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共高级间谍夫妇的无奈人生

 
一对中共高级间谍夫妇的无奈人生     

父亲对一些同志用有色眼镜看我党地下工作者提出批评

父亲一解放就和陈修良一起担任南京市领导，并听从刘伯承的指示为陈修良受到无端批评而辩护。

对解放后的南京，陈修良也有极强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她对南京市情非常熟悉，无论是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还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动态，抑或是南京工商业的现状，治安的维护，她的点子常常是满堂喝彩。中共南京市委发布的好多政策和法规，都是出自陈修良的智囊库。  但当时部队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父亲一样对出生入死的南京地下党同志予以高度评价的，许多部队上的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现出一定的轻视和怠慢情绪。  有的人甚至还对地下党员的立场和出身产生怀疑，认为他们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更有甚者，还有派人跟踪地下党的同志，看他们是不是向敌人发送我军情报。 

我父亲多次严厉地批评这种糊涂思想。我父亲对部队的同志讲：“打仗谁都会，地下党的同志要是来到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但要让我们部队的同志去搞地下工作，你不见得就行！打仗只要勇敢就行了，而搞地下工作光勇敢是没用的，还要有智谋，有勇无谋绝对会把党的事业搞砸的！”

针对部队一些同志反映地下党员着装洋气，女同志烫头男同志穿皮鞋的问题，我父亲坚决地予以批驳。我父亲说：

      “烫头怎么了？穿皮鞋、旗袍怎么了？只要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没有什么！如果她和我们穿的一样土，和我们一样不了解城市，早就被敌人识破了。解放了，我们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穿着旗袍，我看很不错嘛，难道你怀疑陈书记的思想有问题？笑话！”

当时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刘伯承跟我父亲的想法一样，实际上父亲的做法也是在执行这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者的指示。刘伯承也在各种场合批评某些部队干部的不正确思想。60年后的今天，我们用后辈人的眼光看待这种现象，我们不得不说，中国革命的农民色彩太浓了。

在南京市委的正确引导下，南京解放军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从部分不理解到相处的很好，做到了从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真正会师。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南京市军管会、南京市委关于正确处理地下党和部队党组织关系的经验介绍后，立即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

“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可惜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还是遭受沉重的打击

        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亲还大两岁，是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担任学联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不久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一百多个人到莫斯科去，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邓小平。陈修良还是个小组长，一百多人有五个人做小组长，她是其中之一，足见其能力和资历。
        1930年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党校党委副书记，华中局新华日报总编辑，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中，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地下党组织，不惧危险，打入敌营，获取情报，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京沪杭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等等。这些情报为我军的渡江作战提供了巨大而独特的帮助。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解放大军渡江将会遭遇很多麻烦，会增加大量的人员伤亡。她还策动争取了国民党军队的海陆空大起义，策应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父亲后来调到北京担任首任工程兵司令，陈修良则到上海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岁月证明，父亲的辩护作用是有限的。像陈修良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尤其是长于思考的干部，她们总是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观察问题，也对体制上的弊端有更真切的感受。由于她有知识和文化，对建国后所产生的一些体制上的弊端有更强烈的改革欲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陈修良不仅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沙文汉职位更高。沙文汉1925年4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在宁波带头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他1929年夏担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7月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 1954年12月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夫妇俩个身在高位，完全可以循规蹈矩地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做为少年时代就投身理想的他们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有料到后来的政治斗争会那样残酷。
        陈修良在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她特别说到她在浙江农村考察的时候遇到的现象，也就是哪怕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而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并不好使。老百姓也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陈修良呼吁：“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该用“圆印子”。
        陈修良重视调查研究，她曾到一个县里面一调查，百分之八十的干部是小学水平，她说这怎么能学马列主义呢？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学说太深奥了，没有文化根本理解不了，要让赶紧补文化，学科学，才能理解马列主义，结果反对工农干部学马列注义这个帽子被戴上了。作为高级干部，她家住在杭州孤山街，前面一条支路，那上面都是干部住的，并造了干部大楼，为了首长安全那条支路给封掉了。陈修良很不高兴，说山下面还老百姓，有卖大饼油条的，还有蹬三轮车的，你怎么能把路封掉了呢？那是人家的饭碗，人家还要生活的。后来搞运动，说她反对保卫工作，反对肃反。
       由于夫妇二人一直探讨这个建国后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她的丈夫沙文汉也在省内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由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这样的发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觉”来形容，他们对于体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绝大多数同志。然而为了这个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们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被人们歧视和打击的右派，受到了精神上巨大的折磨。沙文汉饱经折磨，50多岁就不幸逝世了。陈修良受到20多年批判，颠沛流离，抄家下农村，挨尽了批斗，受尽了白眼，直到改革开放才恢复名誉。

        这个代价真是无比沉重！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81页）。

沙文汉、陈修良当年的话几十年后才被我们的领导人所认可，几十年的时间被耽误了！陈修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住院，已经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上海到医院去探望她，肯定了这位被误解多年的老革命的非凡功绩。

特别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一解放地下工作者都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打击？陈修良如此，她丈夫沙文汉也如此。沙文汉虽然是省长，几年后被完全架空了，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工作。5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多次到杭州，但是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甚至毛泽东来杭州都不通知他，沙文汉没有机会去迎接。毛泽东有一次问沙省长为什么不来。省委领导说，沙文汉身体不好，不参加应酬。毛泽东听了后很生气，居然跟毛泽东摆架子该当何罪？！但这绝不是沙文汉敢这样的。

我后来一直遗憾，没有问一问父亲解放初期敢于替陈修良辩护，但是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后父亲会不会在暗中给她一封信或者一个电话安慰一下？

我料想，哪怕父亲身为司令员，后来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成员（70年代初军委办公厅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军委最重要的机构），可能连个最简单的问候都不敢，更不要说替正确的观点辩护了。当年父亲还能替她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完全怪父亲，因为他那样做肯定会受到株连，会让身在高位的他削职为民、株连家属，所以连最基本的战友之情都无法表达了。

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并不惧怕，但是他惧怕成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敌人”。为了后面这个惧怕，他不会再去思考一个高级干部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政治生活不正常所带来的政治效应。

我是很晚才知道陈修良这个人的，听说她是到上个世纪末90多岁才故去的，听说她到晚年还用老迈之躯整理党史。早知道的话我真应该以她战友后辈的名义去拜访她，问一问她和父亲共事的情况。

可惜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了，但愿他们在天国还能一起回忆那充满理想的岁月。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过上将陈士榘》，陈人康策划、口述，金汕、陈义风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