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论坛十周年--“ＡＢ团事件”罹难者罗焕南恢复名誉始末

“ＡＢ团事件”罹难者罗焕南恢复名誉始末 罗焕南被当作“ＡＢ团分子”误杀的故事，是发生在７０余年前的历史悲剧，读来令人扼腕叹惜。故事人物罗焕南，恐怕在江西党史界无人不知。
　　历史证明，中央苏区并没有所谓的“ＡＢ团”组织，实际上是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严刑逼供的恶果。罗焕南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革命，２２岁参加中国共产党，２７岁死于肃反，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都死于肃反误杀。所不同的是，别的同志都早已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惟有罗焕南直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才得以平反和恢复名誉。
　　罗焕南在党的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坏人”。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他是同李韶九一样滥杀无辜的“杀人魔王”。也许一些似是而非的回忆文章，把他的“死”说成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杀”，于是罗的“ＡＢ团罪名”就成了一桩铁案。延续到９０年代末期，省某报刊载了“曾山纠错”的短文，竟然说到罗焕南令人发指的罪行：“罗焕南任永丰县龙冈区苏维埃肃反委员会主任时，秘密列出７０多名ＡＢ团分子的名单，原计划分三批开刀问斩，幸遇曾山同志来龙冈巡视检查工作，区少共书记游德进到曾山面前下跪求救，说自己被肃反委员会打成了ＡＢ团。曾山扶起这位龙冈战斗立过功的红色交通员，当场厉声责问在场的罗焕南：‘他咋成了ＡＢ团？’罗焕南一时语塞。”
　　文章点名道姓，言之“确凿”。其实，罗焕南从未去过龙冈，更没任过龙冈区肃反委员会主任。类似这等虚构故事便误导人们，认为罗焕南是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中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早在１９９４年，由原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主任、著名党史学者戴向青与人合著的《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中第２０８页写道：“把对江西革命有重要贡献的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罗焕南等以‘反革命’罪名处决，……以后，各地肃反中逼供信再次抬头。”上述４人中，曾炳春、王怀早在延安时期得到平反昭雪；李文林也于８０年代定为“革命烈士”而入传上书。惟独剩下兴国的罗焕南却淹没在历史的漫漫烟尘中，长期悬而未决。
　　
还罗焕南一个真实的历史
　　
对历史负责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罗焕南究竟何许人也？党史界长期以来的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难题，被兴国县社联主席胡玉春破解。他在《兴国文史》第四辑中撰文介绍：
　　罗焕南，江西兴国崇贤乡人，１９０４年１２月初三出生，家庭中农，其父罗积咏曾任平川中学教员，崇德书院校长。１９２６年秋，罗焕南毕业于兴国平川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兴国县第一个党组织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平川中学学生在“志慈”商店购物，遭受店员侮辱（泼尿水在身上），几十名学生冲进“志慈”论理，一时气愤砸了货台。反动商家勾结商会出动军警包围学校，鸣枪示威，逼迫交出“肇事学生”，扬言要砸毁共产党的“大本营”——平川中学。罗焕南时任“４７乡联乡自治研究会”驻平川中学职员。情急之下，他铤而走险带领自治会的人持枪持刀与强大的商团武装对峙。国民党县长出面调解，平息事态。３天过后，中共兴国地下特支在红二团配合下，举行兴国暴动，当夜红军押解商会会长到各商家跪求缴枪。罗焕南、肖华等人参于驮枪。于是，反动商团２００余支新枪悉数被缴，不久，便在兴国莲塘野窝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
　　１９２７年冬，中共兴国特支委派罗焕南担任崇贤靖卫团副团长，为的是贯彻“白皮红心抓武装”的斗争策略。团长谢式初，教练曾燕堂，副官钟爱群均是共产党员。在团内，罗焕南通过交通员李挺（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医研究院院长）、曾昭才和东固赖经邦、曾炳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七纵队保持联络，并与大龙的共产党员谢云龙一道筹建了白石兵工厂，制造枪支弹药。
　　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０日，崇贤靖卫团配合农民协会，发起了崇贤暴动，打响了兴国县武装暴动第一枪。事后，崇贤、高兴赤卫军合编为崇高游击大队，大队长邱会培，罗焕南任宣传大队长。１９２９年６月，敌军刘士毅旅派二团兵力进攻兴国，崇高游击大队编入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在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书记陈奇涵的领导下，参加了保卫赣西南赤色区域的战斗。战斗胜利后，罗焕南调地方工作。但他为兴、桥、宁、永边区建立这支工农革命武装，是做出了较大贡献的。这支地方武装声威远扬，是赣西南创建之初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罗焕南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作出过贡献的人物。
　　１９２９年９月，兴国方太区召开全区党员代表大会，指导人邱会培，选举产生中共方太区委和区委书记罗焕南。在罗焕南主持下，又成立区革委、区工会、区农会，划分所辖三乡。这是兴国县首次建立的区级红色政权。罗焕南积极创建了区、乡红色政权，轰轰烈烈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他还组建农民赤卫军，率领部队参加了赣西南七次攻赣州、九次攻吉安的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屡获陈毅和毛泽覃表扬。后来方太区赤卫军编入兴国新编第一师，在师长龙普霖、政委鄢日新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协同作战，在龙冈西南后方堵截了良村、城冈的增援之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赞誉这个独立师“可以迂回敌之侧后”，对割断敌人联系，保障龙冈大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９３１年４月，在中央苏区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中，罗焕南奉命调任红一方面军前委选定的反“围剿”主战场吉安县东固区担任区委书记。显然这是党对罗焕南的器重和信任。
　　东固是赣西南苏区的发源地。早在１９２７年冬，共产党人赖经邦、李文林等创建东固根据地时，罗焕南所在支部就属于东固根据地党组织领导。崇贤暴动胜利后，崇贤区就纳入东固赤化区。陈毅称颂“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毛泽东誉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但它又是受国民党军摧残最严重的地方。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时，进攻目标直指东固。敌公秉藩、张辉瓒两师先后攻入东固，大肆烧杀，满目疮痍。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歼灭张辉瓒师以后，其留守在东固的朱耀华旅，出于凶残报复，又对东固血洗掠劫一番，匆匆离去。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即红军二十军官兵反抗李韶九肃反中滥杀无辜又首先事发东固。第一次反“围剿”后红军肃反机关对东固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大肃杀”、“大清洗”，原有机关人心惶惶，基本瘫痪。组织上特意从兴国调来熟悉东固情况的罗焕南出任东固区委书记，一是出于第二次反“围剿”重任之需要；二是出于对人选的考虑和选择。
　　１９３１年４、５月间，红一方面军４万人马云集东固及其周围，隐蔽设伏４５天，终于在东固白云山下一举歼灭敌公秉藩２８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大捷，为红军实施“突破一点，横扫敌后”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在红军主力秘密集结东固时，罗焕南肩担重任，组织领导东固人民在准备战场、筹措粮食、封锁消息、坚壁清野、赤色戒严诸项工作中，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主力红军打好第一仗做好支前工作，创造胜利条件。国民党军滞留富田时，敌师长公秉藩一直怀疑红军主力在东固附近设伏，而且期间有个叛徒越过封锁线曾向他告密。但由于罗焕南把东固的赤色戒严抓得水泄不通，敌军虽屡派侦探，都无法混进东固。公秉藩终于耐不住性子，一头钻进了红军预设的伏击圈，结果全师被歼。自己也混入俘虏兵中，侥幸逃生。
　　罗焕南在非常时期主政东固，采取了严厉措施肃反，处决过一些“ＡＢ团”嫌疑分子，并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１９３１年６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加强对县区苏维埃的领导，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在东固宣布成立，特委书记毛泽覃。　　永吉泰特委成立后，毛泽覃在东固听到了不少人对罗焕南“肃反工作问题”的反映，并对他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是紧张战争情况下，罗焕南有扩大化倾向，也有误判的过失，但属于“好心办坏事”。虽然“过火”，但属于非常时期的断然措施，又是保障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环节。因而虽然对他进行了批评，但为了让他放手工作，便将他调往新开辟的新区——永丰县，担任县委书记。
　　１９３１年７月，罗焕南担任永丰县委书记后，正是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爆发之时；这时又正值中央苏区大肃“ＡＢ团”第二轮高潮。上级一再指示加紧肃清苏区的“ＡＢ团”，恰巧中央派到中央苏区来的巡视员武断地认为：“总之过去赣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ＡＢ团分子。”罗焕南的战友曾宪炎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０日发言说：“当时我们的政委就赤裸裸地说，杀ＡＢ团就是杀知识分子。”“人怕出名猪怕壮”，工作锋芒毕露的罗焕南便难逃厄运。
　　罗焕南到达永丰县后，积极执行上级的肃反指示，关押了２０多名“ＡＢ团”嫌疑分子，引起了区委其他干部的极大不满。区苏维埃主席张声荣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其中，少共区委书记熊桂山则到东固向特委“密告”罗焕南。熊桂山自言亲身到崇贤调查，指控罗出身于大地主、大劣绅家庭，担任过靖卫团团长；说他是１９３１年初受国民党派遣打入革命队伍的，他出于阶级报复，借肃反屠杀革命同志，是真正的“ＡＢ团分子”。当时，特委书记毛泽覃并不在家中，只有毛泽覃的爱人贺怡和刚从上海派入苏区工作的余泽鸿接待，他们大为震惊，听了片面之词，在没有派人去相邻不远的崇贤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便信以为真。于是，立即决定由余泽鸿带特委武装排到潭头乡捉拿蒙在鼓里的罗焕南。余泽鸿到潭头后，以借口开会为名设计将罗焕南诱捕。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下旬，罗焕南在潭头被指定为“ＡＢ团分子”，惨遭误杀。
　　据说，当时公审罗焕南的罪名主要是：“出身劣绅家庭，靠剥削吃饭。”“出身知识分子，毕业陆军学校。”“任东固区委书记７个月杀害我革命同志多达８００余人。”……（摘自１９５９年编《良村公社史话》）。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农家庭，成了剥削家庭；父亲教书，成了劣绅；初中学生，成了陆军学校毕业，至于“杀害八百人”一说，老同志都说“查无依据”。
　　罗焕南是怎么死的？既不是毛泽覃“所杀”，也不是余泽鸿“亲手处决”的。《良村公社史话》记叙了当事人的见证：说“把罗焕南押送到群众大会接受公审，一时不明真相又被乱杀ＡＢ团激怒了的群众，便义愤填膺，一哄而起，同仇敌忾，用一梭镖、一棍子、一刀子活活地把罗焕南打死了。”“从此以后便没有ＡＢ团了。可见ＡＢ团是罗焕南一手制造的。”可以想象，罗焕南当时身处异乡，众怒难犯，百口难辩，他成了“肃反罪魁”、“替罪羊”，似乎滥杀无辜根子不在上层，而在罗焕南这样的执行者。显然有失公平、公正。
　　
罗焕南为革命献身不惜身家性命
　　
罗焕南对革命是忠诚的、无私的。参加革命之初经费来源无着，他像其他革命者一样，“倾其庐之入，竭其地之出”，把家产作党费上交。为了筹集党员活动经费，倒卖母亲的首饰和媳妇的嫁奁；为了到白沙购买８条枪，说服母亲变卖祖宗产业田，用油布包裹连夜挑回，藏入三层楼上；为了便于联络安全，他家成了地下交通站，负责南来北往同志的“中伙安宿”，李文林、李韶九、曾炳春、赖经邦、谢汉昌、段起凤、刘经化……这些赣西南的党员活动分子几乎成了他家席上的常客，安排食宿，不收分文。
　　１９２８年８月，由于敌人进攻，新成立的崇贤靖卫团悬赏捉拿罗焕南，扬言斩草除根，要杀掉罗焕南３个年幼的孩子。罗焕南只好将３个儿子送到泰和县桥头岗罗姓同宗家里隐蔽。一天，罗焕南从城冈回家，途中被靖卫团发现。当晚，靖卫团队长刘春魁带领几十个人去捉罗焕南，幸罗焕南警惕而脱险。靖卫团恼羞成怒，将其弟弟罗庆晃杀害，进而烧毁了罗家祖屋。而罗焕南仍义无反顾地坚持游击战争。
　　１９３０年冬“富田事变”发生后，江西苏区肃反日甚，多少干部群众倒在“左”倾错误的屠刀下。有人害怕了，逃跑了。而罗焕南不脱离革命队伍，认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远离家乡，去异地工作，足显他对党的信赖和忠诚。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罗焕南被误杀之后，其妻携带幼子，孤苦伶仃，沿门乞讨，从永丰潭头返回兴国崇贤，托孤家娘，丢下嗷嗷待哺的三个幼子，２０多岁的少妇悄然出走，隐姓埋名，改嫁他乡，至今下落不明。家破人亡的结局，是罗焕南生前始料未及的。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权复辟统治。乌云重新笼罩苏区，罗焕南的母亲含辛茹苦，实在无法抚养三个小孩，又不忍心送人，无奈之下决意卖掉罗家三亩好田。但是逃赣返乡的地主袁光昭勾通国民党崇贤区长邹庆江，以“父债子还”、“补交逆产谷”为名，独吞了这笔卖田款，罗焕南家里分文未得到。罗焕南母亲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差点没把眼睛哭瞎。
　　解放后，因罗焕南作“ＡＢ团头子”所杀，未能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０４６８部队在崇贤“支左”，团长张宝旺发现在崇贤文宣队演戏的罗焕南长孙罗嗣桂机灵活泼，答应推荐他参军。可政审被卡，原因是其祖父罗焕南为共产党“镇压”，有“杀亲之仇”，列为“另类阶级”。公社领导安慰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罗嗣桂只好认命了，放弃入伍的念头，老老实实在家当农民。
　　
老革命为罗焕南说公道话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上将对去访问他的兴国县革命纪念馆的同志说：“中央在延安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有一个规定：苏区作ＡＢ团杀害的同志，除了特委一级暂不定论外，县团级以下的干部一律平反和恢复名誉，作革命烈士相称。兴国的胡灿、罗焕南等人都不是什么ＡＢ团分子，他们都是为革命牺牲的好同志。”（１９７４年１０月黄健民、阎仲桓访问陈奇涵记录）１９８５年５月９日，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胡嘉宾对来访的兴国县党史办同志说：“苏区肃反很厉害。你杀我，我杀你。不是我们要这样做而是上级布置的。兴国的马荣兰、罗焕南当时地位都很高，罗焕南任过赣西南特委委员，不能算作反革命。我在万安当县委书记，也杀错了人。直到别人指控我也是ＡＢ团时，我才反省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可悔之晚矣！幸自己闻讯脱逃才幸免罹难。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迟到的春日阳光终于来临
　　
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对于历史上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敢于直面，勇于纠正。长期以来，对历史上蒙冤受屈的同志，做了大量平反昭雪工作。但囿于年代久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在具体执行“有错必纠”的政策时，难免出现疏漏的个例，罗焕南显然是其中之一。
　　相隔罗焕南殉难整７０周年的２００１年。一天，县委接待了一个拿着上访申诉材料的崇贤乡农民，他就是罗焕南的孙子罗嗣桂。他说家乡在修家谱，祖父罗焕南至今还戴着“ＡＢ团”的帽子。村党支部与村委会认为这是历史问题，事关重大，他们无法拍板定夺，评断是非，故盖了公章证明材料，请求县委“平反昭雪”。此事引起时任兴国县委书记赖联明（现任中共赣州市委副书记）的高度重视，并郑重其事提交县常委会讨论。赖联明长期担任石城县、宁都县和兴国县委领导，对中央苏区肃反这段历史有所认识，他在会上强调指出：“对历史负责任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此事不能推诿不办。”县委作出决定由县委组织部、党史办和县民政局三家组成“关于罗焕南历史问题的联合调查组”。派出精悍人员，由党史办主任刘建明牵头，经过涉及兴国、永丰、吉安三县地域走访调查，查阅党史资料，走访知情人，历时三四个月，最后县委组织部写出了《关于罗焕南历史问题的结论》。摘录如下：“……历史资料表明，罗焕南是兴国县第一个农民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担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和永丰县委书记期间，率领群众支援红军反‘围剿’战争，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罗焕南在任永丰县委书记期间，执行了上级‘左’倾路线，犯有肃反扩大化错误，自己也在这场肃反中被误作ＡＢ团杀害。经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县委常委会研究，认为罗焕南一生所犯的是执行错误，决定对罗焕南平反和恢复名誉。”
　　罗焕南有子三个：长子罗宝贤、次子罗家贤、三子罗彩贤。现在惟一幸存的是次子罗家贤，双目失明，瘫痪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去年５月１５日上午，兴国县人民政府郭副县长、崇贤乡党委书记杨秋红，副乡长刘昭禄，带上慰问金以及办好一切手续的烈士子女抚恤定补证，专程到见龙村民小组，看望八十高龄的罗家贤。罗嗣桂热泪涌流，代表不能起身的父亲，接过慰问金和补助证书，鞠躬作揖，连连道谢。一再感谢党和政府对罗焕南遗留历史问题的重视，对他父亲和他家的关怀。在场群众无不动容，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迟到的阳光终于照到了这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对蒙冤受屈７０余载的罗焕南，还了一个清白历史。罹难者罗焕南若九泉有知，也该欣慰眠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