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视剧的世俗品格

我们讨论香港电视剧，有几件事应该事先说清楚。第一，我们对香港电视剧的了解不会超过内地电视台曾经播出的范围。有材料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大约20年里，内地引进的香港电视剧已逾千部。如果说这个数字是可信的话，那么，我的视力所及大约就在百部之内。和这个时期香港实际生产的电视剧相比，这点收视经验当然是微不足道的，而我对香港电视剧的认识和理解，一定会先天带有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第二，我们是作为内地观众观看香港生产的电视剧，这一特殊的身分规定了我们在观看香港电视剧时将采取不同于香港观众的立场、方法和态度。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我们不用衡量内地电视剧的标准衡量香港电视剧，但是，我们在观看香港电视剧时又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内地电视剧给与我们的影响，我们是在内地电视剧的巨大背景下观看香港电视剧的。所以第三，香港电视剧从一开始就是以“异类”的身分进入内地的。站在大陆中心的立场，香港电视剧只能是边缘性的，只能是内地电视剧的一种补充形式。我们也许会在讨论中实现对于这种限制的某种程度的超越。
定位在“消闲”上
讨论香港电视剧，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香港人看来，电视剧是什么？或者换个角度，人们为什么要看电视剧？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回答。问题过于宽泛也许是原因之一，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香港的编剧、导演以及理论家、评论家，乃至观众都不喜欢谈论这个问题。他们拍的只管拍，看的只管看，谁也没有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就此发表过任何宣言，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当然，不说不等于没有，我以为，他们是将自己的主张默默地贯彻在每一部作品中，或者是贯彻在自己的欣赏态度中的。因此我以为，要想了解香港人对于电视剧的看法，更便捷的方法就是看看他们拍了一些怎样的电视剧或他们日常要看哪些电视剧。
香港电视剧不是为教化而拍的，更不是为审美而拍的，也没有观众要求电视剧为他们提供“生活的教科书”，或成为某些人追求精神自由的“审美方式”。事实上，对他们来说，电视剧只是一种可供娱乐、消闲的商品，他们的看电视剧，也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调剂生活，放松身心而已。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看电视剧，往往是在紧张工作一天之后，吃完饭，洗个澡，换上宽松的睡衣，然后卧在沙发上。这样的观赏姿态我想不应该只是个例，在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姿态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在这里，电视剧不可能表现为“自我升华的精英倾向”，或营造一种“高亢飞扬的政治兴奋感”，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为每一个个体的观众指出一条“排闷消愁的玫瑰之路”，即以工作和闲暇为两大内容的现代城市平民的理想生活方式。
香港人把电视剧定位于“消闲”，应当说是比较接近电视剧的本质的。不过，有一点应该说明，追求本质仍然是内地的思想方法，香港人想问题恐怕比这要实际得多。他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一点：电视剧不是拍给少数人看的。事实上，在香港，电视剧观众的主体从来不是抱定某种人文理想和价值观念，或热衷于某种政治口号的知识界精英，而是广大的城市市民。他们选择看电视剧作为打发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的主要方式，其理由就是，在诸多消闲娱乐的方式中，看电视剧是最便捷、最便宜的。香港的电视剧出品人大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人，他们投资电视剧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利生财。所以，以他们的商业眼光，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所生产的电视剧必须迎合世俗社会大众生活的需求，才不至于被观众所冷落，从而最终实现赚钱的目的。
不凌驾于观众之上
我们看到，香港电视剧因此展示出了完全不同于内地电视剧的一些特征。它们主要表现为：第一，不承担宣传、启蒙和教化的任务，不摆出“先觉觉后觉”的凌驾于观众之上的姿态，也没有传播新思想的义务和能力，而是直接认同于一般市民的思想和趣味，认同于流行的价值标准。就像有人所批评的那样，香港电视剧“大都专迎合社会心理，没有一定的目标”，不过是什么吃香模仿什么，什么时髦追求什么，趋时随势，游戏文章，当不得真的。比如《霍元甲》这样的电视剧，内地有些人喜欢给它戴上一顶“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帽子。其实，这顶帽子给它戴是很不合适的，充其量，它也就是迎合了80年代以来香港人的“寻根热”和“身分危机感”。至于有些社会、言情内容的电视剧，我们的观众愿意称赞它们“歌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人格”，“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云云，这样说或者有一些道理，因为香港电视剧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往往带有“传统特征”，往往讲究“发乎情而止乎礼”。但我想指出一点。香港电视剧中所表现的“正义感和道德情操”，与其说体现了编导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还不如说体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欣赏要求，和内地电视剧中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传统”和“道德说教”，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香港电视剧不标榜创造性和独特性，不在乎是否超越了别人或超越了自己，也不把创作视为实现心灵与精神自由的途径，在这里，电视剧的生产方式主要表现为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仿作和复制，从而使内容、样式和趣味都带有严重的模式化倾向，比如人们习惯性地将电视剧分成武侠、枪战、滑稽、公案、言情、宫闱、古装、时装等类型，也有人叫作搞笑片或催泪片，不过是“赚人眼泪”或“博人一噱”罢了。无论那一种，只要观众喜欢，有较高的收视率，他们就可以仿作和复制下去。比如《霍元甲》受到欢迎，跟着就有《陈真》问世；《戏说乾隆》一炮走红，接下来就是续集乃至《戏说慈禧》；还有诸如《法中情》《法外情》《法网柔情》《情义无价》《义不容情》等等这样一些似曾相识、大同小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品，其中未尝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没有零星引进的新的技巧，但总是很快就被各种仿作和复制所淹没，从而使得许多新奇有趣的尝试最终都变得令人厌烦了。不过，他们总能找到新的可以仿作的东西。
第三、对香港电视剧来说，趣味性和娱乐性比思想深刻、意义重大更有实际的价值，换句话说，只有趣味和娱乐才可能给制片人带来相应的收视率和商业利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香港电视剧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好看”与“好玩”，这甚至成了人们评价香港电视剧的唯一标准。于是我们看到，“无奇不传”和戏说就成了香港电视剧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这里不会有喜剧，但一定会有搞笑的闹剧；不会有悲剧，却不会没有哀情、怨情、苦情、惨情之类的言情剧；这里更没有所谓的历史剧或现实题材剧，而只有嬉笑打闹的古装戏和时装戏，等等。不过，大部分香港电视剧并不因此就粗制滥造，他们似乎更讲究语言的生动，情节的曲折，故事的新奇，性格的丰满，再加上色彩的亮丽，光影的逼真，明星的魅力，香港电视剧真是既平庸又好看。
“边缘”性的角色
香港电视剧的这种面貌特征，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边缘”位置和“边缘”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边缘性并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且包涵着深刻、丰富的文化内容。这一点可以从香港电视剧进入内地以后的一系列遭遇中看出来。事实上，香港电视剧在内地从来没有得到过公正的评价，那些视香港为“文化沙漠”的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香港电视剧庸俗的市民气。于是便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知识界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是广大电视观众的如醉如痴，几乎任何一部赢得了较高收视率的香港电视剧，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内地文化人言词尖刻的嘲弄，很多人甚至总是边骂边看，边看边骂。内地知识分子，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他们一贯的文化立场都是强调文艺的启蒙教化功能，即使是“不言利害”的“为艺术而艺术”，也极力反对文艺的消闲和解闷。“这样一种精神特质似乎深深地植根于‘五四’新文学的想象逻辑和意识形态中”。按照这种逻辑，香港电视剧的从属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毋庸置疑的。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世俗文化或商业文化所拥有存在的合法权利，他们总是从纯艺术的角度否定电视剧的通俗性，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否定电视剧的商业性。
我常常想不通，知识精英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的那种特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对香港电视剧有另外的看法呢？有些好心人，希望提高香港电视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他们所采取的做法，不过还是拿所谓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标签硬挂在香港电视剧的身上。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这样做不仅显得有点张冠李戴，不伦不类，而且永远不能逃脱精英文化权力所设置的逻辑圈套。李欧梵先生似乎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提醒我们：“本身的文化传统无所谓精英与通俗之分，香港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大多没有自命清高或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心心态，所以，香港文化的动力并不完全出自精英人士的提倡而是像自由市场一样，自有其生产和消费的活动规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说，正是香港的“边缘性”最终成就了香港文化完全不同于内地的特点。我们注意到，在即将过去的一百年内，香港几乎没有经历过任何一次旨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的洗礼，结果是在这里基本保存了一个完整的、自为的“世俗生活空间”。在内地已经消失殆尽的世俗生活，在香港却显得热闹而又强旺，铺张而有元气。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通俗文化样式能在香港健康地生存和发展，很难说不是因为拥有这样一个世俗生活空间。因此我想，我们要还香港电视剧以公正，就一定不能脱离滋养了香港电视剧的这个世俗生活空间；而香港电视剧所表现的趣味，就是香港的平民日常生活所肯定的世俗性和平庸性。它固然不会激发人的神圣感、崇高感，但它必然是对平民那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和保证，而这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才是人的生活的常态。至此我们终于明白，香港电视剧对广大电视观众的迎合，并非一时的姿态或策略，而是建立在世俗和平庸基础上的精神的同构与共生。既然这是人的生活的常态，我们也就不必为此而感到羞愧了。魏绍昌先生在《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中说：“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联起来的意思是：在读者休息娱乐的日子里，提供悦目有趣的作品，该派以这样的涵义命名，有什么不好？我认为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如果有人要把这顶帽子送给香港电视剧，我想，不会不合适吧？
世俗文化的景观
香港电视剧和鸳鸯蝴蝶派之间是保持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的。这种关系究竟亲密到什么程度，可以有许多具体细微的研究，我在这里只是想指出二者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可能性。鸳鸯蝴蝶派在内地的消亡，一定有许多内在的或外在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却是自为的世俗生活空间的被破除。所以，近几十年来，通俗的市民文艺在内地难以生存，原因之一是失去了赖以存活的土壤。而香港却得天独厚地保存了这土壤，这就使得“鸳鸯蝴蝶派”的移植成为一种可能。不过，我在这里指认香港电视剧和鸳鸯蝴蝶派有某种联系，绝非指前者直接脱胎于后者，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翻版。问题当然不会这样简单。我只是想提醒各位注意，二者之间在宗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消闲”、“趣味”，都注重人生安稳、和谐的一面，他们也表现对于社会的不满乃至抗议，但也止于感情的发泄，而并不提出改造这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而且，他们都把满足城市市民基于人性的消遣的要求，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
我们甚至还可以将这种文化的传承追溯得更远一点，追溯到古代文化中的另一种传统。班固就曾在《汉书·艺文志》中讲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恐怕是把小说视为闲书的滥觞吧？由此发展出来的消闲的传统，完全不同于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另一种传统。这就是说，小说从来都不承担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而只是构成了世俗文化的一种景观。“小说者何也？反乎大言者也。”在梁启超倡导“新小说”之前，这种认识或许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共识。事实上，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是名正言顺地将小说视为“闲书”的，直到今天，民间在某种程度上还依然保留着这样的看法。既然如此，小说的创作，有趣显然就要比有益重要多了，说到底，世俗是最不耐烦你来教训人的。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电视剧比当今的许多小说更能发挥“闲书”的功能。在小说越来越成为满足知识分子阅读要求的纯文学读物的今天，电视剧承担起抚慰当代城市市民观众的任务，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一点上，香港电视剧比内地电视剧觉悟得早，也明智得多。内地电视界从一开始就看不起香港电视剧，认为它既没有思想价值，又没有艺术价值，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必欲抵制之，驱逐之，要用我们生产的精品战而胜之，但曾几何时，内地电视剧变得越来越“港化”即世俗化了。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大的讽刺吗？这说明，只要世俗不灭，人们的消闲、娱乐要求就不会停止，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电视剧。有朝一日，即使在知识精英把电视剧改造、提升为艺术之后，我想，那些生活在世俗空间中的人们，也还会找到新的表达情感，消闲娱乐的方式。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