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警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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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吉·原野
《 人民日报 》（ 2010年12月22日 24 版）
广场之香
那年，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住。有一天晚上，跟警察一起巡逻。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到了夜里十一点才有一点凉风。我坐的那辆车是天安门分局某分队巡逻车。分队长是个小伙儿，热忱而健谈。执勤时间是零点到早晨八点，地点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开着车窗慢慢行驶。
分队长谈家庭、谈孩子、谈收入，总之，他把我当成一个知心朋友。城楼被灯光雕刻成水晶般的亮白线条，人民大会堂的轮廓隐没在夜幕里。这时广场清空，凌晨四点三十分开放，观看四点五十一分的升旗式。来自各地的观众坐在广场外的空地等候。
分队长开车沿着红墙走，巡逻车才有这个权力。红墙下的石椅若有人睡觉，分队长停车把他们叫醒。被叫醒的人坐起来，再倒下接着睡。我没问为什么不让人在这儿睡觉。
第二轮巡逻到东侧红墙，分队长对一位躺着的老太太说：别睡了，跟您说十遍了。
她边上坐个人，四十多岁，像农民，说：身体不好，歇歇。
分队长说：真要是有病，上医院瞧瞧吧，这有车。
农民摇摇头：不用了。
分队长说：这时候您睡着了容易着凉，起来吧。
好吧，农民扶老太太。他把一件衣服塞到身后，虽不引人注目，但被我看到。
我看了下方位，这是城楼东数第五个灯柱。
上车，分队长告诉我，如果真有人在广场病倒，或者说猝死，他责任大着呢。他当班，先把人轰起来再说。没毛病坐着，有什么毛病上医院。
您说我这么做对吗？他问。
对，我回答。又想，那人见了警察往身后掖什么呢？他们是娘俩儿。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了，再有一个多小时升旗。分队长让我在车里靠着睡一会儿，我反而睡不着，下车。
我走到城楼东侧红墙第五个灯柱下面，石椅上没人。我刚要走，农民模样的人忽现眼前，指石椅：“看到人没有？”
我想你把自个儿妈都看丢了，什么儿子。对他摇头。
他说：完了！这下完了！跺脚。
我问：老太太走多半天了？
他跺脚，晃手里的瓶，我就是买瓶水。
我说别急，把老太太年龄、姓名、特征说一下，让天安门分局帮助找。
他急了：我哪知道她年龄、姓名？
不认识？
怎么不认识？一路上来的，专门上北京看升旗嘛。
我糊涂了，询问之下，略知原委。
他是宁夏的刑警。他们到东北抓捕一个本县的犯罪嫌疑人，此人趁警察不备自残，而后水米不进，提出见自己母亲。这个警察专门去宁夏接他母亲。办案经费紧嘛，老母亲睡卧铺，警察坐着。快到北京，老太太要看升旗，警察请示领导同意，看升旗来了。如果老太太丢了，或出其它问题，警察不敢想象。
我问：你刚才往身后掖什么？
他说：跟你实说嘛，香。
香？
他说：这个老太太从家带来一把香，说烧香敬奉国旗。她老是拿出来看，我帮她收起来了。广场让烧香吗？
我说不让。
这个人说，烧香也是美好祝愿嘛。你看，人没了，怎么办？
我告诉他坐这儿别动，留手机，回广场把这事告诉分队长。
分队长坦然说：放心吧！老太太肯定出不了意外，天安门这个“场”好，她肯定在看升旗的人堆里，一找就找到，她得烧香啊。
说话间天亮了，人流排队缓缓进入广场。少顷，长安街封路。军乐起，国旗护卫队进入广场。围观的人群仰面肃穆，闪光灯明灭如焰火。
这会儿，分队长电话来了，说老太太在面包车上呢。我和宁夏警察到面包车，老太太手扒车窗玻璃看国旗，说：多好看啊！
分队长说，他发现广场有个老太太蹲着往面包上插香，知道找对人了。
这时，老太太问我们：这么好的时辰，咋不让上香呢？
分队长说：上吧！你在车里上。
老太太把面包拿出来，插上香，我给她点上火。她双手合十，祷念：求国旗给我儿子减点儿罪吧。宁夏警察看老太太，像看自己亲妈似的。
盲人楼
“盲人楼”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幢六单元的六层楼被包围在水产批发市场中间，破旧高耸。
为什么把盲人集中一起住呢？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原来，盲人是福利工厂的工人。厂里给他们盖了一幢楼，在那个年代免费居住，上下班都方便。往后，福利厂破产，盲人还住这儿。不住这住哪儿？视力好过1.5的人都没房住了，更甭说盲人。这个楼的盲人夫妻双盲占多数。这是一家盲人工厂，对象也都在盲人里边找。
盲人跟盲人结为连理，好处比明眼人多许多。他们不买股票遭罪，不打麻将赌博，不喝大酒，也不在深更半夜跳墙会情人。盲人家庭安静，只有每家的收音机一直播音。
然而，盲人的困难还是很多，困难太多了。好就好在他们摊上一个好派出所。比方说，下雪，警察第一个帮他们扫雪。不扫就结冰，结冰就有盲人骨折。治一个骨折两千元，盲人哪儿来的钱哪？助盲是这个派出所的大事，掏下水道，清化粪池，下雨天道路垫一层红砖。这些事，谁当所长都这么办，成了规矩。对公安来说，盲人楼也有一样让他们省心——不招小偷。
话说奥运会期间，社区警察老刘——盲人管他叫刘警察——心生一个主意。他想，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看比赛，盲人光听收音机也不过瘾呀！他把盲人组织起来，讲奥运。
刘警察拜师学过评书，口才不一般。面对一百多位盲人，他这么讲：
“埃蒙斯金发碧眼，小伙儿贼有才。不过有一样儿，他手指头，具体说是右手食指爱闹鬼。上届奥运会他把最后一枪打到别人靶子上，帮咱们中国人得了冠军。这回，最后一枪离靶心一尺多，肚脐位置，冠不了军啦。两口子抱一起呜呜哭，泪水流成游泳池。”
刘警察连说带比划，加上演义成分和单田芳的口风，受盲人欢迎。奥运会十五天，刘警察每天傍晚在盲人楼旁大树底下讲半小时，专讲冠军，附近人闻风而至，明眼人比盲人还多。
这事传到市局局长耳中，前来观看，各级下属陪同。听完刘警察一通奥运评书，局长说了第一句话：奥运安保结合服务群众，很好。
下属说：好，好！刘警察说：再接再厉！
局长第二句话是：上盲人家看看。
派出所领导陪局长走访四五家盲人，看到他们简陋的家居，清苦的生活。临走，局长说了第三句话：都没安纱窗，蚊子咬啊！
局长好似自言自语，说完走了。
派出所领导回味局长这三句话，认为重点在第三句：纱窗。一个铝合金纱窗七十元，塑钢五十元，盲人都是低保，前后两个窗户，拿不起这笔钱。
怎么办？所长、指导员研究。研究半天把刘警察找来骂了一顿，你说评书把局长招来，这不没事找事吗？安纱窗，五十多户盲人，就五千多元钱。因为没钱买油，车都停了，协勤工资两个月没发了。派出所也没钱啊？
这事过了两天，到第三天的时候，一辆卡车满载塑钢纱窗开到盲人楼，工人上各家安装。盲人们听说派出所给安的，雇一副锣鼓上派出所感谢。所长毛了，说：咋回事儿？这是咋回事儿？
教导员道出实情：他两天前去分局办事，赶上动员献血，他献了500毫升，年轻嘛。虽然说是义务献血，分局请吃了一顿大餐。然后，教导员掰手指头算：工会给一千元补贴，团委给五百元，市局给两千元，自己垫五百元，把纱窗做上了。
教导员说，我运气好吧？
所长说：好！这事办得真好，成我心病了，没法跟局长交待啊！钱啊，都说公安有钱，咱们哪有钱？这回，你把500毫升血洒到50户盲人家里了。
他们哈哈大笑。
《 人民日报 》（ 2010年12月22日 24 版）
广场之香
那年，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住。有一天晚上，跟警察一起巡逻。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到了夜里十一点才有一点凉风。我坐的那辆车是天安门分局某分队巡逻车。分队长是个小伙儿，热忱而健谈。执勤时间是零点到早晨八点，地点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开着车窗慢慢行驶。
分队长谈家庭、谈孩子、谈收入，总之，他把我当成一个知心朋友。城楼被灯光雕刻成水晶般的亮白线条，人民大会堂的轮廓隐没在夜幕里。这时广场清空，凌晨四点三十分开放，观看四点五十一分的升旗式。来自各地的观众坐在广场外的空地等候。
分队长开车沿着红墙走，巡逻车才有这个权力。红墙下的石椅若有人睡觉，分队长停车把他们叫醒。被叫醒的人坐起来，再倒下接着睡。我没问为什么不让人在这儿睡觉。
第二轮巡逻到东侧红墙，分队长对一位躺着的老太太说：别睡了，跟您说十遍了。
她边上坐个人，四十多岁，像农民，说：身体不好，歇歇。
分队长说：真要是有病，上医院瞧瞧吧，这有车。
农民摇摇头：不用了。
分队长说：这时候您睡着了容易着凉，起来吧。
好吧，农民扶老太太。他把一件衣服塞到身后，虽不引人注目，但被我看到。
我看了下方位，这是城楼东数第五个灯柱。
上车，分队长告诉我，如果真有人在广场病倒，或者说猝死，他责任大着呢。他当班，先把人轰起来再说。没毛病坐着，有什么毛病上医院。
您说我这么做对吗？他问。
对，我回答。又想，那人见了警察往身后掖什么呢？他们是娘俩儿。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了，再有一个多小时升旗。分队长让我在车里靠着睡一会儿，我反而睡不着，下车。
我走到城楼东侧红墙第五个灯柱下面，石椅上没人。我刚要走，农民模样的人忽现眼前，指石椅：“看到人没有？”
我想你把自个儿妈都看丢了，什么儿子。对他摇头。
他说：完了！这下完了！跺脚。
我问：老太太走多半天了？
他跺脚，晃手里的瓶，我就是买瓶水。
我说别急，把老太太年龄、姓名、特征说一下，让天安门分局帮助找。
他急了：我哪知道她年龄、姓名？
不认识？
怎么不认识？一路上来的，专门上北京看升旗嘛。
我糊涂了，询问之下，略知原委。
他是宁夏的刑警。他们到东北抓捕一个本县的犯罪嫌疑人，此人趁警察不备自残，而后水米不进，提出见自己母亲。这个警察专门去宁夏接他母亲。办案经费紧嘛，老母亲睡卧铺，警察坐着。快到北京，老太太要看升旗，警察请示领导同意，看升旗来了。如果老太太丢了，或出其它问题，警察不敢想象。
我问：你刚才往身后掖什么？
他说：跟你实说嘛，香。
香？
他说：这个老太太从家带来一把香，说烧香敬奉国旗。她老是拿出来看，我帮她收起来了。广场让烧香吗？
我说不让。
这个人说，烧香也是美好祝愿嘛。你看，人没了，怎么办？
我告诉他坐这儿别动，留手机，回广场把这事告诉分队长。
分队长坦然说：放心吧！老太太肯定出不了意外，天安门这个“场”好，她肯定在看升旗的人堆里，一找就找到，她得烧香啊。
说话间天亮了，人流排队缓缓进入广场。少顷，长安街封路。军乐起，国旗护卫队进入广场。围观的人群仰面肃穆，闪光灯明灭如焰火。
这会儿，分队长电话来了，说老太太在面包车上呢。我和宁夏警察到面包车，老太太手扒车窗玻璃看国旗，说：多好看啊！
分队长说，他发现广场有个老太太蹲着往面包上插香，知道找对人了。
这时，老太太问我们：这么好的时辰，咋不让上香呢？
分队长说：上吧！你在车里上。
老太太把面包拿出来，插上香，我给她点上火。她双手合十，祷念：求国旗给我儿子减点儿罪吧。宁夏警察看老太太，像看自己亲妈似的。
盲人楼
“盲人楼”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幢六单元的六层楼被包围在水产批发市场中间，破旧高耸。
为什么把盲人集中一起住呢？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原来，盲人是福利工厂的工人。厂里给他们盖了一幢楼，在那个年代免费居住，上下班都方便。往后，福利厂破产，盲人还住这儿。不住这住哪儿？视力好过1.5的人都没房住了，更甭说盲人。这个楼的盲人夫妻双盲占多数。这是一家盲人工厂，对象也都在盲人里边找。
盲人跟盲人结为连理，好处比明眼人多许多。他们不买股票遭罪，不打麻将赌博，不喝大酒，也不在深更半夜跳墙会情人。盲人家庭安静，只有每家的收音机一直播音。
然而，盲人的困难还是很多，困难太多了。好就好在他们摊上一个好派出所。比方说，下雪，警察第一个帮他们扫雪。不扫就结冰，结冰就有盲人骨折。治一个骨折两千元，盲人哪儿来的钱哪？助盲是这个派出所的大事，掏下水道，清化粪池，下雨天道路垫一层红砖。这些事，谁当所长都这么办，成了规矩。对公安来说，盲人楼也有一样让他们省心——不招小偷。
话说奥运会期间，社区警察老刘——盲人管他叫刘警察——心生一个主意。他想，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看比赛，盲人光听收音机也不过瘾呀！他把盲人组织起来，讲奥运。
刘警察拜师学过评书，口才不一般。面对一百多位盲人，他这么讲：
“埃蒙斯金发碧眼，小伙儿贼有才。不过有一样儿，他手指头，具体说是右手食指爱闹鬼。上届奥运会他把最后一枪打到别人靶子上，帮咱们中国人得了冠军。这回，最后一枪离靶心一尺多，肚脐位置，冠不了军啦。两口子抱一起呜呜哭，泪水流成游泳池。”
刘警察连说带比划，加上演义成分和单田芳的口风，受盲人欢迎。奥运会十五天，刘警察每天傍晚在盲人楼旁大树底下讲半小时，专讲冠军，附近人闻风而至，明眼人比盲人还多。
这事传到市局局长耳中，前来观看，各级下属陪同。听完刘警察一通奥运评书，局长说了第一句话：奥运安保结合服务群众，很好。
下属说：好，好！刘警察说：再接再厉！
局长第二句话是：上盲人家看看。
派出所领导陪局长走访四五家盲人，看到他们简陋的家居，清苦的生活。临走，局长说了第三句话：都没安纱窗，蚊子咬啊！
局长好似自言自语，说完走了。
派出所领导回味局长这三句话，认为重点在第三句：纱窗。一个铝合金纱窗七十元，塑钢五十元，盲人都是低保，前后两个窗户，拿不起这笔钱。
怎么办？所长、指导员研究。研究半天把刘警察找来骂了一顿，你说评书把局长招来，这不没事找事吗？安纱窗，五十多户盲人，就五千多元钱。因为没钱买油，车都停了，协勤工资两个月没发了。派出所也没钱啊？
这事过了两天，到第三天的时候，一辆卡车满载塑钢纱窗开到盲人楼，工人上各家安装。盲人们听说派出所给安的，雇一副锣鼓上派出所感谢。所长毛了，说：咋回事儿？这是咋回事儿？
教导员道出实情：他两天前去分局办事，赶上动员献血，他献了500毫升，年轻嘛。虽然说是义务献血，分局请吃了一顿大餐。然后，教导员掰手指头算：工会给一千元补贴，团委给五百元，市局给两千元，自己垫五百元，把纱窗做上了。
教导员说，我运气好吧？
所长说：好！这事办得真好，成我心病了，没法跟局长交待啊！钱啊，都说公安有钱，咱们哪有钱？这回，你把500毫升血洒到50户盲人家里了。
他们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