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

“我宁愿割了××，也不会犯那个错。”青海丹麻镇一个农民告诉蔚然。这位农民今年37岁，7年前妻子上山割草，被雷电击中。他虽然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但也没有能再娶到一个老婆。

蔚然问他：“会不会偶尔有犯罪冲动？”他铁铮铮回答：“农民有许多难处，但我们农民还是很本分的，也是有廉耻的。”

蔚然本名爱新觉罗·蔚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白领。

1991年他替同事到甘肃下乡，那个贫穷的村庄为了招待他，全村人你一分他两分地凑了11块钱，买了两斤肉，“最大的票面是两毛钱。”

2006年，蔚然开始了“万村行”的计划，打算用25年时间骑车走访全国不少于一万个贫困的村庄。

4年来，蔚然走了一千多个村庄，记了上千篇日记，拍摄了上万张图片，出版了《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粮民》称不上精致，甚至因为涉及村庄太多，而有些浮光掠影。

对于中国人来说，贫困也并不是农村的新话题，但书中的确揭示了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的中国农村的问题：劳动力老化，农民的养老，农业童工，农村青年的“性福”，农村合作医疗变相坑农，农村建设流于形式……30年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但农村中国却似乎没那么幸运。

“你是哪个单位的？”

2006年8月14日，蔚然“万村行”的第一站从青海开始。

蔚然选择的是个笨办法，也过于“走马观花”，他甚至没有可能在一个村子多停留一点时间——中国一共有68万个行政村，就算一天走一个村庄，全部走完也得需要差不多两千年。如果他想25年走一万个村，他得一天走两个村。

每走进一个村子，蔚然最为头疼的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组织派他来，也没有介绍信，他辞职后也没有单位，办他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促进会”，那是为了“有个单位”而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像这样的帮扶组织在中国有一百多家。”一个公民不经官方到村里“调查”和“帮扶”，是“非法”的。蔚然只好先在“良心里自认为行动是合法的”，他和骗子的最大区别是，骗子最终是要钱的。

蔚然在“日记”中不敢加上“观点”，因为他知道，农民“上访”会遭到“截访”，他害怕说话不注意惹恼乡镇官员，以后他的“下访”也会被“截访”。

一个村子不接纳他，他就走向下一个村子。有一个村支书觉得他“敏感”，村主任把他留下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带着他走了附近四个乡镇。“就算你是骗子，我们的穷苗寨有什么可骗的？”村主任让他跟自己的儿子儿媳住一间屋子，蔚然觉得“既尴尬又温暖”，儿子晚上还放心大胆出去打麻将了。

有县乡干部对他说，你在我们这里玩几天没有问题，我们陪你天天喝酒，至于帮扶农民的事就别提了，“这些人帮扶不起来的，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是穷人。”那个干部认为，农民贫困是因为“脑子不行”。

到了村里，上年纪的农民有点不解地问他：“你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多年来在村里不大见到干部的身影，除了计划生育干部。

自费在农村走了4年，蔚然总被农民当做“国家的人”，他从农民口中听到最多的感叹是：“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

他遇到一个乡干部跟农民吵架，“政府免了你的农业税，还给你种粮补贴，你不交税了，就不是纳税人了。”蔚然差点儿跟那个乡干部“干”起来：“只要一个人呱呱坠地，他就是纳税人，每一包奶粉、每一粒药中都包含了税收，作为乡干部这样说话，有没有常识？”

蔚然惊讶的是，农民毫无怨言：“政府和中央领导很好，日子过不好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我们翻不了身，下辈子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

4年的“下访”经历让蔚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许多认识，他估计所谓“8亿农民”，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不会超过1亿人，且绝大多数是“老”农民。这些老农民在耕种着18亿亩土地，养活13亿人口。

“如果这些老农死光了，青年都进城了，谁来种粮食？”蔚然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关注。

在云南丽江三川镇金官，他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跑到下水沟里捡一块纸烟盒大小的纸片。街上也有其他捡破烂的，她只能在沟沟坎坎捡别人忽略的，一天能卖七八毛钱，来维持生活。蔚然听说她有儿子时，本想愤怒地责怪这个儿子，但一看到那个儿子，就落泪了，儿子的日子过得比妈妈还惨，他身体有病，没有上过学，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靠种地的口粮基本上只能让四口人勉强糊口。老人早就干不动重体力活了，只能依靠捡破烂，给儿子减轻些负担。

镇上有一家养老院，住着三位老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瘫痪在床，另外两位七十多岁，靠捡垃圾自力更生。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老人在“养老院”中继续为生存而劳动。两位老人白天捡破烂，晚上三个人做香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教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三位老人的“医疗保险”。

养老院的老人说：“让我们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农村人的儿女都是农民，挣不来钱，反而要管老人，管得过来吗？‘国家的人’退休还有钱，农村的老人一直要干活干到死，要不然就要饿死。”

蔚然在农村的行走中常常听到，儿女们的生活贫困往往使赡养老人之事成为家庭纠纷的导火线。

“专家学者都在说，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其实是个表象，中国8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不到一亿，都是老年农民。这些老农死了，将来农业怎么保障？老农说他们干不动了，种点地，够自己吃了就行了。这对13亿人口的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蔚然说。
没“性福”，谈什么幸福？

2006年，蔚然来到甘肃陇南的朱家台村，村子320口人，光棍就有13个。一家姓牛，家中四口人，儿子38岁了，因为经济负担大，没有成婚；35岁的妹妹因为承担家庭重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一个汤姓家庭两口人，一个鳏夫（68岁）和一个光棍（45岁），老人三十多岁时妻子去世，由于贫困他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上媳妇。另一个40岁的光棍娶了比他大10岁的低智妇女，很难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外出打工去了。

生活在山区的贫困农民男青年已到正常婚配年龄，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在蔚然走访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不是个别情况。村子里的姑娘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出现“女荒现象”。

除了结不起婚的，还有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的，有的留下一子，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贫穷。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被抛弃的农村丈夫更是雪上加霜，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没来得及偿还债务就人走屋空了。还债、种地、照看孩子落在了这些“丈夫”的头上，他们也因此不能外出做工。

“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蔚然质问。
吃饱了才有皮影和秦腔

蔚然发现新闻报道说的和农村的现实不一样。比如，报道都说农村合作医疗好，但合作医疗也会“坑农”：农民头疼脑热原来花两三块就治好了，现在动辄两三百元，就算最多报销60%，自己还要掏50块，也是冤。而且“非住院不给报销”，但即便是住了院，报销时说你这也不合格，那也超出规定，结果合作医疗肥了部分医院。

政府的政策一天一天好了，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往往给“贪污”了。一些干部不让农民知道国家的政策，不让农民知道它的“好处”。

“村干部是个‘硬坎’。”蔚然在书中写道。在蔚然看来，不少的村干部素质差，是“花钱上去”，不是真正按村民自治法选举上去的，贪污、强势，外姓村民不想投却不敢不投他的票。

在内蒙古，蔚然遇到一个大学生村官受到乡干部的威胁：“再给我捅娄子，我找人把你‘做’了！”

和地、县、乡镇干部经常打交道，蔚然归纳了地方和基层官员做官的三种心态：一个是为“前途”，一个是为“钱途”，第三种是为亲朋好友。

每个村都有“驻村干部”，拿着国家的薪酬，有些“驻村干部”却“连个屁都不敢放”。“驻”几年之后，有的找关系提上去当个“副镇长”什么的走人；升迁无望的，混个公务员，种自己的地，打打麻将。

蔚然发现，国家的扶贫政策是“撒胡椒面”，由上而下，扶贫方式已经不能真正进入农村。他在重庆了解当地“扶贫牛”政策，当地以种植柑橘为主，却给了一家一头牛，村干部上面给什么要什么，当地农民没养过牛，每家不得不花费一个劳动力专门跟着牛，啥事也做不成，就有农民故意把牛推下山崖摔死了，牛肉吃了，牛皮卖了。而按政府的想象，牛生牛犊，牛犊再下小牛，如此循环，致富美梦不难成真，但政府忘记了制约条件。

蔚然还感到焦虑的是“土地之死”，化肥过度使用致使土壤板结，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中投放了占世界34%的化肥。农业总产量是拼命靠化肥在维持。

蔚然最近写了个呼吁设立研究和保护草原的“副部级”草原研究院，来管理和协调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的牧区草原。官员为了考核的经济指标，增加“牛羊存栏头数”，往往强迫老百姓过度放牧，加上鼠患，每年都把草原“翻个底朝天”。这种“政绩观”加速着草原的恶化。

在11个省份的农村走访中蔚然看到，伴随着农村的贫穷和破败，城市化无序的发展，乡村文化被快速毁灭了。乡村的文化特色用城市文化是无法代替的，不光是物质“脱贫”，还有一个精神层面，“吃饱了才有皮影、秦腔”。

西方国家的乡村也在衰败中，但衰败的速度很慢。蔚然想让中国的官员懂得，不要因为“单一经济利益”，驱赶得中国乡村过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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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通渭县马营镇黄家渠村老人冯富的老伴年近八旬，为了生计每日要跪在地里去干农活才能勉强度日，常年劳作导致她的双腿已不能直起，膝盖上的绑腿满是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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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沿河县，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爷爷奶奶一起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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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永胜县一位八十多岁的农妇靠捡破烂为生，儿子住同一个村，靠种地连养孩子都很难。老人一直独居，靠街坊邻居给的米饭或在镇上小餐馆拣的剩菜过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小小的年纪就背负起本不该让她来负担的生活重任
甘肃天水麦积区一位坐在路边剥玉米皮的老奶奶：

    我儿女不缺，就缺养活我的。你说他们不孝顺？不是，他们要是孝顺了我们，那他们的儿子、女儿们就要成了社会上的负担了。我们有口饭吃就能活，他们可不行啊，上学要钱，穿衣要钱，走路要钱，就是睡个觉也要钱（上高中住校）。现在儿女们的负担太重了。
安徽绩溪县瀛洲乡瀛洲村一位老人：

    我八十多岁了，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想着国家能给我们农村这些老人，有一个退休养老什么的，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年纪还要苦撑。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

　　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

　　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
　　
　　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
　　
　　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乏）
　　
　　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
　　
　　又有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
　　
　　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
　　
　　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
　　
　　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
　　
　　农村的这些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样。
　　
　　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
　　
　　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了，才1岁大。
　　
　　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药。
　　
　　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父亲说“这几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
　　
　　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
　　
　　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
　　
　　三、死亡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
　　
　　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关，
　　
　　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人。
　　
　　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
　　
　　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
　　
　　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
　　
　　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
　　
　　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那是谁的坟。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
　　
　　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
　　
　　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
　　
　　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
　　
　　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
　　
　　四、教育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