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起诉”中国人（资料）

　　这个社会的冷漠表现在哪些方面？表现在你不肯为正义，不肯为公正付出一丁点儿的代价。

　　康晓光有个四岁的女儿。每天出门前，他和女儿吻别的时候；或者是坐在办公桌前，看到墙上的女儿的时候；或是回到家里，女儿欢叫着扑到他怀里的时候，康晓光都会想起另外一个小女孩——李思怡。

　　李思怡已不在人世——她是饿死的。如果她还活着，像康晓光的女儿一样，也该四岁了。

　　每次想起小思怡，康晓光都会心如刀绞，眼中酸涩。“因为我特别喜欢我的小女儿，就容易被小思怡的事刺激，越想越生气，越想越难受，无法抑制。一整天，什么都干不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煎熬。”

　　去年11月，这位对中国贫困做了近20年研究的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终于去了成都，亲自调查李思怡死亡事件，之后，他写了《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起诉”所有的中国人。

　　康晓光自费印刷了3000册，免费赠人，赠送给被他认为是有“人情味”的人。康说：“我一直是在写一些非常冷峻的学术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写非常情绪化的东西。我就是为求一个解脱。”

　　“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惟一的生路。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没有人能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康越来越激动。

　　“一个网友说的话很好：‘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我生存的这个种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遭遇这样的方式死去。”

　　康晓光一直跟踪着李思怡事件的发展，他发现，人们对此事的关注点很狭隘，就是关注对警察责任的追究，就是把眼睛盯在警察身上，所有的谴责、愤怒也都是围绕着警察或李桂芳吸毒等，而对事件背后更多的或延伸出的东西探讨极少。

　　李思怡的遭遇使康晓光认识到，在反贫困领域，以及围绕着李思怡这一事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人们常常关注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有了钱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康晓光说：“在李思怡的这个案件中，不是没有保护她的法律和制度，例如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得也很具体，也不是没有相应的机构，民政部门、儿童福利院、居委会、共青团、妇联等等都有，她亲属、邻居也有，但是，在她需要这些的时候，这些却都没有用！制度失灵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冷漠，就是对穷人权利的歧视。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人味’了。”

　　康晓光说：“慢慢地，我明白了，为了能够问心无愧地自称为‘人’，为了能够平静地度过余生，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我将永无宁日！”

　　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你死于人心深处的冷 / 血早已冷酷面孔都已麻木 / 喝狼奶长大的人群 / 他们不知道那是罪过 / 灵魂失去痛感的人群 / 不知道生命的敬畏和怜悯 / 你死于这样的冷

　　——网友纪念诗文

　　2003年11月10日至15日的那几天，成都阴冷阴冷。北京学者康晓光，开始了被很多人戏称为“不务正业”的关于李思怡死亡事件的采访调查。

　　康是带着很多问题到成都的。这些问题包括：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他？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的死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康认为，李思怡的直系亲属首当其冲，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除了这些“传统的”责任主体之外，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种责任。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官方相关的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机构。

　　这些人和机构成了康晓光的调查对象。

　　康晓光在官场、学界、商界多有朋友，平时到哪里做个调查，都被敬为上宾，但在成都，学者康晓光却遭遇了平生另一种“体验”。用他的话说，成了“过街老鼠”，备受冷遇。他切实体验到了人心的冷。

　　这种症状并不局限于警察。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李思怡居住的九仟片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卖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康晓光都感受到了这种冷。在各种场合，康晓光都随机向人们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大多数人回答：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但更多的时候，康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事先没有联系，康晓光直接“闯进”了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这里与李思怡的家仅仅相距一个街区。听康晓光说明来意之后，喧闹的值班室里立即沉静下来。一位女警察，问康是干什么的，看了他的证件和介绍信就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地对她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再没人理他。

　　无论是李思怡的邻居，还是家委会、民政部门、派出所、共青团、妇联，他们一个最基本的感觉是：李思怡死亡的事件与他们没有关系。而在康晓光看来：“他们都是有责任的。”

　　康晓光在青白江区做调查时，为提高效率，他找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联系有关机构。这位朋友告诉康，李思怡事件影响很大、很恶劣，让青白江区丢尽了脸。他说，不用请示他就知道，他的领导不会同意他帮助康，无论是以组织的名义，还是以个人身份。如果他今天帮助了康，明天他百分百要下课。

　　康提出“最低要求”，请他带带路，朋友坚决地拒绝了。

　　康晓光说：“这个社会的冷漠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也是一种表现。表现在你不肯为正义，不肯为公正付出一丁点儿的代价。”

　　其实，挽救李思怡并不难

　　但愿小女骨，换得良知归；文明管社会，人道待“卑微”

　　——网友纪念诗文

　　在做过一番调查之后，九仟片区家委会主任王升平这个人，让康晓光感到非常“费解”。

　　王升平，六十多岁。李思怡的姥爷李茂林生前与王主任关系不错，王也很帮李茂林的忙。因为李桂芳经常偷她父亲的钱买毒品，李茂林每个月500多元的退休金，便由王主任来保管，让李桂芳每天取一次，每次不超过二十元。由于李茂林太老了，记性不好，记不住开支账目，于是王主任让老人或李桂芳取钱时签字，还会让旁人也签个字。

　　康晓光说，在李茂林活着的时候，家委会对李家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在李茂林去世后，家委会并没有给没有生活来源的李桂芳母女申请低保。康问为什么？王主任回答：因为李桂芳是吸毒人员。康问：李思怡不吸毒为什么也不给低保？王主任回答：孩子的钱也会被李桂芳拿去买毒品。

　　康晓光对王主任说：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家委会帮助李家母女申请低保，然后帮她们把钱管起来，例如每天只让李桂芳领上十块八块，这样孩子不至于挨饿，李桂芳也无法用低保金买毒品。王主任没有回答。康提醒王主任，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李茂林活着的时候，他本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帮助李家的。王主任也没有回答。

　　康晓光说，我发现，也许有这么一类街道干部，比较爱管闲事，也很热心，但是没有同情心。

　　康晓光说，只要人们多一些善心，也就不会有李思怡的悲剧。试想，如果警察王新、黄小兵多一点善心，多打一个电话或是路过李思怡家时停一下车，李思怡就不会死；如果李桂芳的姐姐多一点善心，收养李思怡，李思怡也不会死；如果邻居们多一点善心，多一点倾听，及时报警而不是等到尸体的臭味打扰了自己才去报警，李思怡也不会死；如果成钢厂社管科和家委会多一点善心，就会给李思怡母女低保，如果家委会再多一点善心，像帮助李茂林那样帮助李思怡，李思怡也不会死；如果儿童福利院多一点善心，收留李思怡，李思怡也不会死……

　　但是，这些假设都没有发生。

　　康晓光感叹，其实，挽救李思怡并不难，只要人们多一点善心。

　　康晓光

　　1963年2月生，辽宁沈阳人，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主要著述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NGO扶贫行为研究》等。

　　李思怡的死

　　李思怡死亡时，只有三岁。

　　妈妈李桂芳，单身母亲，结过一次婚。离婚不久就开始吸毒，曾被劳教一年半。其后李桂芳结交了一个男朋友，两人分手前，李桂芳怀了孕。不顾亲人和邻居的反对，李桂芳生下了孩子，取名李思怡。

　　最多的时候，李桂芳一天要吸两份，一年吸掉10多万元。离婚时分得的数目可观的财产被吸光后，李便“以贩养吸”。每次外出“找钱”时，李桂芳就把小思怡锁在家里。小思怡一个人呆在家里，等妈妈给她送吃的回来。有时饿极了，邻居可怜孩子，就会从窗口扔个馒头或面包给她。

　　2003年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约好去金堂县“找些钱”。那些天李思怡正在生病，躺在床上睡着了。李桂芳用绿毛线绳拴住主卧室的门，锁上房门出去了。

　　随后发生的事广为人知：李桂芳在金堂县一家超市偷了两瓶洗发水，被警察带回派出所，警察发现她是吸毒人员，便对其实行强制戒毒。李桂芳多次告诉警察家中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孩，但警方并未采取任何措施。

　　17天后，即6月21日的傍晚，李思怡的尸体被发现。尸体已高度腐烂。

　　尸检表明，李思怡死于饥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