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公安文化再“流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5:42:29

市局档案处  陶建川

 

连续自然流产三次及三次以上者,医学上称为“习惯性流产”。常州公安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工程——《常州市公安志》的编纂工作。在近28年漫长岁月里,含垢忍辱遭遇着一次又一次不为人知的“习惯性流产”。

我市公安编志工作始于1982年,至1987年4月完成了《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工作三十二年》(1949~1981)纲目、《常州市公安局大事记》(1949.4~1979.12)等内容的编撰。因当时并无“生产”欲望和“生产”要求,因此,未采取任何“保胎”措施,使得“头胎”无疾而终。

1987年4月,全省公安史编撰工作会议后,市局重组编史工作班子,于1988年4月成立“公安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9年10月,市局完成《常州市志·公安分志》(1949.4~1987.12)》,并报市地方志办公室。由于没有及时“调气固胎”、“摄血养胎”,导致“宫外孕”小产。

1996年底,《常州市公安志》(1949~1990)提交局领导审核。可能“胎盘屏障”、“母胎排斥”等原因,造成第三次流产。

1997年4月,市局决定将《常州市公安志》时间下限延伸至1996年。后又将时间下限延伸至2000年,2003年,完成《常州市公安志》(1949.4~2000.12)。然而,这连续孕育的两胎全都胎死腹中。

28年光阴荏苒,就是铁树也要开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公安编志前辈,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在地狱一边,每天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非常陡的山上,再眼看着这个大石头滚到山脚下面。永远地、看不到没有任何希望地重复着这个动作。

2009年4月,市局党委决定再将公安志的时间下限延伸至2008年,并发文成立编纂委员会。

60岁的高龄产妇,这次能否挣脱“流产”的厄运?

 

 “沛公(刘邦)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萧何)得秦图书也。”

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里,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和用一个字(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将萧何的遥远和宏大、本质和灵魂表现的淋漓尽致。

那一大堆抢来的竹片子,最终帮刘邦换来大汉江山。

所以当刘邦平定天下,论功行封时,他以“功狗功人”的精彩妙论力排众议,推萧何为开国第一功臣,封他为酂侯。

竹简锦帛与斧钺刀枪的在政治上的较量,在中国历史上难道扬眉吐气大获全胜。让人不解感到滑稽的是:仰仗的裁判竟是个不读书的流氓无赖。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史、方志、家谱是中华史学的三大支柱。方志萌芽于秦汉的地记、发展于隋唐的图经、成型于两宋时期、鼎盛于明清两朝。

常州公安志属于地方志中的部门志,具有内容的广泛性、时间的连续性、资料的系统性、体例的独特性等特点。

编纂《常州市公安志》绝不是附庸风雅的装点作秀;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应景之作,它是常州公安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也是常州公安局对外宣传推介的一张有内涵、有品味、有个性的特殊名片。

公安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传统的三大功能。

从资治来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公安志纵写历史不断线,横写现状不缺项,为从政者施政决策提供借鉴和服务,成为辅治之书。许多明智的领导,每到一地任职,都要索取志书阅读,把握全局,谋划一方发展方略。

从教化上讲,纸笔千年会说话。公安志表成著败,以明惩劝显善惩恶,以杜未然,通过记一方人和事,扬千秋爱和憎。

从存史而言,公安志是以资料性为特征和基础的区域文献。秉笔直书述而不论的修志传统和原则,使其资料的真实性程度较高,存史的价值较大,能为后人提供了一座经世致用的丰富资料宝库。

“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8字赞誉绝不为过。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4月24日凌晨,常州专署公安局暨常州、武进、宜兴、金坛、溧阳县(市)公安局的全体干部,由七圩港过江。当日傍晚,从常州城北青山门步行入城,经北直街至大庙弄,进驻国民党武进县警察局内。4月28日,常州专署公安局成立。同日,成立常州市公安局”

这是已经“流产”的《常州公安志》(1949~1990)第一章“公安机构”的章述内容。

当我一字一句读完这段带血的文字,只能发出“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叹。因为自己曾在水警支队北门大队圩塘(汽渡)治安卡口工作过一年,对这段光荣历史竟浑然不觉。

60年前春寒料峭的一个早晨。常州公安的开山鼻祖,他们筚路蓝缕风尘仆仆来到泰兴七圩港,乘上一条舢板船,在滔滔江水中跌宕起伏近一小时,终于摆渡到春暖花开的常州圩塘港。

当他们跳下小船,第一脚踏上江南土地时,(对常州公安而言,其历史意义真不亚于“二战”诺曼底登陆。)我们的前辈们是否会想到:他们开创的常州公安事业,60年后会是如此如火如荼、如此波澜壮阔;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这里还将诞生一个水警支队的市际治安卡口。

现在,如果圩塘(汽渡)治安卡口被赋予“红色卡口”的文化元素,如果站在“常州公安第一卡”的高度重新审视定位,那么圩塘(汽渡)治安卡口的地理战略意义、历史文化意义是否会提升?凝聚力、战斗力是否会增强?民警保安的综合素质是否会提高?

文化的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人的不断塑造,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完善人的能力。

公安志的作用就是将公安文化通过史料记载,传递到民警的思想里,使他们对公安机关的价值取向、职业精神产生认同感,从而使民警队伍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这还仅仅只是对一个小小治安卡口引发的遐想。

60年的常州公安历史里,还有多少尘封往事值得挖掘发现?还有多少革命精神值得缅怀纪念?

如果不先从内心知晓熟悉公安历史,不是从骨子里尊重热爱公安历史,那么一切对公安文化精神的高谈阔论,都将是缘木求鱼和叶公好龙。

 

优生学里说:夫妻两情相悦时的“作品”远较一厢情愿时的“拉郎配”优良。

编纂《常州市公安志》,党委领导的重视必不可缺,但光有行政命令还够——强扭的瓜不甜。只有上下同心、上下同欲,才能水到渠成、才能众手成志、才能瓜熟蒂落。

从目前状况来看,前景堪忧。首先,各部门编志进展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单位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有的思想上不重视,领导缺位;有的怕苦畏难,敷衍应付;有的互相扯皮,不肯扎口牵头。

其次,初稿质量良莠不齐——有的部门篇章节目七零八落;有的志稿内容缺漏混杂;有的统计数据自相矛盾,纂写文体更是五花八门,有工作总结式、有教科书式、有论说文式、有新闻报导式,更多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流水账清单。

造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一是因为公安民警对编史编志都是“门外汉”,每一篇部门志都是自己的“处女作”,问题不可避免;二是因为绝大部分编纂任务落在平时任务繁重的综合科,编纂时间、人员都没有很好保障;三是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得费上“九牛二虎之力”,绝非举手之劳可轻易获得,有时还确实“踏破铁鞋无觅处”。

但主观原因也存在:个别部门(单位)领导在一段时间对公安志编纂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看到《常州市公安志》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重要作用,因而片面强调单位“没有人”、“不会写”、“不知道”,“查不到”。

这使我越来越感觉《常州市公安志》是个难产的婴儿。

他的诞生条件异常苛刻——除了夫妻双方的不懈努力外,还要有亲朋好友的关心呵护、医生的望闻问切、护士的护理照料,助产师的“生拉硬拽”、和催生婆的“临门一脚”。

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怠慢、失误,都可能导致婴儿的畸形、窒息、流产、夭折。

除此以外,这个婴儿必须具备纯正的贵族血统——有着深厚的文化学养做底蕴,有着优良的历史观念做引导,同时还离不开浓厚的人文精神作支撑。

这样才能保证他不仅拥有一身浩然正气,还具备慷慨豪迈的磅礴大气,以及温良敦厚的书卷气。

更为苛刻的是,这个婴儿最后注定只能诞生在寒门。否则任何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诱惑都会令他意乱困顿;任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市侩行为会令他夭折早逝。

 

11月4日是个普通的日子,但那天是退休民警蒋俊贤78岁的生日。档案处受局党委领导的委托,一行3人,来到清潭新村蒋老家里慰问祝贺。

和煦的阳光照射在蒋老局促的小屋,袅袅的香茶水雾飘荡在斑驳的八角古桌四周。一切显得分外温馨雅致。

几句寒暄,一番叙旧。当谈到现在启动60年的公安志编修时,蒋老激动地拍着(已经退居二线的原档案处老处长)范之晨的肩膀,“小范,你们这次一定要把《公安志》编出来了,这是我公安工作一辈子留下的遗憾。今后有什么要我帮忙,尽管说。”

常言道:“得志之人不修志,修志之人不得志。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耄耋老人在本该含饴弄孙的晚年,对这本“难产”的《公安志》如此耿耿于怀?

还在为名?还在为利?

不!为的是一种守望,一种对历史的守望!这是把自己长年累月胼手胝足冷板凳,夙兴夜寐皓首穷经故纸堆看做是在和前人对话,在给后人留言的神圣使命!

我在一旁暗暗祈祷:绝不要等到自己50岁时,范之晨大姐也拍着我的肩膀,对我重复蒋老现在的话。

应该庆幸,公安前辈中还有一批象蒋老这样的历史守望者依然健在、始终不渝;应该庆幸,市局党委领导对《公安志》的高瞻远瞩、鼎力相助;应该庆幸,一个公安局的“史官”能在“进取、阳光、人本”的公安文化精神的大背景下畅所欲言。

苍天保佑!让《常州市公安志》妊娠足月,顺利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