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沉痛的历史教训（转载） 08.10.13 from 城里的月光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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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只是看到别人文章后在后边附了几句话，就被两个两腿畜生痛骂，现在将在网上看到的东西转贴出来，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少年时曾在信阳地区插队，不止一次听当地老乡述说过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地的情况，这篇文章有一次证实了，老乡没有说假话！
今日“信阳电工”的闲聊
前几天写完《向大清国学习什么》，以为自己将央视四年来倡导“向清朝学习”的可悲率先系统揭露。但近日细看《天下粮仓》演到杭州巡抚冒死救饥民时，不禁懊悔自己的片面——假如今天我们有许多“共产党人”并不如清代皇帝官员，为什么又不可以学一学清朝呢？“明朝多得不如今夕现得”，假若现代民主自由离我们还是遥遥无期，为什么又不可连续四年在黄金时间播放“颂清”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一代廉吏于成龙》、《天下粮仓》（1）呢 ？
这一思想转折起于我重听“信阳事件”。
先前只知道，1959年，由于河南信阳地区的上下官员为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谎报政绩——谎称信阳如何亩产万斤，如何国库存粮多得无处放——结果致使农民把粮食全部上交为公粮，家无粒米，饿死人百万，河南一派《千里饿殍图》。
一直以为，当年的“信阳事件”，是因为信阳本地没有粮食救灾所致，京师的救灾粮一时也运不到。不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信阳事件”是在信阳各乡国库粮满仓的情景下发生的，并非“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是“有水不救火”，“人祸”致使百万农民活活饿死。
2002年2月6日午后，我在住宅小区的草坪散步，忽然相遇管理处新来的电工师傅，他身着一套天蓝色工作服，一脸憨厚与腼腆。我随口问他哪里人，他说来自河南信阳罗河县农村。一听是信阳人，我蓦然想起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顺口问：当年信阳是不是真饿死百万人？他说：“当然是真的；我虽是1963年出生的，没有亲历（如果早生几年，可能饿死了），但我爷爷说过，当年村里饿死了好多人，有的全家饿死；爷爷幸亏有手艺逃到湖北，全家才免了一死。当时村里人死在家里了，活着的人都没有力气拖他们出去埋，真惨呀！”
停了停，他忽然冒出一句：“那时候的人真傻，比这几天的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的农民傻多了！《天下粮仓》里饿死人，是因为官库里确实没有粮食放赈了，可当时信阳饿死百万人时，农民是在装满粮食的国家粮库面前饿死的，是看着自己亲手收的粮食关在仓库里饿死的。而且那伸手可摸的国库还并未上锁，只是贴着一张白纸红印封条。唉，要是清朝的农民，早就破仓了；要是现在的农民，也早就抢粮了；可是1959年的信阳农民，不敢啊，就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粮食呼喊‘毛主席万岁’而饿死了——那时只许吃公共食堂，食堂没有吃的了，可家家却连铁锅都被端走‘大办钢铁’了，家家皆无一颗存粮啊！即使有一点野菜，也不许农民私下开火，看见谁家冒烟了，就要斗争。农民只有吃生草根呀！……”
真是“读书须与聊天相结合”，“礼失求诸野”。这一番偶然村夫闲聊，我一下子明白了20年所读之书。原以为，当年“信阳事件”只是因为说大话吹政绩的 “浮夸风”所致——本来亩产只500斤，官人偏说每亩万斤，要按万斤之比例给国家上交公粮，只有公粮交足了，才可证明的确高产有政绩了，于是农民的口粮都被从家里一粒不剩地搜刮了出来！而今才知，除了“浮夸风”，还有见死不救一心媚上保官的人性泯灭！——粮食大把有，只是因为那粮食姓公、姓国、姓官，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却吃不得。那些粮食为何就如此紧紧关在国库粮仓里呢？因为这是官员的政绩？是“人民公社是金桥”的体现？是“伟大领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树藩的回忆
今日“信阳电工”的说法可不可信呢？
回家立马上网搜索“信阳事件”，结果看到了《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作者张树藩是1959年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他在重病的1993年，开口给历史留下了关于“信阳事件”真实纪录 ——文章说：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百年潮》1999年第 12期)。（2）
这说明今日“信阳电工”的说法完全真实，也证明张树藩的回忆大体可信——
1959年的信阳农民是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粮食而饿死！百万农民是惨死于当地政府“见死不救”啊！一个人民的政府，为何会如此残忍呢？
张树藩说他当时身为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却无力相救，因为他只是信阳地区的“二把手”，“一把手” 路宪文不同意救——在“新中国”体制下，在毛泽东制定的“大权独揽”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下，一个地方的关键大事只有当地“一把手”说话才管用——
“有一天，余德鸿（秘书）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过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饿死都没有人埋。
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 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3）
可以设想，假若当年信阳地委能按张树藩的想法，迅速打开粮库救人，信阳就一定不会饿死百万人。
可是只比一把手官小半级的二把手，身为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就是无能为力——这个体制的集权专制独裁到了什么地步！
有些共产党人真是“用钢铁做成的人”，他们竟可以眼看身边的农民成千上万地饿死，也决不打开身边的粮仓救民一命！
这和《天下粮仓》里大清国的官员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乾隆治下的杭州巡抚可以冒死为百姓得罪朝庭制度，搜索每一粒粮食给灾民放赈，而“毛泽东旗帜下的共产党人”则可以眼睁睁地守着满库粮食饿死百万农民。
也许“信阳事件”只是“信阳一把手“的问题？
不！张树藩又回忆说：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成大丰年。
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帽子分为八种，先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
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1958年11月底，密县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
光山县委书记一天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强行征购，农民颗粒无存，
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
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人达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
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围追堵截。农民面对满仓粮食和暴虐的干部，在党的教育下，农民不敢怀疑什么，他们纵然一死，也得‘顾全大局’，‘不能给咱政府抹黑’。” （4）
这是何等亘古未有的骇人听闻！这就是“她一心为人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好”？！
更令人发指的是：“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
而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
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还要将饿死人二百万农民而聚敛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每人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
不料刚一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不敢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日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那幢豪华无比的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5）（《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从这里可看出，原来创造如此前无古人“信阳事件”的直接罪魁祸首，并非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后来受什么惩罚呢？只是降官半级——1962年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仍是中共中央委员）。
1967年10月19 日，61岁的吴芝圃在广州病逝后，一直被作为“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纪念，至今在各种文献和传媒中受到纪念与尊重——“改革开放”20多年仍然不能还吴芝圃和“信阳事件”的庐山真面目。
2001年7月1日，《河南农村报》刊发了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1年 撰稿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大事记》，关于1958年至1965年大事，丝毫不提吴芝圃对“信阳事件”的罪过只有这样寥寥几条——
１９５８年５月 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第一书记。
１１月２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纠正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 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到信阳地区视察工作，解决“信阳事件”问题。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 省委召开二级干部会议，总结“大跃进”教训，安排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 省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确定“借地渡荒”政策。
１９６５年８月６日 省委二届一次全会选举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
……
如此掩饰，历史何日能清白？，后人何以资治通鉴？！
谁造就了吴芝圃
谁在庇护吴芝圃呢？因为吴是1925年广州“农讲所”的学员，是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接生婆，是“大跃进”、“共产风”的刮起者——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得意弟子！吴芝圃生前享受空前的圣眷保护，死后仍然沐浴新时代的崇毛恩泽。
吴芝圃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和造就的“毛门团队”。
请看1949年后毛泽东培养和造就吴芝圃的大事记——
1、　应吴芝圃请求，“毛主席给《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据《河南日报》报史载：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作为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河南代表赴京，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风趣地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报纸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啦？还是不写为好！”但最终毛主席还是破例给了吴芝圃面子，在一张约八开大小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书写了四组“河南日报”共１６个遒劲大字，于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了河南省委。这是毛泽东1949年至1966年期间唯一的一次为省报题写报头，可见对吴芝圃的圣眷之隆。（6）
2、支持吴芝圃“二把手”罢免“一把手”。
文革前，省长批倒省委第一书记的成功事例，中国只有一例，就是河南省长吴芝圃罢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於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自此，吴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会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7）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於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张树藩认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抓‘小潘复生’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8）
3、支持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
据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披露，吴芝圃曾说：“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9）这倒是真实自白。
为了取悦毛泽东，吴芝圃主政后的河南省，从各方面大订高指标。1958年全省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但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报的一些比1957年实际指标浮夸2.4倍的假数字，高度赞扬了吴芝圃。吴便又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毛泽东甚至在成都会议上半开玩笑地称赞吴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10）
于是吴芝圃得寸进尺。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 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11）
4、怂恿吴芝圃创造“人民公社”。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於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后，吴芝圃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山查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如成一个大社。接著平舆县也办了一个。吴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共产主义的大试验。
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 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毛泽东立即表态支持。毛在吴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视了河南。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
不久，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县一社，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并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登出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
吴芝圃于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9月12日，吴芝圃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
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
9月27日，吴芝圃又通告全国：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钢铁元帅升帐”。结果，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12）
5、袒护吴芝圃易地做官。
对于河南大跃进的灾难，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则向毛报告，1958年冬天，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30亿元，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
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1959年初，毛泽东不得不在郑州会议上承认河南省委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但一面又示意吴芝圃，河南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13）
于是，此时的吴芝圃便将河南大跃进的大悲剧、大失败、大倒退，特别是饿死两百多万人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要以残酷斗争基层干部和地主富农来改正错误。仅信阳地区就有二十多万基层农村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无数地富被关押。
直到1961年元月，吴芝圃才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毛泽东直到1962年4月，才正式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降职半级调任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在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调任河南第一书记后，河南省委方作出《关於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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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5026 　2008-10-13 13:06:32
想说点什么又无从说起，唉中国,"终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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