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幽默――首倡 幽默文学 - msyang1271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林语堂的幽默――首倡“幽默文学”
林语堂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谈吐诙谐。1924年5月，他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西文中的“humour”译成“幽默”。“幽默”一词始见于《楚辞?九章?怀沙》，意为寂静无声。林语堂信手拈来，将它用得巧妙。
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和潘光旦等人发起创办的《论语》问世，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时尚，以至翌载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上世纪30年代前期，诚如鲁迅《一思而行》所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幽默文学在我国异军突起，虽然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但林语堂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林语堂将幽默视为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美学风格；他的《幽默》中，甚至认为：“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闲话林语堂
闲话林语堂
道理参透是幽默
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中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
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
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
补生平未读之书
――林语堂《行素集?杂说》
林语堂先生与鲁迅先生的相片给人的感觉颇不同。鲁迅先生目光犀利，如灵魂的猎者，甚有“绍兴师爷”看透了世故而为其作入木三分的刻画之感，让人肃然起敬。读了《野草，其“绝望之反抗”更让我想起尼采在《变时代遗稿》中的那句箴言――“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遭受排挤，压抑，甚至被人斥为哗众取宠而陷于孤独之中。”至于林语堂先生的相总是口叼烟斗，笑容盈面，仿佛看透尘世后莞尔一笑，眉宇间几分仙风道骨，让人总想聆听此智者一席话，以期茅塞顿开。
美国的安德森说：“他（林语堂）身融汇了东西方的智慧，只要将他的著作读上数页，谁也会觉得与高人雅士相接。智者之言，亲切有味，其思想合理中节，谦虚而宽容，开朗而友善，热情而明智，其风度，其气质，古之仁人不能过也。”
30年代，林语堂先生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以自我味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颇具影响。但“热心人冷眼看人生”在当时阶级对抗紧迫的气氛，不可避免的让人觉得“不合时宜”，并因此引起了左翼文坛的反向批评。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也告戒他小品文不要沦为“小摆设”。林语堂先生曾说：“我的著作不是写给现在人看的，而是写给几十年后的人看的。”颇有司?汤达在1930年《红与黑》出版时说：“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时的感觉，历史证明了《红与黑》的不朽，也证明了林语堂先生的睿智。
逝者如斯，林语堂先生已乘鹤归去，在许多现代人心灵满是楼宇隔绝起来的冷漠，物质发达而精神发麻，物欲人欲横流，有所谓社交网而无自我的时代，思索林语堂先生的某些理念更觉其睿智。
尼采说：“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中辨认出自己。”对于作家更是如此。林语堂所提倡的“性灵”承于袁中郎之“独抒性灵，不落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所以其文字真且诚，如其说：“性灵即自我”，有情有自我，故“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正如张潮在《幽梦影》所言：“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日落云飘，草木虫鱼皆有性灵，性灵至则如袁伯修所言：“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有自我自然且自在，先生智也，即“性灵解脱有文章。”
英国诗人布莱克之谓：“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堂；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更是永劫”概亦指此罢。
性灵既是文章主张亦是生活艺术。先生可谓“烟仙茶友”，“红炉石鼎烹团月，一碗和羹吸碧霞”，品美食，观山水，其文有“诗样的人生”，“以放浪者为理想人”如此艺术之名称；所著有《奇岛》这样奇书；所言有“到一世外桃源，暂作葛天遗民。”“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之语。其书《生活的艺术》风靡美国。
周作人先生也是颇得生活之法的人，从其五十自寿诗可见一斑：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他在《生活之艺术》中说：“生活不是很简单得事。动物的简易的生活是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的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此观之，林语堂先生深得生活之艺术，这倒可引起步调匆忙之现代人“面心思过”了，现代人太为生存奔波而忽视生活。
林语堂先生之另一提倡乃“幽默”，他在《会心的微笑》中说：“世事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一笑。”
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纵令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生活本有着悲剧的底色。先生以笑，以幽默透视人生，有庄子之：“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之风。
在林语堂先生眼中，孔子，庄子，陶潜，苏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萧伯纳等人无一不幽默，认为其大智慧也。他认为当人生智慧开启，真正明白了人生和生命的悲剧性，同时有从容而出之力时，才会有幽默产生，甚至说：“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来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的利，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论幽默》）”
其言或可商讨，但足见幽默在林语堂先生心中之重，其幽默态度，曹聚仁先生对“幽默”之诠释：“看穿了人生之悲剧，寄予无限同情，莞尔微笑，乃成为幽默。”或可得先生之心。
在人性复杂，道德凌乱，压力膨胀的人类的“至圣文明”黑洞中，超越“难得糊涂”而幽默人生，莞尔微笑，何尝不是至高的智慧。
“艺术家选择素材，这就是他的赞美方式。”尼采如是说。林语堂先生选择的赞美方式在乎“性灵”与“幽默”，素材根于自然法门与生活万态，可谓真且智，通灵而隽永，亦可让脱于生活，敌于自然而流于功利大唱文明者所汗颜。
摘先生《做文与做人》之语以窥其思：
“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林语堂先生思想之丰盈，为人之睿智，我自连冰山一角亦无所见，所感亦粗鄙，聊以表对先生之尊敬与思考，用其语作结并自勉：
“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中西文化的冲击与交融。推其首功，当数五四运动。新时期文化的开放，可以视作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但文化心理上的牵制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文化变革的畸形，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抚今思昔，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五四作家中对中西文化持不同取向的代表性人物朱自清与徐志摩，并试图通过对他们的人生与散文作品的分析，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变革时期的不同典型形态。
从两人青少年时期的履历，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一、各自家庭条件相差悬殊，一个清贫寒索，另一个富贵豪阔。二、他们在少年时期均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在青年时期则开始分道扬镳。朱自清进一步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然受到西方人文精神的感召，但其沦肌浃髓的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徐志摩则对西方的人文精神心感身受，使其放浪自在的情性更为发扬，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确立了“单纯信仰”，即“爱、自由和美”。尽管朱自清后来曾在欧洲游学一年，但由于其文化性格已经成型，一年欧游生活，作为一个文化旅人，开阔了他的文化视野，但只有身入而没有心入，故文化性格基本未变，与徐志摩浓郁的康桥文化情感不可同日而语。
朱自清不是纯粹传统的中国士人，但他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其中便包括人生观上的“气节”观，艺术观上的“风骨”学说。他为人“诚恳老实”、“和平中正”、“温和严峻”，是一个至情至真的有节操的“狷者”，是中国文化所认同的“最完善的人格”。他的性格与人生观，使他成为一个怀和风、守中气，坚持骨与节,qq头像，看重礼义、节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传统士人。
与朱自清的“浓而不烈，清而不淡”的文化色彩相对照的便是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的全盘西化的文化色彩。他虽出身于富贵温柔之乡，受宠幸，受溺爱，聪明伶俐，浪漫任性，但他不同于一般公子哥儿那样热衷玩乐，沉述于酒色，而是奋发自励、用功好学，有爱国之心，有济世之志。家庭优裕的经济基础保证他能够享受到国内最好的教育，并有机会出国留洋，赴美访欧，浸染于西方上层文化的氛围之中。他的文化性灵，童年期便得到了健康的教育，青少年时期更是雨露滋润。西方的人文精神顺应了他自在的天性，使中国传统的文化礼教对他未能构成约束，相反地却遭到他的蔑视与批判。他试图以爱、自由和美这三个花环组成自己艺术的人生。他对于爱有一种柏拉图所说的“神圣的疯狂”，疯狂地爱着艺术、爱着自然、爱着美人。徐志摩的思想、行为方式、艺术观点被“康桥文化”洋化了，像一个义无反顾地告别故乡、扬帆出海的血气方刚的游子，不依恋、不怀念自己的故土文化，自始至终没有浮现过后来余光中式的“大我的文化乡愁”，或许是因他过早地离开人世，年少不识愁滋味，未来得及完成对文化母体的回归。可他依然故我，像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在西化的道路上闯得更远。中国的散文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风格――这正是他对中国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朱自清是个忠厚诚实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徐志摩却是一个浪漫不羁的传统的叛逆者，西方向东方扩散的一个引火人 他们不只是在人生道路上显示了重大的差异，在散文艺术的审美上亦各呈异彩，成为五四文学中两朵文化取向迥异的散文奇葩。
朱自清的散文，是一个狷者的人格的写真，而他的文章的风格，则是中国美学温柔敦厚的表露。他的文风，温润柔婉、深沉宁静、清丽凝重，恰似一个蕴含深厚、空明清澄的绿水田。他以其“漂亮缜密的写法，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他用白话的新瓶，装的是传统美学风格的旧酒，因其具有民族文化的特色，而为广大中国读者所认同。因此，谈及五四时期散文，朱自清的文章，往往首先被提及，并且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许多人仍视其为美学风范，有的甚至认为是中国散文的正宗。朱自清的散文突出地体现了高洁中正的人格美，文章中常常闪耀着人格的光辉。其中有情怀的抒发，有托物寄寓，亦有与亲朋交往或重大政治事件的记叙。朱自清的文章，充满了温柔之情，显示了敦厚的人生。因而在气质上有一种东方古典的高雅素朴之美，从而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魅力。他的文章，常常是内心深处的独白，很少叙述故事，即使叙述也往往出于抒情的必要，而带着浓郁的抒情色彩。他显得矜持和深沉，说话很有节制，很有分寸。情感的流露是平缓的、抑制型的。他的文章是实实在在地作出来的，十分讲究文章的笔法，很注意文章的结构和剪辑。讲究见微知著，寄情寓意，注意对照烘托、起承转合、疏密有间、浓淡得宜等传统文章作法，做得含蓄深沉，使散文成为中庸、精巧、内向型的文化载体，与江南园林、昆曲、内画壶等构成一种相似的文化品格。中国散文虽然以其“散”有别于韵文，但是散中有律，形散神不散，千百年来形成一种规范和格式，它使散文成为精雕细镂的精品。朱氏散文，正是这种传统式的优秀继承者。他承受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雨露，聚而为精，在此道路上，后人恐怕很难超越。
把朱自清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散文放在一起进行观照，对比度十分清晰，反差很是明显。朱氏文章沉静和平，是一个“仁者乐山”的仁者之物；徐氏文章则灵动、奔放，正是“智者乐水”的智者之果。一个清丽淡雅；一个富丽浓艳。一个内向、拘泥，为人作文均严谨；一个外向、浪漫，人生与艺术中都充满了传奇。一个崇尚自然，尊重客观与群体，具有“天人感应”式的谐和；一个则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强调发扬个性自我，自然融于自我性灵之中。一个犹如日神深邃理智的沉吟，一个则是酒神激情奔放的疯魔……这几组对照，试用于朱自清与徐志摩的各自的文化性格，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当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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