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之隋代佛教

隋代佛教


　　隋代佛教，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 581 ）到恭帝义宁二年（618 ）中国隋王
朝一代三十七年间的佛教。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隋代虽然立国不
久，但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两朝，各种文化也出现了综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综合
南北体系，而有新的教学、宗派建立，形成了划一时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毁灭佛法
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
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他首先下
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
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
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 经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590 ）听许以前
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
《靖嵩传》；又卷十八《昙迁传》）。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
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
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
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
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
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 ），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
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
二次是仁寿二年（602 ），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
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 ），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
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
布施，但以十文为限。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 ），建造
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
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 ）严禁毁坏、
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下）。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
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辩正论》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
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
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 ）又命
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 ）又诏灵裕为国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
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
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槃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
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是长安
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
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 义
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
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
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 ）为文帝造西禅定寺，
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
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
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
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
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
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 ）灭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
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其时诸
寺多毁于战火，“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因此蒋州奉诚寺慧文等致书智顗，请
转达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予以护持。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于大业三年（607 ）下
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609）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
保留，其余一概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从这些事实上，可见隋代对于
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译经，主要译师有北天竺乌场国的那连提耶舍（490 —589 ）。他原在
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改著俗装。隋兴，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
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
同时又有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来长安，于开皇二年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
《象头精舍经》。又有中天竺婆罗痆斯优婆塞达磨阇那于开皇二年译出《业报差
别经》一卷。

　　阇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译经，周武帝毁灭佛教时，被迫回国，中
途为突厥所留，开皇四年，文帝应昙延等三十余人之请，遣使延请他东来，住在
大兴善寺，从事传译。开皇五年到仁寿末年（604 ），更译出《佛本行集经》、
《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
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达摩笈多（？—619）于开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受请至长安，
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共译出《药师如来本
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
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译师五人，共译出经论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国沙门参预达摩阇那、达摩笈多等的译事者有彦琮（557 —610），他记录
笈多游历西域各国的见闻，著为《大隋西国传》（已佚）。彦琮谙习梵文，开皇
十二年（592 ）奉召入长安，住兴善寺，重掌翻译。仁寿二年（603 ），文帝使
撰《众经目录》，又将《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大业二年
（606 ），住翻经馆，披阅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当时对林邑
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并编撰目录，以备选译。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
记》。此外他还著有《达摩笈多传》及《辩正论》、《通报论》、《福田论》、
《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又为译诸经作序。彦琮并论定翻译的楷式，有“十条
八备”之说。

　　前代译经既多，入隋又增新译。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兴善寺翻
经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
录》）。此录分《别录》与《总录》。《别录》以大、小乘经、律、论为六门，
分作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又抄集、传记、著述三门，各
分作西域、此方二类；《总录》则统计其部数、卷数。此书是一部有组织而且分
类较精的经录。另外，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 ）撰《历代三宝纪》
（又称《隋开皇三宝录》）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其内容初为《帝年》，系
佛教及重要时事于历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为《代录》，列叙各朝代译人所译经
典的部数、卷数及其重要事迹；后为大乘、小乘“入藏”经、律、论目录，各以
有译、失译分类。此录在现存经录中，内容繁博，误谬也最多。又彦琮等翻经沙
门及学士在仁寿二年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分单本（即一译）、重译（即异
译，各列大小经律论的目录，附贤圣集传）、别生、疑伪、缺本五类，刊定了当
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
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这时期，如
北方地论南道派的慧远，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论宗的吉藏，都可为其代表。普
法宗信行的三阶教也属于这个类型。

　　慧远（523 —592）的主要学说见于所撰《大乘义章》。此书把佛教义学的大
纲分作《教法聚》、《义法聚》、《染聚》、《净聚》、《杂聚》（此聚已佚）
五类。每类中都是先叙《毗昙》、《成实》，然后归结到《地论》、《涅槃》。
他盛弘《十地经论》。此论原系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时也
是宗《华严》的。他晚年又列席摄论师昙迁的讲筵，还著了《起信论义疏》，因
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摄论》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张《地论》所说的
“阿梨耶识”和《楞伽》所说的“如来藏心”、《涅槃》所说“佛性”是一法，
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从而缘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缘起”或“真识缘
起”。这种思想即为后世华严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缘起”学说的张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他从当时流行的大乘经里举出以
《法华经》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义学为根据，特别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
观说和慧思诸法实相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义。一心三观原
已发明观境兼备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时互具，
而成为三谛圆融。诸法实相原以佛的知见为标准，所以见得实相的内容为如是相、
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
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这基础上
更见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凡四圣的十法界，
更各有五阴、众生、国土三种世间，这样重迭计算，有三千诸法，皆于一念中有
具足之义，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学说，即以此等观法为其修持的指导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法门，对魏晋南北朝所
有的各家学说一一加以批判，特别是破斥当时的成实师等，形成了三论一大宗派。
吉藏先后著成《中》、《百》、《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
义》、《二谛义》等，把《般若》无得、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

　　此外，当南北朝时代之末，《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先后译出。当
时产生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已入末法时代。信行的“三阶教”，便是从这种
思想中酝酿而成的。他就时、处、机（人）把佛教分作“三阶”，以为当时到了
佛灭一千年以后，又在戒见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见俱破的颠倒众生，这都到了第
三阶时期。此时众生的机类，我见、边见成熟，所以偏学一乘、三乘，或偏念
《弥陀》、《法华》，彼此是非，终至犯诽谤罪，永无出离之期。只合依普佛普
法的法门，即佛无差别、法无差别、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极力
宣传的说教。信行圆寂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断三阶教典，
不听传行，但信奉其说的依然不绝。

　　又北地摄论师的兴起，也在隋文帝时代，如昙迁的著述中有《九识章》专篇，
他的弟子道英又深会“无相思尘”的大旨，因而《摄论》的学说仍为一般佛教界
所讲习。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的西南设置
禅定寺，集名德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以习禅为重点的
风气。特别是昙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569 —61
5 ），“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
“创立禅林，晓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愿、持律等也通行。还有致力于
社会事业的，如僧渊（519 —602）鉴于渡锦江而溺毙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设飞桥。
法纯（519 —603 ）微行市里，或代人佣作，或为僧俗洗补衣服，或清除市井的
粪秽，或为僧徒劈柴担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时周
给。慧达（524 —610）建大药藏，需者便给。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众中，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
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
这是因为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凌驾前代，义邑的组织相当发达。义邑的成
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贵族、达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
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
外，则无此需要。义邑与法社都期望往生净土。关于实际修行，则二者重视戒律
而外，法社并偏重修禅。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
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 ）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
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
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其次，炀帝为晋王时，于开皇十一年迎请智顗到扬
州，为设千僧会，受菩萨戒；智顗于开皇十七年入寂时，遣司马王弘到天台山设
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顗的忌日设千僧斋等。此外开皇十四年，武卫将军索和
业舍宅为寺时，沙门法藏（548 —629 ）率众精勤行道，设万僧斋。又沙门玄琬
（562 —636 ）定于每年二月八日佛诞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养悲田、敬田。
又大业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门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举行
大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有文帝、
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
灵祐、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都可观。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
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
迟乙僧为尤著。他们的画法有些类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隋代佛教的建筑，
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
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
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隋代的石窟艺
术，也有很大的建造。像灵祐在开皇九年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
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属河南安阳县）开凿石
窟。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的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
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叹三宝偈》、
《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更在入口的内壁刻有《大
集经.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此外所开凿的石窟，还有山东历城的神通寺
千佛岩等。至于云岗、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续
有开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铜像、玉石像、锤（）涂金像等，遗留到晚近的
为数也不少。大抵顶作螺发，面貌柔和圆满，衣褶置重写实，流丽柔巧。还有大
业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智苑，？—639 ），也为预防法灭，发愿造
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来。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又名石经山）
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
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 ），
《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
新罗在陈末隋初陆续有僧人智明、圆光、昙育及惠文等来中国研习佛法，并先后
学成归国。又文帝在仁寿中分布舍利起塔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各请
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
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并且带了沙门
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 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
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
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
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