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垮台：源于特权阶层挖墙角

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腐败，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一
苏共党内存在一个权贵阶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1](p8)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2]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3]
第三，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苏联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就会陷入“外因决定论”。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2]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二
如前所述，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相反，他们成为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转变为一个阶级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是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就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绝对统一，打击反对派，使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亚·麦德维杰夫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4]
就斯大林本人而言，他早年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一座一座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5]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她还说:“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这些最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宫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6](PP22-26)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7](pp117-119)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8](PP129-134)
不过，尽管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特殊待遇，但这些人为数较少，所以当时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2]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翼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借口也堂而皇之，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自己支配。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通过对人民财产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对于当时干部的特权，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利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9]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8](PP50-60)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权贵阶层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这时，前苏联社会制度对他们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转变的约束力已完全消失，非但如此，制度的转型为他们自身的质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的新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宣布了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了对前苏联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地讲: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10]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的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变。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二战以后几十年间，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支权等，不一而足。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10]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在苏联，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10]
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要从体制上找，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1](P333)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这种政治体制模式有明显的弊端和危害性:
首先，“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失望。
其次，“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
第三，“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
第四，“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
第五，“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
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在7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使苏共陷入绝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金鑫:《中国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000年5月17日和5月24日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参见科兹的著作《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3]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4]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参见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参阅莉·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内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鲍利斯·叶利钦:《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9]参阅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10]季正矩:《跨越腐败的陷阱》，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