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竟是第一个发明了中文打字机的人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民quan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家” 。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势力敌对的倾向鲜明。在《吾国与吾民》十三版中，他加入《中日战争之我见》，称誉张良借由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立下伟大功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坚持抗日的中国政党，毛泽东与朱德能放下党派仇恨，不计前嫌地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是争取全民抗日的积极表现。 

　　但在抗战时期，许多自由派者、文人期待中国能出明君，带领国家摆脱亡国命运。蒋介石的声望与分量，正是这群人的希望所系。胡适、傅斯年如此，林语堂也不例外。 

　　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仅晋见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同搭一机，备受外界质疑。 

　　林语堂有与人打笔仗的习性。在继鲁迅之后，他与郭沫若对东西文化能否互补起了争端。延安《解放ri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林语堂则归结争议起自左派文人相轻、不讲理。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这使林语堂饱受质疑，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林语堂在字里行间、在演讲时，毫不掩饰他认为是美国背弃了国民党，是美国帮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 

　　家事也让林语堂神伤，因为长女林如斯在1945年订婚前一天，与一名美国青年私奔了。 

　　经济上，林语堂的麻烦接踵而至。原本为了响应爱国行动，他将著作所得两万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银元法币存在中国银行。但抗战后币值狂贬、通货膨胀，这笔钱形同废纸。此外，国共关系紧张时刻，林语堂在美国虽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发明中文打字机卓有成就，却也使他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 

　　早在1916年，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有兴趣，日后他因研究中文打字机兴起改良传统部首检字的愿望，接连发明“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末笔检字法”等；又出任教育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于1928年推动国民政府颁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让中文可以用英文字元音译。种种努力其实是希望发明简明易用的中文打字机，让中文脱离只能书写的时代。 

　　在美国期间，除大量著作，林语堂其它精力都投入“明快中文打字机”的研究。1947年在纽约发明成功时，这部所费不赀、大多数零件都要依赖手工打造的机器，造价十二万美元。林语堂在发布会上骄傲地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虽然当年这是最轻巧简便、不即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机，但现实中，却因中国内乱未能立即授权生产推广；加上林语堂未假手他人，整个研发费用一手包办，这项发明让他濒临破产。 

　　经济上诸多不如意，让妻子十分忧心，也改变了林语堂的生涯规划。1947年，林语堂获邀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组主任，因美国政府向他催缴积欠的三万多元所得税，差点无法赴巴黎上任。但是联合国繁忙的工作，令人烦闷。不久林语堂毅然辞职，回到写作维持生计的生活。直至1951年林语堂才顺利地将打字机专利出售给默根索拉排字机公司，翌年取得美国专利局批准专利，但因造价过于昂贵，仍未大量生产。 

　　国民政府迁台后，林语堂并未立即去台，而是与二女儿林太乙在纽约兴办《天feng》刊物，林语堂任社长，借台北“中央ri报社”唐人街办公室办公。但杂志销路不佳，发行数期即停刊。又因不满好友赛珍珠数十年来以约翰?黛出版社名义抽取他所有发行作品百分之五十的版税并享有版权，发生版税纠纷，导致两人在1953年后恩断义绝。被郁达夫形容为“容易上当”的林语堂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过了一二十年才发现朋友开书局也是为赚钱” 。 

　　林语堂的盛名之累还不止于此。1953年3月，台湾传媒一度大幅报道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甚至在预告日当天，接机团浩浩荡荡一行人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早在1940年，林语堂返回重庆相当短的时间内即宣布将返美，当时就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并于1943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这才平息这段纷争。 

　　    来源:《移居台湾的九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