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负总责”张闻天为何要求去上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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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负总责”张闻天为何要求去上海
发布时间:2010-12-7 9:01:00   来源:文史天地
胜败乃兵家常事。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冷嘲热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要打败仗。早在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讽刺为“狭隘经验论者”。博古嘲讽土城之役失利的话由此而来。
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与刘少奇交谈时,也说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没有达到目的,还造成很大的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信,表示自己的不满。
第三件,是刘少奇和杨尚昆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
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说怪话的也最多。刘少奇将从部队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发。彭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刘少奇和杨尚昆签发的。
第四件,中央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央开会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主张打。毛泽东认为,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值得,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毛泽东据理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作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会议还决定撤销毛泽东刚刚担任几天的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代。当天晚上,毛泽东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避免了一次损失。
战场指挥,有时必须果断决策,捕捉战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
第五件,张闻天曾经要求离开领导岗位。
遵义会议后,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前往,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负总责”的张闻天曾自告奋勇要求去,政治局没有同意。后来,中央派陈云去上海。
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刚刚出来担当重任,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不过,也应该看到,领袖的权威是在长期斗争中建立的,“军事领导的权威”要“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指挥受到怀疑、批评是不足为奇的。
“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
为了统一思想,维护团结,5月12日,中共中央在离县城7.5公里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岁月磋跎,沧海桑田,现在“会理会议”旧址已在一个大水库中。这个水库叫红旗水库,1974年竣工,主要解决会理居民的饮用水。水库边上的上坡有一块“会理会议”纪念碑。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等,李德列席了会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去的。当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接到通知,也赶赴会场。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召开的时机选择得很好:第一,红军终于突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第二,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将追敌远远地甩在江南,红军有了喘息休整的机会,中央因此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充分的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张的报告大纲在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讨论过。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严厉地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是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