一审没开庭之前，就向媒体发出新闻通稿，故意用媒体向法院施压，造成“媒体审判”的事实。2008年2月29日的二审判决书竟以司法厅有权认定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犯罪为由，作出了维持司法厅行政处罚的判决。事后，有人给笔者发贴子说：“二审合议庭和审委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处罚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院领导从‘政治’上考虑：媒体都报道过了，如果撤销省司法厅的处罚，对社会不好交待”。这时笔者才明白，我们的法院为了“政治”竟可以草菅人命。笔者在宣判笔录上是这样写的：“这份判决书是一份命题作文，谁也无法写得圆融无缺，因为它与我们的法律法理相悖。但这绝不是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过错。由本案可见，中国的法制还十分落后，更需要每一个法律人和中国人为之浴血奋斗，因为我们不能还让我们的子孙生活在这样一种愚味的‘法制’状态下。”
说实话，研究至今，笔者仍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也不知道一些发达的国家是否象我们这样天天讲政治，更不晓得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懂得政治的政治家。“政治”给笔者的感觉就是不能说真话，不能实事求是，为了“政治”可以心安理得地制造冤、假、错案。一些人可以在“政治”的幌子下干出许多男盗女娼的勾当来。难怪巴金老先生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与人的心却越来越远……。
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家是很少讲政治的。当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温家宝总理亲临救灾第一线的时候，说过一句“政治”的话吗？当温总理见到还差八天就满百岁的陈佳珍老人时，他双手合十，向老人提前祝寿，并俯身坐在床边贴着老人的脸大声说：“祝您健康长寿”。而老人则握住总理的手说“你要努力工作”。当此之际，温家宝象个孝子一样，认真地对老人说“听您的话，我会努力工作的”。神态至诚至真，决无敷衍。当地震灾区需要大批帐蓬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亲自跑到帐蓬生产厂家，几乎是用有点儿请求的口气，希望帐蓬生产商尽快地为灾区百姓落实帐蓬的生产，这里没有一点儿“政治”的感觉，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总书记对灾区人民铭心的牵挂。还是列宁说得对，“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说政治”。
几十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几乎被泡沫般空洞的政治所淹灭。笔者以为，我们以后还是少空谈政治，多讲一些实事求是，少唱一些高调，多一些宽容、理解和诚信。
政治，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