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南巡与“武汉兵变”[图]

毛泽东南巡与“武汉兵变”
1967年4、5月间，林彪、“四人帮”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等标语，江青更明目张胆地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嘛”。武汉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众，遭受围攻、殴打、抄家，导致矛盾逐步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
当时，武汉地区群众分为两大派：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狮”，拥护武汉军区；另一派激进派“工总”人数虽少，却有中央文革的支持。
7月14日，谢富治、李作鹏、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来到武汉。7月18日，林彪死党叶群亲自给武汉空军副司令员、林彪死党刘丰打电话说：“武汉的形势要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王力等背着毛泽东、周恩来，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根本不做群众大联合的工作，而是到处表态，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之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武斗升级。                                        陈 再 道
7月20日，武汉很多人上街游行。这时候，驻武汉部队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部分指战员和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到东湖宾馆，把王力弄到武汉军区进行说理斗争。这就是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Ｏ”事件的真相。
下午，“百万雄狮”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上街游行。武汉军区、湖北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士兵全副武装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到处是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声......
在“七．二Ｏ事件”中无能为力的陈再道，此时一下子被推到最前沿。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陈再道搞“兵变”的由来。
毛泽东南巡到武汉
1967年7月14日凌晨5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驰去。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地上有前驱车、主车、后卫三列火车；还调来了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飞机，另有四架“米8”飞短途；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
14日晚9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迎面赫然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这次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从7月15日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听取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下午则由先期到达武汉的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能，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啊，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三新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抢一句。
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对陈再道，林彪曾经说过：“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与此相应，“中央文革”那几个人也一口咬定：“陈再道是武汉的谭震林。”当时的谭震林正因所谓“二月逆流”挨批。毛泽东曾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他不相信，所以决定亲自来看一下。出发前，他亲口对周总理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王力被抓起事端
7月18日晚上8点，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毛泽东又说：“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不料就在周恩来离开武汉不久，谢富治、王力便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煽风点火。谢富治大声叫嚷：“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工总”在武汉市内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的干部讲话。王力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不料“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
杨成武见武汉形势紧张，赶紧挂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急切地说，“我尽快赶到武汉。”
毛泽东飞离武汉
1967年7月20日下午，一架伊尔18飞机满载110名中央警卫团的武装战士，从北京直飞紧急中的汉口。总共有三架伊尔18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周恩来总理坐的飞机为前锋，其余两架紧跟在后飞行。
飞机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时，接到北京的命令，令他们改降离汉口六十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原计划飞机是到汉口王家墩机场降落。
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两派对立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发生激烈冲突。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出面调停，收效甚微。陈再道在北京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才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因此成为江青眼中必须拔掉的钉子。
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
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彪也得到王力被抓的消息。
“我要写封信。”林彪一声吩咐，秘书便将纸笔准备好，铺在桌子上。
“主席”，林彪写下两个字，握笔沉吟。他过去就是不放心武汉军区，其实他是不放心四方面军的人。对他林彪，有好多人是不服气的，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人多，武汉的陈再道当然不是孤立的。“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林彪接着又写道，“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但写着写着，他又踌躇起来。四方面军不好办，他必须避嫌。对四方面军的人，毛泽东先下决心，他好办；自己先讲话，就容易引起毛泽东的疑心。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战将，根据各方面汇报来看，已影响到南京许世友；而且还牵涉到徐海东大将，他是许世友的老上级，不服林彪。再往上，自然就是徐向前。既要影响毛泽东，又不要使毛泽东起疑心，林彪思前想后，叫来了戚本禹。“这封信你帮助改改，看怎么提妥当？”
戚本禹一看信，立刻明白分量有多重，就找陈伯达和关锋商量。陈再道未包围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他若搞兵变，傻瓜也知道应该首先包围解决梅岭一号。这一条毛泽东也会想到。那么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江青去见林彪，两人商量后，决定让邱会作飞武汉送信。
周恩来飞到了武汉，但比预定时间迟了。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
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专机改飞山坡机场。
在山坡机场降落后，周恩来向各机组的人招了招手，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荷枪实弹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则仍在机上。周恩来向大家下达命令：“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
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总理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他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东湖宾馆花园一号。
周恩来安全到达东湖宾馆后，下令停在山坡机场的飞机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十几分钟后，三架飞机在王家墩机场着陆。此时，机场上还停放着另一架由潘景寅驾驶的伊尔18，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专机。
周恩来到达百花一号，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然后驱车去见毛泽东。
“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那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又问天上、地下、水里。
“天上。”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4点钟，飞机起飞。驾驶员们见到毛主席上了飞机，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保证主席的安全，是他们这次飞行的重任，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毛泽东由余立金陪同，坐在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专机上，飞机由毛泽东专机机长王进忠驾驶。
余立金命令：“到虹桥机场！”
此时，机组的人员才知道毛主席要去上海。王进忠松开刹车，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同时急忙用无线电通知后面两架飞机去上海。
机舱里静静的，各自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个颤抖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主席！”
随着这一叫声，几颗脑袋同时转了180度，他们见到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挺立在他们身边。
毛泽东抬起一只大手，扬了扬：“同志们都好！”
“主席您好！”
“到上海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李克菲代表机组的同志作了回答。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
“每小时800公里。”
“那很好。”大概怕影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不再说话。
毛泽东回到客舱，半躺半坐侧身歪在床上，脸冲着机壁，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是累了？还是......
飞机载着毛泽东稳稳降落在虹桥机场。毛泽东从沉思默想中晃醒。毛泽东走下飞机后，转回身，用眼睛搜寻着机组的同志。机组的同志走了过来，毛泽东跟他们一一握了手。他摇着王进忠的手高兴地大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毛泽东依然是那么幽默和风趣。
在紧接着的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月里，虽然飞机一直跟随毛泽东由上海赴杭州，又到南昌、长沙、汉口、郑州、济南，毛泽东没有再坐飞机。在杭州、南昌时，毛泽东就住在停靠机场内的专列上。这一次，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不寻常的飞行了。
“我看当作错误处理”
7月22日早晨8时20分，周恩来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告诉杨成武：“我们都到了。”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王力受到29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奉命寻找王力，他推说不知道。直至昨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真相。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总理的电话。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道：“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杨成武在纸上记录着，没吭声。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毛泽东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他望着杨成武，又道：“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杨 成 武
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杨成武松了口气，问：“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九月九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为什么要改为九月九日？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月一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的，是地区性的。”
杨成武记录完毕，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
“统统请来。”毛泽东掰着手指说，“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由杨成武致词。”杨成武听了忙说：“不行。应该是老帅。”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23日凌晨两点半，杨成武飞到北京，他立即驱车赶赴钓鱼台，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结束“碰头会”，周恩来立刻拉上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救火”。外交学院正在那里批陈毅。
陈毅知道杨成武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拉住他问：“有什么消息？”
“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两眼放出光彩，立起身，蓦地喊了一声：“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整个会场怔住了，只见陈毅挺胸扬道：“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语录只有270页，片刻的惊诧后，怒吼声划破了沉寂：“你造谣！”陈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五个小时后，即7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陈毅的笑谈传入毛家湾。叶群给杨成武挂通电话。叶群说话显得非常热情：“杨总长你好吗？林总对你很关心。......主席在上海可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吗？噢！没有。”知道杨成武跳开林彪，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叶群的心境可想而知。
杨成武放下电话后，脸色也很沉重。身处在夹缝中，他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去林办请示工作，也不带夫人孩子去毛家湾看电影，尽快离京返沪。
吴法宪打陈再道两耳光
7月25日下午五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林彪登上天安门，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蒯大富始终留心观察林彪。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林彪每次都举手了！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的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他的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在“声讨”大会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他又加个“同志”！林彪的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林彪一晚上只讲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这话曾三次被人听到，另外两次是“九大”之后和九届二中全会上庐山之前。
26日下午3时，讨论武汉问题的扩大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陈再道、钟汉华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的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头炮定调：“七二０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
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接着又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周恩来喝斥吴法宪，江青却轻描淡写打圆场：“这个吴法宪就是造反派脾气。”
斗争会开了七个小时，陈再道弯腰七小时。他见康生始终神情清冷，以为是不满这个搞法，便大声向康生求救：“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快60岁的人了我革命40年......”不料康生立刻拉起长脸，恶狠狠地说道：“人可以变！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可以乌瞰整个舞台，也一直处在警惕之中。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
“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中央首长认为？”毛泽东缓缓重复一遍，“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着思索。
制止“揪军内一小撮”
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无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它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叛逆事件”，把军队说成是“叛军”，把“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组织”，把武汉军区领导人打成“军区一小撮走资派”，把“百万雄师”各级组织的头头打成“一小撮坏头头”，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并要“砸烂公、检、法”。1967年8月9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陈再道不管怎么反动，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
“七二Ｏ”事件发生后，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惨遭迫害，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大批无辜工农兵群众被打伤、打死。湖北广大军民一提到“七二Ｏ”事件，就满腔怒火，有一肚子气。
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这一期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顿时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
8月14日，毛泽东在上海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毛泽东震怒了。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了几个大字：“大、大、大毒草”。批完又在旁边写了四个字：“还我长城!”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
毛泽东的批示从上海传到北京，叶群看到这几个字，指使林立果：“你赶紧给江青写封信，说明‘红尖兵’那篇文章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文没有，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作了具体部署。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的政治气候骤然变化，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中央文革”也乱了。先是江青跑到康生处，两人相互表白自己与这篇社论无关。
“《红旗》是陈伯达管的。”康生冷冷地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
“文章我是看过，”王力赶紧说，“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
“康老，当初研究‘七二０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关锋叫起来。
“请示我什么？”康生始终面孔冷峻。
“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老夫子即陈伯达。
江青、康生觉得这个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炸弹，王力也因这次讲话博得一个雅号叫“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何况王力、关锋二人早在1月份《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就已经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25日凌晨1点，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交他本人过目。周恩来说：“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
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就让他走了。毛泽东思考了一夜，第二天把杨成武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就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说，“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毛泽东略作沉吟，“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26日中午12点40分，杨成武飞到北京，立刻见总理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碰头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被软禁于钓鱼台2号楼，“闭门思过”。次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去了。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两个月。9月23日上午，毛泽东专列驰回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九百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望着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为“七二０事件”平反
“七二Ｏ”事件发生时，陈丕显在上海遭到造反派无数次批斗之后，已被监禁，失去自由。当他听说“百万雄师”被打成了反革命，他当时迷惑不解：哪来一百万个“反革命”啊！后来，陈丕显调到武汉工作后，不断收到群众来信，有的还到他的住处找他面谈，反映有关“七二Ｏ”事件的情况，并要求澄清这一事件的性质。随后，陈丕显找部队和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了解和搜集有关“七二Ｏ”事件的情况，同他们交换了看法。在湖北军民的心目中，“七二Ｏ”事件不平反，就谈不上拨乱反正。
省委对“七二Ｏ”事件作了多次研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为“揪军内一小撮”，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1978年9月下旬向党中央正式写了《关于武汉“七二Ｏ”事件平反的请示报告》。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随后又于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找陈丕显谈话时，陈丕显问他们：“湖北省委那个关于为‘七二Ｏ’事件平反的报告，你们看到了没有？”他们都说看到了，并说叶剑英元帅也看到了，但是中央政治局还没有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发言，率先解放思想，冲破了会议原定的框框，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
陈丕显在发言中，除了介绍湖北省委为“七二Ｏ”事件平反向中央所报告的内容外，并说，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11月22日，在华北组会上，邓颖超、聂荣臻等同志在发言中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陈云同志紧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在另外一个小组会上，陈再道也介绍了“七二Ｏ”事件的真相。
11月19日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找陈丕显谈话，主要是谈“七二Ｏ”事件的真相。华国锋说：“湖北省委的报告，中央已作了研究；‘七二Ｏ’事件是点了名的，‘百万雄师’受了压，十几年没有解决，中央准备批准同意湖北省委的报告。”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了文件，正式批准湖北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七二Ｏ”事件进行公开、彻底平反。
“七二Ｏ”事件得到平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纵情欢呼，奔走相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十多年来压在武汉和全省军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被搬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