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有别

“太上皇”和“太上皇帝”，是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两个词汇。因为仅有一字之差，所以经常被人们混淆，甚至通用。事实上，“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太上皇”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平定天下后，除了规定最高统治者为“皇帝”，还特意“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于是，庄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赢异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太上皇”头衔的人。太上，即最高，无上，形容极其尊贵。不过，当时赢异人已去世多年，这份无上的荣光与他有缘无分。

刘邦称帝后，每次去拜见父亲刘太公，刘太公均“拥彗，迎门却行”，用人臣之礼迎接刘邦。在刘太公看来，“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君臣秩序不可乱。刘邦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成了龙，当父亲的总该有个与之相称的头衔，于是下诏：“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自从刘太公被尊为“太上皇”，刘邦以后“五日一朝”时，就不必再像先前那样“下扶太公”（《汉书·高帝纪》）了。

秦汉时期，没有“太上皇帝”，只有“太上皇”。“太上皇”是一个尊号，一种荣誉，不是皇帝，不问政治。对此，东汉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初唐颜师古注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可见，“太上皇”是当朝皇帝出于人伦对父亲的尊称，没有实际政治权力。在古代，“帝”的分量要远远大于“皇”。“皇”出自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帝”出自远古时期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二者比较，“皇”是虚幻缥缈，“帝”握有实权，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太上皇”中单一个“皇”字，原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誉上的虚衔。

汉代以后，“太上皇”的含义有了较大发展，逐渐演变为皇帝禅位于皇子后，自称“太上皇帝”。十六国时期，后凉政权的建立者吕光与东晋王朝及其他政权分庭抗礼，执政期间自称天王。后来，吕光病重，为防止诸子趁乱争位，于是提前将太子吕绍立为天王，自己作为“太上皇帝”压阵，“光疾甚，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晋书·吕光载记》）。吕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帝”。不过，这个位子没坐上几天，吕光就病逝了。

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因不满文明太后掣肘，“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后经大臣劝谏才决定禅位于儿子拓跋宏。当时，拓跋弘只有十八岁，非老非病；拓跋宏年仅五岁，又小又弱。于是，群臣经过商议公奏：“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想到太后的强悍霸道，想到儿子的稚嫩无助，拓跋弘放弃了当“甩手掌柜”的初衷，“乃从之”。当上“太上皇帝”之后，拓跋弘一改过去“雅薄时务”的毛病，勤于朝政，“国之大事咸以闻”（《魏书·显祖纪》）。可见，“太上皇帝”禅位后依可以处理国家大事，是凌驾于当朝皇帝之上的皇帝，与先前的“太上皇”有本质区别。

大概是由于“太上皇帝”源于“太上皇”的缘故，在以后的史料中出现了“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兼用、混用的杂乱现象，其中以《宋史》最为突出。史官在称呼同一个禅位的皇帝时，一会儿用“太上皇”，一会儿用“太上皇帝”；前面用“太上皇帝”，后面又用“太上皇”。通篇看下来，让人眼花缭乱。如，《高宗纪》称宋高宗赵构退位时提出“朕称太上皇帝”，而《孝宗纪》却称“太上皇帝即驾之德寿宫，……从太上皇幸天竺寺”，一篇本纪二者兼用。又如，《光宗纪》称宋光宗赵惇退位后被尊为“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不豫”；而《宁宗纪》却称“太上皇违豫，赦。辛卯，太上皇崩”，两篇本纪前后不同。

按照“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的原意，“太上皇”只是皇帝的父亲，不掌握大权；“太上皇帝”不仅是父亲，而且是皇帝，大权在握。所以，乾隆皇帝对禅位后享受什么样的尊号很在意，退位前专门规定“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称太上皇”（《清史稿·高宗纪》），意思是说，正式文件必须称“太上皇帝”，口头上可以称“太上皇”，一句话点明乾隆皇帝至死不肯放权。事实上，乾隆皇帝退位后，“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宫中时宪书用乾隆年号”（《清史稿·高宗纪》），嘉庆皇帝除“尊高宗为太上皇帝”，还要朝夕听其“训政”，直到“太上皇帝崩，上始亲政”（《清史稿·仁宗纪》）。

历史上还有几位恋权的皇帝，不过，他们没有乾隆皇帝厚颜无耻。如，北齐武成帝高湛传位后，自称“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北齐书·武成帝纪》）；又如，唐睿宗李旦禅位后，自称“太上皇帝”，规定“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也就是说唐玄宗只能管些小事，只能算是半个皇帝。直到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叛乱，唐睿宗才不得不彻底交权，“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旧唐书·睿宗纪》）。又如，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西逃时，太子李亨自立为皇帝，唐玄宗无力挽回，又不甘心，在自称“太上皇”的同时，提出了“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旧唐书·玄宗纪》）的政治要求。

有恋权的，还有没有丝毫权力的。这些皇帝大都与宫廷政变或突发事件有关。如，晋惠帝司马衷曾一度在“八王之乱”闹剧中被王司马伦赶下台。司马伦是司马衷的叔祖，他想当皇帝，又怕众人不服，于是“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晋书·惠帝纪》），将其囚禁起来。又如，隋炀帝杨广出游期间，李渊攻占长安，“遥尊帝为太上皇”（《隋书·炀帝纪》），另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皇帝。又如，唐高祖李渊在“玄武门政变”后被迫退位，唐太宗“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旧唐书·高祖纪》），相当于幽禁。又如，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被瓦剌活捉后，他的弟弟朱祁钰即位，“遥尊帝为太上皇帝”（《明史·英宗纪》），后来改称“上皇”，明英宗被放回，“入居南宫”（《明史·景帝纪》），被幽禁七年。

可以说，从晋惠帝开始，“太上皇”的原意已经走了样，不再纯粹是皇帝的父亲，而是指“上一任皇帝”，甚至是“太上皇帝”。此后，“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出现了一些别的叫法。如北齐后主高纬被尊为“无上皇”（《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周书·宣帝纪》），唐玄宗李隆基被尊为“上皇天帝”，又尊为“圣皇天帝”（《新唐书·玄宗纪》），唐顺宗李诵被尊为“应乾圣寿太上皇”（《新唐书·顺宗纪》），宋徽宗赵佶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史·徽宗纪》），西夏神宗李遵顼自号“上皇”（《宋史·外国传》），等等。笔者分析认为，尊号中只带个“皇”字的，不掌权，属“太上皇”一类；带有“皇”和“帝”二字的，尚能染指权力，应视为“太上皇帝”。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作为封建社会皇位终身制的一种补充形式，中国古代的“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禅位制度相沿甚久，同时也对周边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越南的陈朝最为明显。越南陈朝（1225—1400），是越南李朝外戚陈氏夺权后建立的皇朝，首都位于升龙（今河内）。陈朝吸取前代吴、丁、黎、李诸氏皆被权臣篡夺的教训，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于是实行太上皇与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作为有陈一代的定制。越南古代史家吴士连称：“陈氏家法，……子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其中提到的“但传大器，……事皆取决于上皇”，与中国的“太上皇帝”制度可谓如出一辙。

越南陈朝第一位“上皇”是太祖陈承，其子陈煚执政时年仅八岁，所以“权摄国政为上皇”，以辅佐陈煚。后来，太宗陈煚逊位于太子陈晃，被尊为“显尧圣寿太上皇帝”，与陈晃共理国政。圣宗陈晃也仿照其父，让位于儿子陈昑，被尊为“光尧慈孝太上皇帝”，而后继续征战。此后，仁宗陈昑、英宗陈烇、明宗陈奣、艺宗陈暊也曾先后当过“太上皇帝”。建新三年（1400），陈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少帝被外戚胡季牦簒位，陈朝至此灭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百七十五年间，陈朝竟出现了两位连任的“上皇”，其中明宗陈奣是两朝（宪宗、裕宗）太上皇，而艺宗陈暊（被尊为光华英哲太上皇帝）更是三朝（睿宗、废帝、顺宗）太上皇帝，这在东亚诸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参见《大越史記》）。越南陈朝皇帝禅位后多数被尊为“太上皇帝”而不是“太上皇”，也能说明“太上皇”与“太上皇帝”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