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四大家族上演的豪门恩怨(图)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再到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蜂拥而至的专家学者，都沉浸于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蒋介石的内心独白。

　　事实上，除了蒋介石日记，这里还有中国民国史及蒋宋孔陈四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显赫家族“独一无二”的资料。在专家们看来，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专家们相信，随着这些档案的全面解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的四大家族，其真实面目必将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是内地少数前往胡佛研究中心查阅蒋介石日记和四大家族档案的专家，近日，这两位专家接受了，向我们披露了上世纪中叶发生在那些中国最显赫豪门之间的恩恩怨怨。

　　1927年12月1日，一场辉煌盛大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行，新郎蒋介石实岁40，新娘宋美龄实岁30。

　　大华饭店里嘉宾满堂，主婚人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前来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要有: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英美日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记者等也出席了婚礼。

　　当时上海新闻报道称，“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因这场婚姻而被联系在一起的蒋宋孔三大家族权倾一时。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宋氏家族就已经因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先生早年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宋家则为上海地区首屈一指的买办家族。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没有孙宋联姻，宋家成员不可能步上政治坦途，蒋介石也许不会强烈追求宋美龄，中国近、现代史或将改写。

　　其实，就在蒋宋结合的时候，宋家的家长重担已经落在了宋家三子宋子文身上。当时蒋介石正以下野的姿态韬光养晦，是宋子文利用自身的资源，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一直与蒋介石同进共退，西安事变发生后，正是他不避艰险与宋美龄同赴西安最终解救了蒋介石。

　　杨天石认为，宋子文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使得他在抗战末期与蒋介石逐渐交恶，最后远赴重洋去了美国，当寓公终老。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夫妇最早提出的。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孔祥熙开始了他亦官亦商，聚敛资财之路，并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杨天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一直轮流执掌行政院或当时中国的财政，所以郎舅之间一直争斗不断，而在对日态度上，宋主战，孔主和，这也使得孔在舆论上一直处于这个妻弟的下风。最后，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8年后，蒋介石在台北去世。

　　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70岁的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

　　今年1月14日，杨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细细评述了当年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孔宋之间的是是非非。

　　“当时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往来，还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杨天石感慨道，“这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财政部长，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

　　宋子文辞职后，仍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晋升之途是不会畅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就比如张冲，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他在1941年3月23日给宋子文发去电报:‘中共以中央未采纳共党十二条办法，暂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会议，但周恩来与委座间仍直接商洽调整，大体安静。八中全会或提付讨论。钧座如出面赞襄委座，则此事易得一解决之道。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

　　这则电文的背景是: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11日，周恩来向张冲提出抗议。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条解决办法。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3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张冲维护国共合作，希望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赞襄”蒋介石，主持政务，缓解国共合作危机。杨天石说，“其中‘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云云，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拥宋派的呼声。”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说‘Yes’的原因，如蒋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不买账，干脆说‘No’。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杨天石说，“这种和谐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蒋的信用后，开始对宋子文有了很强的戒备心理。于是，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竭力攻击”宋子文。

　　“……1941年4月，宋子文电询古达程:‘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12日，古达程复电云:‘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宋认为，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4月25日，平准基金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云: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他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1941年6月19日，李石曾电告宋:‘介公两次晤谈，函件已交，尚无机会及于具体问题，惟曾一再约弟往住黄山，俾利静谈，彼时或为较好之机会。’”杨天石说，“黄山，指当时蒋在重庆的官邸。李石虽是元老，但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较好之机会’，然而，宋子文却没有信心了。”

　　1941年6月23日，他复电李石曾称:“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介公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

　　今春大会，指的是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注:后出任外交部长)4月3日日记云:“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其为驻美大使，孔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杨天石一针见血。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3年3月25日电宋子文云:“粮食会议无特别重要性。孔荐郭任首席，似可不与之争，惟以后如有重要会议，则必须力争。为国家前途着想，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

　　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杨天石说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注:前者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后者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派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教授，正与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开该所珍藏的民国史料，其中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民国“绝密档案”，并陆续出版，首批文献即将在国内面世、全球发行。

　　2005年以来，吴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2008年1月14日，吴景平教授在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告诉了我们一个抗战时期不为人知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5月3日悍然发动袭击，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在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后来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继续北上的行动。这篇日记确凿地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并非从“九一八”开始的。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道“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吴景平说，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出现“雪耻”二字。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同时，蒋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1943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标志着之前中苏协定的实际失效。吴景平说，这个情况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记里已经多次提到中苏协定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吴景平同时也发现，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吴景平说，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青年蒋介石那时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吴景平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吴景平说，他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还发现，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虽然这一想法最终没实现，但能看出蒋介石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